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發展到今天，已然成為了人們生活的必需品，在生活許多場景裡大放異彩。可最早作為書寫工具的它，不僅不是書寫的第一選擇，還屢屢被人嫌棄。

1、“上廁所都嫌”

紙是誰發明的？很多人可能會說“蔡倫”，可事實上經過一系列的考古發現，人們修正了這個說法：東漢蔡倫隻是改良了造紙術，讓紙變得更容易書寫。

緻使這一轉變出現的原因是建國後，不少專家學者在中國多個地方發現類似于“紙”，且年代在西漢的“絲麻纖維文物”。

1957年，西安灞橋一家磚瓦工廠，挖出了一個陶罐，陶罐中有一面古銅鏡和一團絲麻裹成的“布塊”，古銅鏡花紋奇特，明顯帶着“老氣”，“布塊”其貌不揚，讓人覺得可能隻是擦拭鏡子的抹布。

後來，一個人将“布塊”帶回家，将它扯成小片後用玻璃夾起來放在陽光下，剔透的玻璃中，“布塊”有明顯的纖維絲，且有着像是字迹的花紋，這讓他大膽地猜測這個布塊很有可能是紙的雛形！

這塊布團後來被稱作“灞橋紙”，後續的時間中，該地區再也沒有出土過類似的“紙”，可在中國整個西北地區，許多類似于灞橋紙的“布團”被發現。

由于它們經檢測年代都處于西漢時期附近，它們有了一個共同的名字“西漢古紙”。

改革開放後，國家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對“西漢古紙”的研究提上日程。

西漢不是沒有出土書寫承載工具，竹簡、木闆、絲綢、布帛都曾充當過“紙張”，其中，尤以布帛與紙最接近，都離不開植物纖維。

東漢紙工藝開始成熟後，紙雖然主料還是植物纖維，但紙的植物纖維已經變得短小，成紙更加細膩，與布帛有明顯的差别，可“西漢古紙”纖維粗大，且明顯沒有經曆“打漿”的步驟，成紙粗糙且松散，與布帛無限接近。

整體來看，像是把植物打碎、壓薄以後，無數根長長的纖維絲拼接在一起，“紙腩松弛，紙面粗糙，厚薄相差懸殊”，與其說是紙，更像是“纖維堆積物”。

松散的結構，别說寫字後保存，寫完後移動都怕是會散掉，還不如用布帛、竹簡，甚至上廁所都不具備實用性，怎麼讓人信服這是紙。

因此，有人還猜測，灞橋紙或許真隻是一塊抹布，被古鏡長達千年的擠壓，形成了紙态，總之否定觀念劍指“西漢古紙”不是真正的紙，隻是時間造成的誤會。

2、确鑿證據，西漢真的有紙

反對派另外一個有力證據就是出土文物，如果西漢存在技藝不成熟的紙，那小概率是不在民間流傳，且比較珍貴，導緻隻有王公貴族可能用得起。

這是基于事實的推測，在民間，普通人民有造價更低、更方便獲得的竹簡，不可棄簡從奢，選用多道工序制成的不成熟的紙，隻可能是王公貴族有閑、有錢折騰這“試驗型”。

可灞橋紙出生的那個陶罐，事後考古帶在周圍探查過，并沒有大墓的痕迹，那陶罐就像是一個民間遺落的财貨那麼普通。

另外，不論是西漢馬王堆墓亦或者是海昏侯墓，出土的書籍多以竹簡、布帛形态出現，根本沒有“西漢古紙”的痕迹，雁過留痕，“西漢古紙”卻一直在該出現的曆史位置中缺失，這簡直就是它不存在的鐵證。

但沒過多久，西漢古紙就找到了反駁的決定性證據。

在高倍顯微鏡下，這些古紙的纖維長度在1-2厘米，而正常麻線的長度在15-25厘米，這意味着古紙在制作中是經過人為裁切的，且分布均勻，擺布有序，證明人為參與了制作。

另外，經過進一步分析，古紙上找到了舂搗、打漿及抄造的工序，這一切說明，古紙真的是被人制造出來的。

至于反對派的問題，答案也随之浮出水面——西漢古紙不是沒有，隻是技藝太“菜”，連陪葬的資格都沒有。

1、一直在進步

東漢以前，“紙”還不是紙，《後漢書》中記載“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缣帛者謂之為紙”，“缣帛”意思是按書寫需要裁好的絲織品。

當時寫東西就兩種選擇，要麼用書簡，要麼就用缣帛，可“缣貴而簡重”，哪一種都不是書寫工具。

而前朝發展過的“新紙”此時依舊方興為艾，不僅在民間沒有大規模普及，在宮中、朝廷中更是鮮有人聽聞。

不過，沒有人聽說，不代表不發展，造紙一直存在，且一些工匠的技藝一定是在小範圍内得到了認可。

2、歪打正着的救星

之所以信誓旦旦地說造紙沒有被荒廢，是因為蔡倫。

蔡倫，封建制度嚴重被迫害者，十幾歲就入宮當了宦官，因為善于鑽營，在後宮鬥争中不僅沒有莫名其妙的死亡，還站對了隊，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熬死了兩代皇帝，成功在漢和帝即位時，當上了高級宦官，連國家大事的決策都可以摻和。

