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首部反映掃黑除惡行動的電視劇，《掃黑風暴》可謂是火爆出圈，不但收視成績喜人，還獲得了觀衆們的一緻好評。

近些年來，掃黑題材逐漸成為各路導演的新寵，衆多影視作品相繼湧入大衆視野，讓我們對黑惡勢力有了更直觀的感受，對掃黑工作的意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對掃黑英雄的無私無畏有了更崇高的敬意。

這些影視作品大多改編自真實案件，比如操場埋屍案、海南黃鴻發案、孫小果案等等，而在現實中，這些黑惡勢力的罪行更加令人發指！

通過對縣城客觀情況的分析，并結合實際典型案例，我們一起揭秘縣城黑惡勢力的生存之道。

黑惡勢力是什麼？根據最高法等部門聯合印發的《關于辦理黑惡勢力犯罪案件若幹問題的指導意見》，黑惡勢力應同時具備《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五款規定的四個特征：組織特征、經濟特征、行為特征、危害性特征。

概括來講，就是一個具有一定經濟實力且架構穩定的組織，通過暴力威脅等手段非法獲取經濟利益，并在一定行業或區域内具有重大影響力，對經濟社會秩序造成了嚴重破壞。

黑惡勢力是如何産生的？人類是社會學動物，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種種規則約束之下，這些規則包括強制性的法律、普适性的道德、特定的習俗慣例等等。

有些規則是公開的、主流的，這構成了我們基本的社會秩序，還有些規則是隐秘的、另類的，主導着特殊區域或行業的運行，比如傳統武術、藝術、技術的師承，比如部分農村地區的宗親管理等等。兩類規則自古有之，相互印證平衡，共同維系着社會的正常運轉。

當我們以法律為網對以上規則予以過濾時，雜糅于主流社會的黑暗勢力才會顯現出來。有那麼極少數人，不願意遵守主流規則通過辛勤工作以實現個人價值，反而妄圖利用各種潛規則走捷徑攫取利益，當這些潛規則突破法律紅線時，犯罪也就産生了。

很多犯罪活動無法獨自完成，為了實現利益最大化，部分罪犯基于共同目的形成了嚴密組織，或在一個區域内直接采用暴力手段奪取他人利益，或在一個行業裡采用威脅手段排除競争者，進而擁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并實現暴力與獲利的不斷循環，直至形成黑惡勢力。

為了使循環更加隐蔽和持久，黑惡勢力往往還會利用公開注冊的公司當作合法化外衣，并通過賄賂利害機關工作人員尋求庇護，當實力膨脹至極時，其首腦人物甚至得以獲取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顯赫身份，實現社會地位的躍升。

而當黑惡勢力發展到此種程度時，就形成了普通民衆極難打破的完整閉環，隻能寄希望于上層的遏制與打擊。

黑惡勢力的生成與發展，離不開人性中的貪婪與對暴力的恐懼。這兩種人性質素是極難消除的，這也導緻了打擊黑惡勢力并非一蹴而就之事，舊的黑惡勢力消滅了，新的黑惡勢力又興起。

根據社會學家的研究成果，黑惡勢力的成長周期大約在七年左右，他們也會經曆隐蔽到張揚、弱小到強大、警惕到放松、瘋狂到死亡的各種階段曆程。

縣域是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也是同時容納城鄉差異的最小行政區域。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比較特殊，是計劃經濟時期農業哺育重工業政策下的産物。

城鄉差異不僅僅體現在空間上的行政劃分，也體現于經濟發展水平與社會治理模式。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不斷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但城鄉二元結構的破除是一項複雜艱巨的長期任務，需要體制機制上的改革與資源分配格局的調整，極難立見成效。

縣城是縣域城鎮化的主要載體，是城鄉二元結構的紐帶，是溝通農業與二三産業的橋梁。縣城是承接工業生産發展的主體平台，是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首要選擇，也是為農村農民提供公共服務的重要基地。

對于一個縣域而言，縣城就是其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形形色色的人物于此彙集，各種各樣的利益于此交融，工業文化與鄉土情懷于此碰撞。

一方面，一定的産業基礎、完備的司法資源與較高的文化水平，讓縣城整體上擁有較好的法律氛圍和社會秩序；另一方面，狹小的縣城區域、匮乏的公共場所與較少的人口數量，将本就具有農村宗族姻親關系的城區居民更加緊密的聯系在一起。

所以，縣城也成為法律與人情交織的江湖。

法律人情交織的社會生态，使黑惡勢力更容易錨定縣城的精英階層，進而整體嵌入主流社會吸取養分。

1967年社會心理學家米爾格倫提出了“六度分離”理論，但在縣城的熟人社會中，或許不需要如此複雜。

由于産業規模與經濟水平的限制，一個縣城能提供的就業崗位十分有限，而且其薪資待遇也不甚理想，這也導緻了産業工人與服務業經營者也以本地人為主，因為他們從生活成本等方面具備很大優勢。

