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李自強

2021年12月18日，市民參觀位于江西省撫州市的王安石紀念館。當日是北宋時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和改革家王安石誕辰1000周年紀念日，撫州是王安石的家鄉。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對于後世來說，認識王安石，多是來源于“唐宋八大家”和他的政治家身份，而關于他對“道”的追求，了解的人就不是那麼多了。“修其心治其身，而後可以為政于天下”，一千年前，王安石說出這句話，指明一個官員必須具備“修、齊、治、平”的基本素質，也引出他自己關于“道”的思考。

“修其心治其身，而後可以為政于天下”，這一聖人之“道”影響中國千年，直到現在依舊讓為政之人陷入沉思。崔銘曆時七年時間撰寫、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安石傳》，對王安石一生各個階段的重要事迹與心路曆程進行了詳細叙述，既注重其政治事功、學術業績、文學創作，更注重其道德修養。閱讀這些故事，讀者更能深入認識王安石的思想、人格及其所處的時代；同時在對其思想精髓和為政之道進行延續發展、傳承升華過程中，走好屬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什麼樣的道才是“聖人之道”

公元1037年，17歲的王安石在每天放學後，不再像以前那樣呼朋引伴，睜着好奇的眼睛四處遊逛，而是獨自待在家裡，開始思索人生的問題。

“人生的價值究竟是什麼？如何才能跳脫碌碌終身而老無所歸的生命黑洞？……”

此時的王安石，正是确立人生目标、形成獨立人格的時期，經過父親和舅父的長期教導，已将古人的經典著作爛熟于心。在不舍晝夜的勤學苦思中，既有融會貫通的喜悅，也有難以把握的惶惑。無論是喜是惑，都激發王安石深入鑽研的決心。終于，他從苦悶中走出來：“時光飛逝，晝夜不息，應該追随稷、契之後，像他們一樣修養德性，建立自我。”

稷、契是堯舜時期的臣子，他們之所以能成為聖賢，就是因為道德修養非常深厚。王安石認為，在建立自我的基礎上，自然而然成就功名，是稷、契、伊、周等古代聖賢以德服人、德澤天下的奧妙所在。如果問學之初，“其道未足以為己，而其志已在于為人”，則可謂“謬用其心”。

《王安石傳》一書詳盡描述了王安石的心路曆程，表明他确立了超越世俗價值觀的人生目标，“用心于内，不求于外”。比如，他認為讀書的目的不是為了讓自己的文章寫得更漂亮，也不是為了将來的功名，而是領會到聖賢經典的内在價值，通過深研細讀，獲得立本、立大、務内的自我修養功夫，成就聖賢式人格，成為一個“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的大丈夫。

縱覽全書，作者認為對于“道”的追尋貫穿王安石的一生。他所謂的“道”，是指“内聖外王”的“聖人之道”，是先聖先賢身體力行并借助經典而傳諸後世的“道”。對于每一生命個體來說，需要通過對儒家經典的深研苦習，加以永不松懈、反求諸己的自我道德修養才能獲得。書中提到，王安石在送别摯友孫侔時說：“時然而然，衆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時下流行什麼，就認為什麼是對的，那是芸芸衆生；自己認為對，就堅持己見，隻要不是出于個人的私心，而是從聖人之道出發思考問題，那就是君子。

不管做官還是做學問，王安石對于“道”的追求始終不變。他認為，真正的君子，不是為了個人，既能于困厄中守道，也随時準備“得君行道”，讓儒學真粹的偉大力量彰顯于當世，使天下清明，風俗淳厚，百姓安居樂業。這既是他對朋友的殷切期許和熱情勉勵，也是對自己志向的真誠抒發。這又何嘗不是本書所要弘揚的為人處世的态度——“要做到進退‘不矜寵利，不憚誅責’，前提便是能知‘道’、得‘道’、守‘道’。”

立志的過程也是求“道”的過程

認清了“道”，如何才能實現？王安石認為，要想取得理想的結果，必須要“有志”“有力”“有物”。三者之中，尤以“有志”最為重要。具備堅定的志向，在此基礎上再輔之以艱苦的努力和一定的物質條件，就能獲得最終成功。

1045年，王安石與好友陳旭分别之際，作《送陳升之序》。這篇序可以說是一篇“人才論”。文章開篇即提出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值得思考的問題：為什麼一個優秀的士大夫，得到衆人贊譽，大家都認為他可以擔當重任，但是一旦真的被提拔重用，周圍的人往往又會對他失望？

