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說：天下禍亂源于禮。明初大儒宋濂反駁說：晉朝之亂源于老氏。

宋濂是誰？他是明朝的“開國文臣之首（朱元章語）”。作為《元史》的總裁官，他認為：晉朝之所以發生禍亂，根源在于老莊玄學。

他在《諸子辯·老子》文中說：老子之學滅聖絕賢，動搖了儒家之本，而盡呈末流之弊，緻使文人士大夫們“有‘虛玄長而晉室亂’之言。老子立言之時，哪裡會想到自己的言論，會導緻後世‘其禍若斯之慘也。嗚呼！’”

宋濂的“虛玄長而晉室亂”引自隋朝另一位大儒王通的《文中子》。王通又是何人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字經》談到的“五子”：五子者，有荀揚，文中子，及老莊。三字經把荀子、揚雄、文中子（王通，字文中）和老子、莊子一起，稱為“五子（《三字經》的作者是南宋末年人，朱熹後學。揚雄，劉禹錫《陋室銘》有“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之說，子雲就是揚雄的字）”。

王通家世顯赫，遠祖以來，累世為北朝大員，其父王隆，曾是隋朝開皇初年國子博士待诏，弟弟王績、孫子王勃等，都是初唐著名文人，門生都是将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王圭，魏征，陳叔達，薛收等。

但是，宋濂為了批判老子，隻引用了王通的半句話。而王通的整句話是：“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

王通說得很清楚，崇尚玄虛之學而導緻晉王朝的禍亂，這不是老子莊子的罪過，這就像“《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是一樣的。

那麼，王通認為天下之亂的禍根在哪呢？

東漢魏晉南北朝，直至兩宋之前，是玄學大興時期，也是儒佛道三教争衡碰撞的思想動蕩時期，傳統儒學的正統地位受到嚴重威脅，儒家思想本身經過“經學”的長期繁瑣解讀，也出現陳舊和僵化的現象。

理學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産生的，明代學術是宋明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代大儒，明代“開國文臣之首”的宋濂，當然以“聖教”為立身為官之道，以二程、朱學為宗，凡是儒家學說之外的，通常被列入異端邪說。

魏晉玄學以《易經》來協調老子與孔子的思想，兩宋是繼漢代之後又一個“易學”發展的高峰期。邵雍說“老子得易之體，孔子得易之用”。邵雍為了推崇《周易》而把兩位先賢的學術理論硬生生地歸于一個源頭。

那麼，老子的“易之用”是什麼呢？朱熹說老子的“易之用”就是“‘将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朱子語類·老氏）”。

老子的句式是“将要如何，必定本來如何”，比如“将欲翕之，必固張之”，就是将要收斂的，必定之前是張揚的”，比如花卉将要凋零之前，肯定是盛開過；将要取走的，必定是之前給予的。這是老子通過對自然現象的總結，揭示出來的“柔弱勝剛強”的道理，老子說這個道理叫作“微明”，即：将要發生變化的些微征兆，因此他告誡侯王：柔弱無為勝過剛強的暴力統治。

然而由于先入為主、各取所需的原因，除了《老子想爾注》、憨山大師、李涵虛等少數人按照“将要如何必定之前如何”的方向理解外，其餘從韓非子《喻老》、河上公《道德真經注》，到令狐德棻的《周書》，直至今日，通常都是按照“想要如何，必須姑且先如何”的權詐思路來理解。百度一下，500多萬條解讀，幾乎無一不是這一錯誤思路。

老子是“将要如何，之前必定如何”，世人理解為“想要如何，必定要險如何”

朱熹隻是其中之一。

這樣的權謀化解讀是預設立場，如同朱熹，認為老氏之學“其學者多流于術數”，比如法家的申韓之徒、兵家之徒等等。

可惜後人不辨真僞，人雲亦雲，想給老子正名，卻不得其解而不能自圓其說。

老子處處以聖人的“無為”思想來規範侯王，聖人是：“我愚人之心也”，是“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能為”，是“弗為而成”，那裡是耍陰謀詭計的“有為”？他隻借助天地萬物運行的自然現象，來揭示出聖人之道的“微明”特征，讓侯王“知其雄，守其雌”，行不言之教，居無為之事。而絕不會教侯王搞陰謀權詐之術。

劉笑敢教授評價朱熹：不是能力問題，而是門戶之見。

作為程朱理學的傳人，宋濂将晉代的禍亂歸罪于“虛玄長”，就是說魏晉崇尚玄談，才導緻了“晉室亂”的。作為曆史學家，宋濂選擇性忽略了這樣的事實：東漢末年黨锢之争，迫使知識精英跳出“修齊治平”的傳統思維方式，開始對宇宙、社會、人生進行哲學反思，試圖在正統的儒家信仰發生嚴重危機的情況之下，重新尋找新的精神家園。

玄學不屬于老莊之學，這是從它的發起者和注解者主流群體來确定的，把玄學作為老莊之學是錯誤的，至少是不準确的。

玄學的出現，首先是儒家對僵化了的經學的一次修正與完善，所謂“以自然之生機, 變教條為适時”即此意。不僅如此, 玄學還擴展了儒學的本體論内容, 增進了儒學的思辨性, 為儒學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兩宋理學的創立提供了先機與資糧。

縱觀玄學發展的800年，它的起落榮辱，始終掌握在儒學精英的手裡（南北朝後期是佛教為主）, 因此準确地說，玄學是儒家的玄學，或者說是以儒解老為主，以佛解老為輔，三教磨合發展的一種文化現象。

所以才有“朱熹思想裡的自然主義是被玄學所加工改造過的道家自然觀”這一說法（秦家懿）, 所以黑格爾把儒家稱為“自然宗教”。

曆史上傳統儒學經曆了荀子、董仲舒的前兩次融會貫通地改造，又經過800年玄風洗禮，加上700年理學的深遠影響，二千多年來, 儒學就是通過諸如此類的不斷修正和補充, 來應付各種沖擊, 從而始終占據着中國社會思想的主導地位。

包括朱熹在内的兩宋思想家，幾乎沒有不受三教合流思想影響的，朱熹對老子也不是一味地否定，隻要符合“聖教”的，他還是勇于承認的，比如他在回答學生問“老子說‘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為何孔子還要問禮于？”

朱熹回答說：老子做過周王室柱下史，對于禮當然是通曉的，所以能給孔子說得如此好。隻是他說禮最好不用，用了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禮運》就說“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便是老子這個意思。

相對于韓愈、石開、司馬光、宋濂等人，朱熹還算比較開明的。

所以，玄學、理學的影響既深且廣，時下不受玄學和理學影響的人少之又少。因此在理解老子思想時，很難不打上玄學和理學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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