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07 月 31 日

來源：《咬文嚼字》雜志

作者：魏雨

從五四時期到1955年，白話文中的結構助詞de，大抵有四種寫法：的、底、地、得。這四種寫法，應當說大體上是有分工的，但分工并不明确，并不嚴格，也沒有“深入人心”。我們隻要比較一下大家尊為“語言大師”的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在那幾十年裡所寫的作品，就不難發現，de的寫法沒有公認的可以遵循的标準。

1956年，教育部正式推行《暫拟漢語教學語法系統》（以下簡稱《暫拟》），中學語文課開始重視語法教學。大凡1956年至1986年這三十年間的中學生都知道，“的”是定語的标記，“地”是狀語的标記，“得”是補語的标記。但這一說法1984年出現變化。1984年經教育部批準，《中學教學語法系統提要（試用）》（以下簡稱《提要》）公布。《提要》是在《暫拟》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修訂的内容之一便是把結構助詞“的”和“地”合二為一，都寫成“的”。這項重大的變動，經過幾年的醞釀，終于在1987年的中小學語文課本中正式推行。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關方面又提出“一綱多本”（統一的教學大綱，多種多樣的課本）的口号。當時全國有影響的中小學語文課本超過十套。其中有的講一點語法，有的“淡化語法”；有的繼續貫徹“的”和“地”合二為一，有的根本避而不談。其結果是，在全國範圍内，尤其是在青少年中，“的”和“地”的使用比較亂，讓人不好把握。

以上是“的”“地”使用情況的一個簡單回顧。實際上，幾次變動都是事出有因的。《暫拟》規定“定語後用‘的’，狀語後用‘地’，補語前用‘得’”，看似标準明确劃一，可是執行起來問題多多，矛盾多多。幾年後，第一個建議将結構助詞“的”和“地”合二為一，一律寫作“的”的，是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呂先生在1965年的中華函授學校“語文學習講座”中就提出了“的”“地”合并的主張（參見商務印書館《語文學習講座叢書》）。1981年，他又在《語文學習》第3期上重申這個主張。為什麼要合二為一？主要理由有兩個。第一，是為了幫助解決中小學語文教學中的一個小而頑固的問題。什麼地方要用“的”，什麼地方要用“地”，學生弄不清，常常用錯，學生頭痛，老師更頭痛。如果兩者合一，這個矛盾随之解決。第二，呂先生認為“的”和“地”的分工是從“五四”開始的，主要是由于翻譯上的需要。而在漢語裡，“的”和“地”并沒有區别意義的作用，那麼文字上也就沒有必要加以區分。

一石激起千層浪。從1980年到1984年，也就是在反思《暫拟》、拟訂《提要》、頒布《提要》的過程中，《語文學習》《中學語文教學》以及《北京晚報》等報刊都曾先後發表文章，熱烈地讨論呂先生的倡議。當時，贊成合并的人很多。不過，反對合并的人也不少。比如《語文學習》1982年第5期有一篇文章，列舉了若幹語言實例，證明“的”和“地”确實有區别意義的作用；并且指出，分工是漢語書面語言發展的客觀需要，若将二者合二為一，則是一種倒退。這種觀點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同時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鑒于語文學界存在着不同的意見，《提要》采取了慎重而靈活的态度。在《提要》的末尾，加了一個“注”：這裡不區分“的”“地”，都用“的”。過去曾經不分，并未引起混亂，而通行的分寫辦法在教學上不無困難，事實上也确有疑難情況，所以根據許多教師的建議，提倡不分。但是目前報刊文章和許多著作中大都是分寫的（雖然分得不妥當的屢見不鮮），因此不作硬性規定，願意分寫的盡管分寫，隻要分得對就行（定語用“的”，狀語用“地”）。

《提要》的“注”告訴我們：①提倡不分；②願意分寫的盡管分寫，分寫的标準是——定語用“的”，狀語用“地”。然而，人們要問：定語用“的”，狀語用“地”，這個标準靠得住嗎？狀語有兩類：動詞前邊的狀語，帶de的話，大都用“地”；形容詞前邊的狀語，帶de的話，卻未必用“地”。在現今的書面語言中，“狀語＋de＋形容詞”當中的de，寫“的”與寫“地”，勢均力敵，尚未“約定俗成”，成為一統。比如“天也是這樣de黑，也是這樣de冷”，其中兩個de，大概不能說非用“地”不可，也不能說非用“的”不可吧？即使“狀語＋de＋動詞”當中的de，也不是個個都得寫成“地”的。比如：“他真地來了。”“總地說來，今年的物價穩中有降。”乍一看，完全符合狀語用“地”的要求，可是多數人都會感到很不習慣，隻有把“真地”改為“真的”，“總地”改為“總的”才合适。

綜上所述，筆者建議相關部門應考慮語言習慣，歸納出更有科學性、可行性的“的”“地”用法。

責任編輯：楊娜

轉發:孫燕

審核: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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