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玫瑰的花語——猶豫。

影片《聖誕玫瑰》以一起備受争議的性侵案為題切入，講述了雙腿患有殘疾的鋼琴老師李靜指控在接受身體檢查的時候遭到了男醫生周文瑄的侵犯，而周文瑄則堅稱自己是無辜的，接手案件的檢控官陳志天與周文瑄的辯護律師薛肇文之間也由此展開了一場沒有硝煙的博弈。

“聖誕玫瑰”本是一種珍貴的草藥，通常生長在冬季，喜愛陰涼的生長環境，其本身具有極高的藥用價值但同時也含有劇毒。

影片中的鋼琴老師李靜在很大程度上成為“聖誕玫瑰”所指渉的形象替代。身為鋼琴老師的李靜外表溫和，雖然雙腿殘疾，但依舊依靠自己的能力供養自己，成為一個至少在外界看來獨立且堅強的女性形象。

但身為被遺棄的孩子，李靜的人格缺陷則更多地被暴露與顯現了出來，從小被父親性侵，而母親面對李靜的求救則是熟視無睹，更在事件之後将李靜送去了孤兒院，導緻在逃脫的過程中發生了車禍，全身癱瘓。

在自身的鍛煉與鼓勵之下，李靜逐漸恢複了上半身的行動能力，抱着對下半身恢複行動能力的美好期待，卻沒想被直接被醫生告知不可能。抱着對生活的絕望與親情的冷漠，扭曲與自閉逐漸占據了李靜的生活。

單從這點看來，李靜一方面成為自己的“聖誕玫瑰”，成為自己的解藥，這股力量支撐着李靜克服生理性障礙恢複上半身的行動能力，而原生家庭的傷害卻一如“聖誕玫瑰”的毒性，擊碎李靜對恢複正常生活的期待。

而與醫生周文瑄的相遇使得李靜平淡而絕望的生活泛起了漣漪，但已有家室的周文瑄對待李靜也僅是停留在對弱勢群體的關懷以及出于對女性的同情。

周文瑄的醫生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聖誕玫瑰”的另一層寓意所指，醫生的身份設置與“聖誕玫瑰”的藥用價值相吻合，但其對李靜的特殊關懷與錯誤引導卻也在最大程度上激發的“聖誕玫瑰”的毒性，不恰當的醫患關系與對弱勢群體的區别對待使得患有情感缺陷的李靜錯把同情當成愛，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李靜的“黑化”，并緻使了之後“性侵犯”的誤會。

而至于一直為李靜作以辯護的檢控官陳志天，同樣因為特殊的家庭原因，從小目睹了父親在處理類似案件時的簡單化處理，緻使最終女性受害者迫于輿論壓力跳樓身亡。

因此在面對李靜的案件之時，陳志天出于本能地将李靜歸于弱勢群體，而并非将案件的關鍵放在被告是否有罪的審判重點，因此，在陳志天的審判過程中情感的因素大于法理的真實。

“玫瑰”成為貫穿影片始終的特殊意向。區别于“聖誕玫瑰”可能潛在的陰暗與緻毒性，這裡所指的“玫瑰”更多意義上是女性對于幸福與情感的渴望。

檢控官陳志天的太太想在婚禮上彈奏鋼琴曲《聖誕玫瑰》，僅僅是因為丈夫喜歡，而李靜将玫瑰最為寄托自己情思的外在工作，成為他表露愛、傳達愛的工具。

在李靜狹小的房間牆壁上貼滿了手工折疊的紙玫瑰與世界各地的明星片，這些外在的物品在李靜的世界中被賦予了區别于常人的含義，是雙腿癱瘓的她對生活最後的期待，也稱寄予紙玫瑰能夠帶給她所渴望的親情與愛情。

當面對溫柔貼心的周文瑄，李靜稱道：“這是我唯一一次的愛，都不能給我嗎？”因此她在贈予周醫生的紙玫瑰中寫滿了甜蜜而溫柔的情話，也試圖在例行的身體檢查中滿足期待身體期待已久的欲望。

但周醫生的拒絕使得再次感受到被抛棄的李靜變得憤怒與絕望，便試圖用“性侵犯”的罪名迫使周醫生承認與自己的關系。

而當檢控官陳志天幫助自己打官司之時，李靜的情感則發生了細微的轉變，她将代表自己情感的“紙玫瑰”再次贈送給了陳志天，并關心地問道陳志天将“紙玫瑰”放在了哪裡。

很多時候，由“紙玫瑰”所替代的李靜的情感并非是真正意義上的愛，隻是從小所遭遇的原生家庭的傷害使得李靜的情感帶有一種原罪的意味，她所需要的并非是男女之間單一而純粹的愛情，更大程度上是源自對生活情感的缺失所導緻的情感缺失。

而也正是利用人性的弱點，習慣性地将女性視為此類案件中的弱勢群體，自以為是正常的情感索取，但卻未曾想到已經對案件所牽扯到的所有人帶來了不可磨滅的傷害。而自己也在獲得愛與被愛的道路上愈走愈遠。

“謊話說的太久了，就會變成事實。”影片結尾處，藏在心底的傷疤再次被揭起，李靜面對抛棄自己的母親以近乎憤怒的絕望将事情的真相說了出來，并将憎恨與嘶吼般的情感宣洩留給了在場的所有人。

借由影片題目的隐喻講述影片所蘊含的深刻主題，在彰顯導演女性細膩視角的同時，所折射出的現實問題也同樣不容忽視，對弱勢群體的關懷與愛護理應建立在系統而完備的法律體制上，而絕非是被個人情感所衍生出的情緒所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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