總而言之，縣城的社會關系高度地方化，請托現象十分普遍。這就使縣城黑惡勢力的組建的成本降低，且不會受到格外關注。

以邊緣掩護核心，是縣城黑惡勢力生存的第一要務。随着法律日趨完善，縣城黑惡勢力的整體組織結構也相應變化，但其領導核心的内涵并未實質改變。

以往的黑惡勢力大多是垂直權力結構，通過嚴格的組織紀律和所謂“江湖義氣”來實現層層控制，但此種結構存在一定的風險：底層人員的落網會給整個組織帶來風險。所以，如今黑惡勢力的組織結構也作出了相應的調整，整體呈現出内緊外松的形态。

在縣城裡，一個黑惡勢力的核心成員往往具有相當程度的互信基礎，這種互信源于其本身的親密關系，或是同宗同族，或是親戚發小，或是校友同學，甚至兼具以上關系。

這部分核心成員通過開辦公司披上合法外衣，以股權分紅等形式結成榮辱與共的利益共同體，并掌握勢力内部的基本财源與核心機密。

這些核心領導層輕易不再直接參與具體的犯罪活動，而是通過背後遙控指揮雇傭來的社會閑散人員完成，這些閑散人員時聚時散，以達成用組織邊緣松散形态來掩護組織嚴密核心。

比如福建省漳浦縣“阿澤團隊”、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縣吳新醜等團夥都曾利用小恩小惠籠絡未成年人作為外圍成員，不但指使他們從事犯罪活動，甚至還要求他們在關鍵時刻頂罪。

逐步淡化暴力色彩，不斷漂白首腦身份，是縣城黑惡勢力長期生存的重要保證。縣城黑惡勢力的犯罪活動在不同成長時期存在不同表現。

在黑惡勢力發展初期，他們往往采用大量的直接暴力犯罪以獲得原始資本的積累，并在此過程中取得一定區域内某些行業的排他性話語權。

比如吉林省的何昆霖團夥在初期為了取得在松江河的強勢地位，就多次通過暴力打擊滕軍等其他團夥立威立名，又為了獲取經濟利益，暴力威脅外地開發商李某強行在房地場行業中分一杯羹。

在黑惡勢力發展成熟階段，尤其是具備一定經濟實力後，其手段不再那麼直接粗暴，會更多采用一些“軟暴力”來實現自身目的。

比如滋擾糾纏、跟蹤拍照、語言威脅、聚衆造勢等等，這些軟暴力的作用目标從被侵害人的身體轉向了心理，使他們在強大心理壓力面前不得不向黑惡實力作出妥協讓步。總的來說，這些“軟暴力”更為隐蔽，給後期辦案取證造成了一定的困擾。

但需要說明的是，這些“軟暴力”仍然具有暴力色彩，且在黑惡勢力的暴力手段廣為人知後更具威懾效果。何昆霖團夥在成熟期後，就經常采用此類手段，比如用“打假”的名義滋擾、排擠其他同行，以獲取其在服裝行業某種程度上的壟斷。

此外，為了實現利益最大化，并使其犯罪活動更加隐秘，黑惡勢力的首腦人物還會不斷“漂白”，比如何昆霖後期通過長江商學院進修、慈善捐款等手段獲取一定的政治光環來掩護自身罪行。

漂白後的黑惡勢力會借助各種資源騙取銀行貸款以擴充經濟實力，甚至會騙取一些光輝的頭銜以提高自身社會地位，進而擴大團夥的影響力。

黑惡勢力頑固狡詐，具有極強的反複性，稍有放松就很可能死灰複燃，很難徹底清除幹淨。但黑惡勢力不僅會破壞正常的社會秩序和生産活動，還極易滋生腐敗，甚至會侵蝕基層政權，一定程度上影響黨和政府的公信力，對人民群衆的獲得感和滿意度形成巨大威脅。

因此，鏟除黑惡勢力不僅關乎安定的社會環境，也關乎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建設，掃黑除惡勢在必行，需久久為功。

“推動掃黑除惡常态化”已寫入十四五規劃，可見掃黑除惡專項鬥争取得全面勝利後，對黑惡勢力的高壓态勢和有效震懾依然存在。掃黑除惡是社會治理領域中的一項重要命題，需要各方攜手與共，在指導綱領下齊心合力，打造系統性的工作機制。

其一，把行業整治與掃黑除惡聯系起來，斬斷黑惡勢力的肮髒觸手；

其二，把基層組織建設與掃黑除惡聯系起來，壓縮黑惡勢力的生存空間；

其三，把加強宣傳與嚴厲懲處聯系起來，一方面使法制觀念深入人心，發動群衆積極檢舉，另一方面堅持露頭就打，堅決打消黑惡勢力成長可能性；

其四，要把反腐倡廉與掃黑除惡聯系起來，加強公職人員的日常教育，嚴格落實各項工作紀律，阻斷黑惡勢力的合流擴大；

其五，把常态工作與專項督查聯系起來，健全相關責任考核體系，強化掃黑除惡實際工作開展的監督考核。

随着我國現代化社會治理體系的不斷完善，黨委、政府、社會與公衆的溝通渠道會更加順暢，聯系會更加緊密。我們有理由相信常态化的掃黑除惡會落實落細，不斷消除黑惡勢力的滋生根源和成長空間，從而對其形成有效的遏制機制。

在這種态勢下，縣城黑惡勢力的生存之道必定被逐個堵死，徹底消失在人民群衆的視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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