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活于社會中，首先要解決的是人的定位與價值的問題，這也是哲學家們孜孜以求的問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本質、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構成了人生哲學的基本問題，而人的本質更是人生哲學的關鍵。解決了這些，人才有安身立命的可能。因此，人性問題這是古今中外人生哲學的核心。

人的本質其實就是人性的問題。中國人生哲學史上，關于人性的理論很多。有儒家的性善論，有道家的性自然論，有性無善無惡論，更有法家的性自私論。但相對說來，中國人生哲學中的人性論無非兩條，性善論與性惡論或者說是性自私論。這是儒家與法家的根本區别。

儒家的創始人孔子認為“性相近，習相遠”。他并沒有界定人性的善與惡，但他指出人性是相近的，可以随着外界環境的影響而發生改變，因此他希望用“仁者愛人”與“禮”即秩序來統一人性，最終實現人人向善的目的。

儒家亞聖孟子則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性善論，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統治者要用恻隐之心推恩于人而實施“仁政”與“王道”的理想。孟子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明确提出“性善論”并進行系統論述的哲學家。

孟子說：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人天然地擁有恻隐之心等四種心，并與“仁義禮智”等四種美好的道德相對應。孟子指出，人做善事不是受到别人的指令或影響，而是我内心的要求，所以行善不難，隻需要聽從内心的聲音就可以了。因此孟子認為隻要我們保持善心并推而廣之就能做好人行善事。

問題是，孟子的性善論在戰國時期顯得是那麼的虛僞蒼白無力，連他也不大相信，他曾經痛心疾首地指出“春秋無義戰”，他看到了統治者們“率獸食人”的血淋林的現實。

戰國時期的哲學就是強權政治——大魚吃小魚的吞并和陰謀詭計的算計；戰國時期的規則就是打破一切規則的潛規則；戰國時期的秩序就是沒有秩序——大國憑借強力吃掉小國，諸侯憑借陰謀殺掉君主，兒子憑借對權力的欲望殺掉父親。

如同韓非子一針見血地指出的那樣，“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争于氣力”。這是一個強權的時代，是一個陰謀和殺戮共存的時代，在刀光血影裡人性的善在哪裡呢？

先秦儒家的最後一位大師、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首先開始懷疑人性是否為善的問題。相較于孔子的溫情脈脈與孟子的理想主義，荀子是一個冷靜的現實主義者，他強烈反對孟子的性善論，并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性惡論。

他說人性是惡的，所謂的善都是僞善，都是裝出來的。人性之所以是惡，是因為“人莫生而不欲”，人人都有欲望，欲望是人生中惡的根源與根本動力，因為人天然地“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欲望讓人發生争奪與殘殺。因此，欲望是人性惡的根源。

雖然荀子反對孟子的性善論，但他與孟子一樣，認為人是可以向善的。他說“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可化也”，通過後天的禮義法度與教化，人可以改惡從善。因此，無論是孟子的性善還是荀子的性惡，其實都是人可以向善的理論。

但人真的可以向善嗎？壞人真的可以變好嗎？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子表示懷疑與絕望。韓非子口吃嚴重，但文筆與思想卻極為深刻。他集成了前期法家商鞅、申不害、慎道的法術勢思想為一體，成為戰國後期最偉大的法家思想家與政治家。

韓非子的法家思想是建立在對社會世相深刻的觀察與對人性的深入骨髓的把握上的。他無情地揭開了儒家性善、向善的溫情脈脈的假象，深刻地指出人性的本質——人并非通過大腦思考，也并非像孟子那樣認為的通過心來思考，人是用腸胃來思考的！也就是說，人是腸胃決定思考的動物，無腸胃則無人生。韓非子說，人的本質是人必須要吃飯，人必須要活着，而活着就要争奪資源，滿足腸胃的需要。

民以食為天是千古颠撲不破的真理，韓非子深刻地把握了人性。

韓非子說，人比不上動物，沒有毛禦寒，上不接天下不着地，隻能以中間的腸胃為根本，不吃飯就無法生存。因此人永遠無法消除欲利之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生理本能與欲望是一切欲望的根源。

欲望讓世界進步，也讓世界傾斜混亂與不平衡，人的欲望會産生邪心，而動亂與災禍均由邪心而來。因此，一切争奪與厮殺，一切陰謀與算計，都是腸胃決定的。打從娘胎裡降生，人就帶着天然的惡與自私的基因。

人們總是喜歡說着善意的謊言，人們總是厭惡難聽的真話。

人們總是喜歡自我神聖化，人是萬物的尺度。

人們總不願意看見他不想要的事實，那就是人的自我矮化。

孟子的性善論是對人的自我神聖化。

韓非的性自私論是對人的自我矮化。

相對而言，孟子的性善論遠遠比不上韓非子的性自私論那樣深刻與現實。

因為性惡與自私論更切合實際，也更有實際價值。

腸胃決定大腦，你哄不好腸胃就哄不好你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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