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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住親戚家寄人籬下的日子

作家和普通人通過寫陪護日記，記錄下父母的最後時光 當陪護日記寫作成了一種風尚

本報記者 路豔霞

這是2018年國家統計局的一組數據，截至2018年，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為2.49億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17.9%。随着老齡社會的到來，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衰老、疾病和死亡已愈發不容回避。近來，一批陪護父母日記也開始在圖書市場、網上、新媒體密集出現，引發人們的關注，構成一個特别的文化現象。

一本陪護日記竟賣了近萬冊

聶曉華最近多了一個作家身份，因為《生别離：陪伴母親日記》這本書，她已接受了好幾家媒體的專訪。這本書也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收獲了驚喜，不到兩個月就賣了近萬冊，遠遠超過預期。

2001年，聶曉華的母親被診斷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症。病情從最開始的健忘，發展到失去行走、進食、意識等能力，最終變成“植物人”，身體煎熬，意識遠離。作為女兒的聶曉華陪伴在側，目睹母親生命漸漸逝去，堅持15年寫日記，記錄下這個漫長的過程。

“手持母親的診斷書，書中那位‘恍惚的人’在我腦海中複蘇了。”聶曉華說，她在上大學時曾經看過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寫的小說《恍惚的人》，出門走失、不知饑飽、塗抹大便、更有啃食亡人遺骨的古怪行為……這些書中的細節刹那間和母親的病情聯系在了一起，讓她不知所措。

逐漸安定下心情，2002年初，聶曉華決定寫日記。“記日記并非因為我勤奮，實在是因為似乎隻有這樣堅持記錄，才能讓我從無助的絕望中跳出來，拉開自己和苦難的距離，保持心靈上的一點點平靜。”她說，每當感到苦惱、無助和無處可訴時，便提起筆，寫一段陪伴母親日記，将痛苦塗抹在紙上，心靈也因此獲得一些解脫。

除了留下陪護日記，還有豐富的經驗和思考被留存。聶曉華對病患家屬建議道：“不要辭職照顧媽媽，一定要給自己留存空間，工作沖淡了糾結和痛苦，是一種喘息。”同時她更遺憾地表示，關于臨終關懷、關于阿爾茨海默症這類讀物國内還是太少，沒有普及這類知識，事到臨頭就會驚慌失措，就會焦慮無助，而有了足夠準備，情形就會不同，“比如病中的媽媽說，我懷孕了，我結婚了，就要順着她說，如果逆着她，病情發展就會更嚴重。”

聶曉華沒想到，她寫下的陪護母親日記，引起了衆多素不相識讀者的強烈共鳴。讀者張沒空說：“書中病情發展的很多節點，走失、話多、失語、失能，還有差點要了命的褥瘡等等，我都很熟悉，清晰得像昨天。”

寫陪護日記已成一種文化現象

近年來，多位作家都以陪護日記等形式，記錄下與親人相處的最後時光，引發讀者對生命、對親情的思考。對普通人而言，寫下父母陪護日記更是蔚然成風。近來，在微信個人公衆号、微博、博客、豆瓣上都有大量的日記出現。寫陪護日記，俨然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

作家劉慶邦《我就是我母親——陪護母親日記》今年4月榮獲“孫犁散文獎”雙年獎。回顧這本書的來曆，劉慶邦仍忍不住傷感落淚，“我是從母親生病那天起開始記日記的，初衷是記錄母親每天的病情變化和治療情況，以利于更盡心地照顧母親，讓母親早日恢複健康。”他說，他一再跟自家兄弟說，一定要照顧好母親，是為了母親，也是為了自己，免得日後後悔。他在日記裡寫下的種種細節，至今令他傷心得看不下去，“我帶母親下樓去吃早點，母親喝了一碗八寶粥，吃一個茶葉蛋和一根油條。弟弟用保溫桶給母親送來了豆腐腦。”劉慶邦說，寫陪護日記，是對自己最好的規約，會時刻提醒自己，照顧母親要耐下心來。“我每天記日記，覺得心安很多，但也從未想過要發表。”出版社的編輯卻認為這些文字打破寫作邊界，還濃縮着作者的思考，值得出版。

最近，幾位作家的新書都是圍繞陪護父母的主題。将近3年前，作家張曼娟90歲高齡的老父罹患急症，她奔波在心髒科、精神科、泌尿科、骨科、牙科、神經内科、消化科，陪伴着父母候診，其中年大考也在父母相繼患病引發的生活全方位失序中轟然而至。同所有面臨如此關口的中年人一般，她也墜入睡眠障礙、精神衰弱、身體透支與意志消沉的漩渦中。

張曼娟用文字走出了傷痛，她一點一點拼湊出陪伴并承擔父母老病的意義，寫下一系列“照顧着老去的父母，才真正理解人生”專欄。這些文字最近以《我輩中人》之名出版，作者的經曆和觀點，得到了讀者的認同。

更多的普通人同樣選擇用文字來記錄這些不平常的時刻。網友“皓月藍空”通過博客寫下了父親陪護日記，他在日記中寫道：“老爸的脾氣一如既往地壞，看到賬單上的數字噌噌往上漲，不顧别人感受就口無遮攔地發牢騷，搞得弟弟和媽媽既難過又難堪。”“lmy2898”在豆瓣寫下陪伴父親最後日子的日記，引來讀者紛紛留言，“沒敢一直看下去，心裡好難受。抱抱親愛的，希望時間能沖淡你的痛。”

寫陪護日記重在質樸避免刻意

對于更多的人選擇寫陪護日記，劉慶邦特别贊賞，“寫這類日記提醒我們要保護孝心、善良之心。”他認為，在傷感的情形下，動一動手寫日記，也是自己從感性到理性的過程，能緩解痛苦、撫慰哀傷。同時，将這些文字留下來，更能喚醒我們的情感記憶。

資深心理咨詢師王豔梅說，“在面對痛苦時，我們給大家的建議就是寫情緒日記，将痛苦情緒表達出來，寫陪護日記本身就是有療愈作用的好做法。”在她看來，這段日子被很好記錄下來，過了很多年再回顧，仿佛父母還在，這樣和父母的聯接會更深。“我們其實都會經曆生老病死，接納死亡是人最艱難、最重要的課題。而陪護日記是很好的形式，不僅疏解自己的痛苦，同時也促使我們不斷思考如何面對死亡和接受死亡。”在王豔梅看來，作者在陪護中獲得的經驗，對讀者同樣有借鑒意義，因此日記寫得越細緻、越專業，就越會對更多的人帶來幫助。

“我要走了，她戀戀不舍。‘這就走啊，才來這麼一會兒就走啊，再坐一會兒吧。’她緊拉着我的手不願松開。”《别離：陪伴母親日記》責任編輯張小彩說，書中作者和母親的對話直白質樸，但正是這些質樸的文字數度讓編輯部同仁潸然淚下。而在總結這本書的特點時，她用到了“現場感、不說教、細節動人”這些詞彙。

在張小彩看來，陪護日記這類非虛構寫作，還是應該盡量避免刻意，因為過強的目的性和太多的“設計”會或多或少讓寫作失去自在、從容和情感的力量。她認為，值得注意的還有，寫陪護日記需要漫長的時間，在此過程中，疾病和生命本身或許可以不斷修正，并給寫作的人更多啟發，她建議這些也應該忠實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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