在這個位置上，蔡倫充分發揮了他的聰明才智，不搶風頭，深得聖眷，永元九年，皇帝親政後，委以重任，“加位尚方令”管刀劍、軍械制造。

古代刀劍、軍械事關重大，在臣子家中發現就是謀反大罪，曆任尚方令，非皇帝心腹不當任。蔡倫領任可見其深受帝王器重。

不過蔡倫，顯然沒把軍械制造當回事，他的心思全用在了讨好後宮妃子以及皇帝身上。作為一名資深宦官，他太清楚自己的職業定位，也明白自己在軍械制造上玩不出花，于是決定利用尚方令制造之便，投帝、後、妃所好以鞏固自己的地位。

皇上自不必說，蔡倫要做的就是下注皇後，永元十四年，鄧绶被立為皇後。

前皇後為永元八年所立的陰皇後，“後少聰慧，善書藝”，因與陰麗華有親戚關系，很早就被選入宮中，且靠着書法、聰慧，“有殊寵”。

但同年開國功臣鄧禹孫女、陰氏表妹鄧绶入宮，更為機敏的她，家世不遜陰氏，又模仿陰氏苦練書法吸引皇帝，很快就奪來了皇帝的寵愛。

蔡倫此時見局勢不明，一直明哲保身，從未輕舉妄動。

直到陰氏妒火中燒，行巫蠱之術被廢，鄧绶被立為皇後之後，蔡倫才開始行動。

鄧绶為坐穩“人設”，“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後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蔡倫投其所好，召天下造紙巧匠，齊聚少府，為鄧後制造更好的書寫用具。

如果西漢時，造紙技術一直停滞不前，蔡倫此舉無異于空中造樓閣，即使是做出來了，也很有可能是改良版缣帛。

可真實曆史中，蔡倫如有神助。

“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作紙”，蔡倫十餘歲便入得宮中，久居高位，造紙時卻用民間粗陋之物，偏偏這些東西又是造紙的正确方向，蔡倫所做與他身份在史書中有着巨大割裂，解釋這種割裂的答案隻有一個，蔡倫隻能算作“冠名”，真正出力的是那些能工巧匠，且這些人原本就有了研究，才讓造紙那麼順遂。

1、蔡侯紙

前人之路，加上國家動員力量，難有不成之理，無數工匠不計所耗，順利做出了與缣帛有巨大區别的紙張，且這紙比之缣帛更适宜書寫。

“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鹹稱‘蔡侯紙’。”

有人說元興元年，蔡倫呈上新紙後，皇帝稱贊，自此天下不再使用竹簡、缣帛等落後的書寫載體，而是都開始使用蔡侯紙，可迄今為止，也沒有考古發現作證這種說法。

據野史流傳，鄧绶得了蔡侯紙以後，命令宮中人将所有典籍謄寫紙上，大為稱贊曹侯紙。可不知是蔡侯紙技藝不成熟，産量不高，亦或是保存不便，這種說法沒有文物支持。

并且通過發掘三國時期吳國墓出土的大量書簡，可以知道三國時期，人們最推崇的書籍方式，恐怕還是竹簡。

但這并不代表蔡侯造紙存疑，《東觀漢記》成書于東漢，上面明确了蔡倫造紙的事實，隻是在曆史的長河中，人類丢失了紙張大行其道的具體時期。

2、洛陽紙貴和平複帖

紙張什麼時候開始變為主流的書寫工具？誰也說不出具體的時間，但兩個重要的史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大概區間。

我們都聽過“洛陽紙貴”這個成語，如果蔡侯造紙後，“紙”的官方說法正式從缣帛變為我們現在認知中的紙張，那麼“洛陽紙貴”這個說法就成為了紙張開始流行的有力證據。

根據古往今來人們的考證，“洛陽紙貴”原本是記叙左思書寫《三都賦》後的盛況。

左思大約生于公元250年，此時正值三國末期，《三都賦》歌詠的是都城，而史載左思去往洛陽的時間，應該在公元272年前後，自己的妹妹被選入宮，自己跟随去往洛陽當差。

因此《三都賦》應該成于公元272年前後，“紙貴”也差不多是這個時期。

巧合的是，一件文物也證實了這個說法。

《平複帖》，中國最早的曆史名人真迹，作于一張麻紙上，作者陸機，吳國人，書寫内容是給一位友人的問候信。

問候對象不明，因此成書時間也不明。根據内容“寇亂之際”，後人推測成書時間應該在西晉開啟統一大業和“八王之亂”中二選其一。

根據進一步考證，如今更傾向于前者。這與左思的《三都賦》時間上差不多一樣。

但無論成書于何時，結合陸機，吳國重臣陸遜之後以及入晉任職的身份，即使這份信隻是一張簡簡單單的麻紙，也說明紙張或許尚未在平民之中普及。

兩者結合，紙張從西漢的摸索發展，到東漢蔡倫的“冠名”後變為可實用的書寫工具，或許後來再到了三國末西晉初，紙張才開始成為權貴書寫的主流選擇。

一步一腳印，看似簡單的紙到今天，我們真的難以從史書的隻言片語中猜測，有多少人付出了窮盡一生的努力，才讓它從嫌棄到權貴書桌，又是多少人的犧牲和努力，它才從權貴書桌上下來，“飛入尋常百姓家”，成為簡單的一張紙。

1、《“西漢紙”質疑》

2、《後漢書》

3、《東觀漢記》

4、《尋根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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