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九年，王羲之與群賢會于會稽山陰，興緻高昂之際趁着酒興，創作出了“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曲水流觞”“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我們從《蘭亭序》的原文當中，就可以看出王羲之在紹興的日子有多惬意。但是在這惬意與滿足的背後，卻早已經暗藏他晚年的禍端。因為他少邀請了一個人——王述。
當時王述因喪母丁憂，不得不暫時罷官，王羲之才有機會前往浙江紹興任會稽内史。王羲之當初也對這份工作相當滿意，史書記載他“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
王羲之《草訣百韻歌》
王羲之的家族琅琊王氏，在當時與司馬氏共分天下，王述出于太原王氏，所以王羲之對王述并沒有過多的重視，隻是象征性地前往王述家吊唁了一次王述的母親。
王述相信王羲之一定會再去，所以一直翹首以盼，每次聽到迎客的号角聲，都會囑咐下人打掃庭院以做接待，可惜一直都沒能等來王羲之。這件事在王述心中一直是一個心結。後來王羲之組織會稽山陰的蘭亭集會，邀請的四十一個人的名單中，也沒有王述的名字，這讓王述徹底懷恨在心。
王羲之《奉橘帖》
不想王述三年守孝期滿，直接被升任為揚州刺史，後又任骠騎大将軍，成了王羲之的頂頭上司，好日子到頭的王羲之，隻能前往父母墓前發誓辭官歸隐。
許多人都認為，王羲之“書聖”地位的确立，應該要感謝唐太宗的推崇，以至在大唐無人不學王羲之，殊不知打鐵還需自身硬。
和衆多辭官歸隐的人一樣，王羲之晚年辭官以後，帶着家人過起了修書編史的清淨日子，書法也在退休期間大為精進。
根據孫過庭《書譜》記載，王羲之晚年：“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平和，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
王羲之《快雪時晴帖》
《蘭亭序》的創作連王羲之本人也難以複刻，屬于在酒興的特定加持下的神作，到了晚年，王羲之才達到自己的創作巅峰，達到風規自遠的境界，徹底地坐穩“書聖”的寶座。
王羲之有一件行書《平安何如奉橘帖》，由《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三帖共同組成，這三件作品都是他晚年寫給親友的信劄，乃是随手所作，而其風格不激不厲，相較于之前的作品更顯平和淡然。
米芾所說的：“又有唐右軍帖，雙鈎蠟摹，末後一帖，是‘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指的就是其中的《奉橘帖》。
人們隻能對王羲之的晚年匆匆做結——因與骠騎将軍王述不和，稱病辭官，在金庭養老，直至去世。隻有留下的墨迹，在千年間光芒從未消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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