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轼的“日啖荔支三百顆”恐怕是惠州客家音的“一啖荔枝三把火”。

宋代文豪蘇轼一生的官場生涯跌宕起伏。但是他自從首次貶官黃州後，思想覺悟有了很大提高，之後碰到了挫折，再不像“烏太詩案”那次緊張得誠惶誠恐，而是豁達大度，“一蓑風雨任平生” 。他五十九歲的那一年（1094） ，遇到了人生的第二道坎兒，因為貶斥先朝的罪名而被貶官英州（今廣東英德），不過人還沒到英州，接着又被貶到惠州。在惠州，蘇轼居住了兩年半的光景後，又一下子被貶到了儋州（今屬海南）。當時的嶺南地區可不像而今這般發達，海南島更是荒蠻之地，倘若别的文人貶到了這裡，大約就會像柳宗元那樣“共來百越文身地” ，“海天愁思正茫茫”了。蘇轼卻不然，到惠州，他說“日啖荔支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 ；去海南，他說“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 ！對别人是貶谪苦海，對他來說卻是一次享受美食和勝景的人生旅遊。

惠州山水

蘇轼的達觀徹悟，姑置别論，此處隻想說說他的《食荔支二首》（其二）：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支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這首詩前有個小序：“惠州太守東堂，祠故相陳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植荔支一株，郡人謂将軍枝。今風大熟，賞啖之馀，下逮吏卒，其高不可緻者，縱猿取之。”由此可知詩是在惠州寫的，（古人作詩詞多用地名作用地标）。人稱“嶺南第一山”的羅浮山下，四季如春，“盧橘” 、楊梅樹接連結出了果實。隻要每天吃上三百棵荔枝，我願意常住此地，作一個嶺南人。記得初讀這首詩時，既為蘇轼的樂觀精神所感動，又對“荔枝”這種水果産生了好奇心——嶺南竟有此等令人垂涎的美味！

惠州鎮隆荔枝

來到嶺南後，品嘗荔枝簡直是太容易的事了。甜香可口倒是不假，隻不過因為吃得過量，唇邊不幸起了些小疱。還沒吃到一天三百顆的程度呀！莫非老天爺待人有差别，蘇轼是文豪，所以可以讓他敞開肚子來吃；而我等凡夫俗子隻能淺嘗辄止？好心的本地人告訴我，荔枝所含的天然葡萄糖特别多，對補血健肺很有益處，但是，吃過了量卻容易使肝火妄動，體溫亢進，尤其是體弱多病的人，多吃荔枝，會導緻腹脹肚痛的所謂“中毒” 。惠州民間一直有句俗語，叫作“一啖荔枝三把火” ，意思是說荔枝吃多了會上火。他的普通話方音很重，“一啖荔枝三把火”叫人聽得非常耳熟。同蘇轼的詩句“日啖荔枝三百顆” ，連忙請他用惠州話把惠州這句俗語及蘇轼的詩句反複說了幾遍，可憐北方人，幾乎聽不出什麼差别來。于是，蘇轼的這句名言不能不令人産生了懷疑。

蘇轼是四川人，講的話屬于北方方言區。他初次來到嶺南的落腳地是惠州，來嶺南之前，他的足迹全部在嶺北，他聽得懂惠州方言嗎？而今距蘇轼貶谪惠州雖然有一千餘年，但惠州的方言似乎沒有太大的變化，其中至今保留着普通話裡已經消失的入聲便是明證。詩歌用語當然可以誇張，但是蘇轼為什麼偏偏說“三百顆” ？我很疑心他把“三把火”誤聽成發音相似的“三百顆”了 。不要以為大學問家句句都是事實，此老為人頗為自信，行文寫詩又喜歡“想當然”。當年他考試作文，寫了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 ，考官梅聖俞大加賞識，隻是對文中“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的出典不甚了然。事後詢問蘇轼時，蘇轼回答道：“想當然耳。” 《食荔支二首》（其二）中的“盧橘”也是蘇轼的一個“想當然耳” 。他在很多詩都寫到了“盧橘” ，朋友問他何謂“盧橘” ，他說“枇杷是矣。”朋友又問他：“何以驗之?”他說：“事見相如賦。”不少宋、明人都對蘇轼稱“枇杷”為“盧橘”提出了糾正，如陶宗儀《辍耕錄》就說：“世人多用‘盧橘’以稱‘枇杷’，按司馬相如《遊獵賦》（當為《上林賦》）雲：‘盧橘夏熟，黃甘橙榛，枇杷木橪柿’，夫‘盧橘’與‘枇杷’并列，則‘盧橘’非枇杷明矣!”“盧橘”到底是什麼，明人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給了答案：“金橘，釋名金柑、盧橘、夏橘、山橘、給客橙。此橘生時青盧色，黃熟則如金。故有金橘、盧橘、夏橘、山橘、給客橙。此橘生時青盧色，黃熟則如金。故有金橘、盧橘之名。黑色也。”“盧”字是黑色的意思，李時珍解釋了金橘為什麼又叫“盧橘”，而枇杷的成熟過程則隻是從綠色到金黃。不過，經過文豪蘇轼這麼一“想當然”，五嶺内外的人也都跟着“權威”以訛傳訛，訛來訛去甚至“訛”到了英國法國，那裡的枇杷都是十八世紀從中國引進的，名稱的音譯便仿照了“盧橘”。

惠州西湖

蘇轼寫《食荔支》詩如此随意揮灑，有理由讓人疑心他是聽錯了惠州話，把當地人勸他吃荔枝别過量的好心提醒，誤聽成教他每日吃上“三百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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