王安石認為，人的才能有小有大，志向有遠有近。任小責輕時，隻要做到和顔悅色、謹慎守法，就可以說是仁德與道義都綽綽有餘的稱職官員。但擔當天下興亡大任的宰輔重臣，既要謹慎守法，還需具備高遠的志向、超凡的見識和非常之大才。因此，本書總結道：“選拔人才如果不着意于對‘才’和‘志’的深入考察與識别，知人善任，而隻關注有限職守中的表面現象，必然落得上下一齊失望的結果。”

不斷充實自己，力求名實相符，這是王安石對朋友的期望，也是他對自我的要求。公餘之暇，他從不散漫放任，而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讀書與深思。

孔子之後的儒者，王安石最推崇的是孟子和揚雄，這一點，在他《答王深甫書》中得以體現。“揚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揚子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成大器、做大人，是他的人生理想，也是他對一切有志之士的期望。

一個人若沒有志氣會怎樣？書中引用了方仲永的例子。“這個曾經令王安石既羨慕又不服的天才少年”，時隔多年，“已泯然衆人矣”。回想過往經曆，王安石寫下《傷仲永》一文，記錄“神童”變成“衆人”的故事，警醒世人：如果沒有志向、舍不得付出努力，哪怕天資穎異者，都會一事無成，天賦平平的常人，若不勤奮努力，其結果更是可想而知了。

立志的過程，也是求“道”的過程。王安石用方仲永的例子，給我們修煉自身提了個醒。修身和學習是一個道理，需要一輩子的堅守。“吃老本”總有吃沒的一天，“底子厚”總有用完的時候，“裝門面”總有敗露的時刻。若安于現狀、浮躁懶散，終會埋下“黔驢技窮”的隐患。

在為民中尋求治國大“道”

“風助亂雲陰更密，水争高岸氣尤雄。平時溝洫今多廢，下戶京囷久已空。肉食自嗟何所報，古人憂國願年豐。”王安石這首《苦雨》詩，寫于鄞縣（現浙江甯波）縣令任上。

為了興修水利，讓百姓免受旱災之苦，王安石跑遍全縣14個鄉。在《鄞縣經遊記》中，他以日記的形式詳細記錄了自己的行程：登上高山，看采石工人鑿石；乘船周遊，考察地形地貌；親臨開渠工地，檢查工程進展；深入村莊院落，宣講治水事宜。天剛放亮，已經踏上征途；夜已深沉，還在路上奔走……這篇200多字的短文，也許是最早的地方官員工作日志。雖然隻是簡約客觀記事，并無一句抒情和描寫，卻讓我們看到了一個不知疲憊、勤于政事的官員形象。如此克己奉公的官員，無論放在哪個時代，都很了不起。明代古文家茅坤感歎：“縣令如此，知非俗吏已。”

正當全縣上下齊心修河道時，天公不作美，開工沒多久便下起了大雨，好不容易等到雨停，積水還未清理幹淨，一場瓢潑大雨又傾瀉而下。百姓焦躁煩悶，王安石“亦夙夜以憂”。為了安撫大家情緒，王安石帶上祭品，與其他官員和百姓一起，誠心懇求上蒼關照。《苦雨》抒發的正是他當時心中的愁苦，但也充溢着心懷天下、心懷百姓的儒家情懷。

孔子曾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王安石所處的時代，曆經晚唐、五代之亂，天下斯文淪喪。雖然宋朝讀書習文蔚然成風，但“天下之士知為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因此，他認為，官員隻滿足于刀筆刑名之學，在自我修養和治國方略上沒有更高的期許和作為，一旦被委以重任，如何能開創太平盛世。

事實上，執政之道與做人之道一樣，是中國士人幾千年孜孜以求的大命題。先做人再做官，先修身再治國，先賢的思想影響着王安石，也影響到千年之後的今天。回過頭來看曆史，雖然“各州縣災害不斷，但老百姓并不十分害怕災害”，反而是“一旦官吏們在施行政令時處置不當”，百姓才真正陷入無望的恐懼之中。這也是《王安石傳》一書中表達的主旨之一：“士之欲施于政，未有不學而能者。”學什麼？正如王安石所說，“學”并非刀筆刑名之學，而是先内後外、由己及人的聖賢之學：“學所以修身也，身修則無不治矣。”

“道雖迩，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從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到王安石生活的宋代，及至21世紀的當下，無論社會怎麼變化，我們對“道”的求索始終沒有停歇。聖人之道、君子之德沉澱在每個中國人的精神血脈裡，發揮着潛移默化的道德引領、價值引領作用。在獨特而系統的中國傳統文化滋潤下，中華民族對“道”的堅守顯得厚重而務實，值得每一名黨員幹部在幹事創業中借鑒。這也是千年之後，我們重讀王安石的深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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