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喜是個好人，他是我的“貴人”，誰要是說見喜不好，或者欺侮他，我恨不得撲上去跟他打。

算卦先生說，我有“貴人接引”之命。現在回想起來，我這一生确實是遇到過不少“貴人”的。每當身處危難或陷入困境之時，總能遇上一些好人，或指點迷津，或伸手相助牽引我拔出泥淖去做另外的事，從而使我的命運發生着變化。孫見喜就是我所遇到的衆多的“貴人”之一。

在我三十六歲那年，我寫了一個戲，是根據平凹的小說改編的《天狗》，由商州市文工團排演準備上省彙演，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自認為戲還不錯，在商州小城連演八場而不衰，至今仍有人念念不忘地惦記。然而戲的成敗，大半的功夫在戲外，咱這人不善玩弄政治權術，也不善在那些主事的領導間穿梭交際，終因地區劇團也有争着上省的劇目，《天狗》便被人從中暗算了。戲因未翻過秦嶺而夭折，但那年我卻喜得一女，因在《天狗》彩排時落草，作曲家李中民為其取小名“二狗”。這樣，我便一下子成了四口之家的台柱。妻子的工資不能如數按時發，一家人僅靠我那幾百元的工資度日。

暑假時，那娘們三人蝸居在西安城北藥王洞我那鴿籠般的小樓裡，小鳥兒一樣爬在陽台，等着我騎一輛破自行車來來回回地銜食。說來也蹊跷，我回到省藝術館上班，單位正蓋大樓，人隻能從腳手架下出人，别人整天上班都沒事，遇我下班路過，一塊磁磚從高高的腳手架掉下來砸在頭上，當即從自行車上摔下暈倒，送到醫院縫了八針。就在我倒黴透頂而狼狽不堪的時候，我騎着自行車，用一頂破草帽遮住頭上的傷疤，竄到了王家巷孫見喜的家中。見喜見我一副落魄潦倒的樣子，唏噓寒喧一陣，就突然說，你去寫報告文學吧，先掙點錢養家糊口。于是，第二天就領着我到榴花賓館找到一個叫張東升的陝北朋友，此人以前也是文學青年，曾是某報記者，改革開放後，便義無反顧地沖到了沿海，觀念大為改變，我便跟着人家幹起了有償文字營生，從此渡過了難關。

再就是四十六歲這年，我回商洛辦了三年工廠，賠得一塌糊塗，還欠下一屁股債，正困在家一籌莫展的時候，突然接到了孫見喜的電話，說是一個叫袁西安的朋友在北京有一家公司，正缺人手，問我願不願去，我當然求之不得，于是第二天便和西安兄開車闖進了北京，并在此安營紮寨，繼而做起了“京漂”。

從三十六歲到四十六歲，相隔十年，遇上見喜兄這兩次大的“接引”，我的命運軌迹便由此而延伸開去了。

我說孫見喜是好人，并非因為他隻對我好，西安文化界的商洛人，都喜歡在他家聚攏，不少人都得到過他的幫助或接濟。他待人和善，樂善好施，即便自己再困難，也能想着他人，總會毫不吝惜也不失時機地把一些好事或機遇傳遞給他人。所以就有朋友戲谑地說他是“自己溝門子流生血，還忙着替别人治痔瘡”。這話雖不雅，說此話的自命清高者也可能有睥睨之意，但卻從另一個側面道出了見喜兄為人的本質。

是的，回想見喜兄也挺命苦的。自與前妻離異，留下一雙女兒，再婚又添一子，負擔沉重不說，後妻又遭車禍，五六年間跟一個近乎植物人的妻相濡以沫，此間父親患癌直到亡故，一副藥幾百元每月從西安捎回好幾次，父親剛斂，母親又從樓上摔下來折了腿，他百般行孝，無微不至……　他的小說、散文本寫得非常有特色，但為了替賈平凹負責，替文學負責，替曆史負責，花十幾年功夫跟蹤和撰寫《賈平凹之謎》和《鬼才賈平凹》、〈賈平凹前傳（三卷）〉，細想，這個商州張村王家坨的男人，大半生已過，卻多半是為他人活了。

說起孫見喜，我總是心存感激。曾做過我的校長和老師的餘秋雨，在他的《霜冷長河》裡說過：“人生有兩種情份是無法償還的，一是子女對于父母，二是學生對于老師。”這話十分準确，但我以為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你所遇到的“貴人”。那些提攜、救助、幫助過你的人，有些是終生也難以報答的，是無法償還的。

其實，每個人一生都被人幫助過，而自己也肯定幫助過别人，對于幫你的人，你心存感激；對于你幫的人，你無所企求，這大概就是好人了。否則，人家會說你是：“白眼狼”或狼心狗肺，因為在這個問題上，是最能反映一個人品質的。

作者簡介：

何丹萌，陝西省洛南縣古城鎮人。上海戲劇學院戲文系畢業，現為陝西省藝術館研究館員，中國作協會員，陝西劇協會員。1980年開始發表小說、散文、詩歌等作品。出版有散文集《有了苦不要說》《将就屋筆記》《冬月流水》等；傳記文學《賈平凹透視》《見證賈平凹》。戲劇作品有：話劇《火燒寨》（合作）；山歌劇《雞窩窪人家》、花鼓山歌劇《天狗》；五集實景花鼓山歌電視劇《天狗》。其中山歌劇《雞窩窪人家》1985年即獲文化部農村戲劇創作獎；戲劇論文《戲曲的困境與突圍》獲陝西省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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