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原名《周官》，是西漢景、武之際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征得的先秦古書之一。《周禮》是儒家經典，十三經之一。世傳為周公旦所著，但實際上可能是戰國時期歸納創作而成。

周禮

賈公彥《周禮正義序》載：《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秘而不傳；既出于山岩屋壁，複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

《周官》直到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府文獻才發現，并加以著錄。王莽時，因劉歆奏請，《周官》被列入學官，更名為《周禮》。東漢初，劉歆門人杜子春傳授《周禮》之學，一時注家蜂起，鄭玄序雲：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诂》。（《周禮注疏序》）到東漢末，經學大師鄭玄為之作注，《周禮》一躍而居三禮之首。

關于《周禮》的作者及其年代，曆代學者進行了長期的争論，如《四庫提要》所說：（《周禮》）于諸經之中，其出最晚，其真僞亦紛如聚訟，不可縷舉。古代名家大儒，近代梁啟超、胡适、顧颉剛、錢穆、錢玄同、郭沫若、徐複觀、杜國庠、楊向奎等著名學者，都介入這場大讨論，大緻有西周說、春秋說、戰國說、秦漢之際說、漢初說、王莽僞作說等六種說法。

一個重要的事實是：所有先秦文獻都沒有提到《周禮》一書。在先秦文獻中，較為集中地記載先秦官制的文獻是《尚書》的《周官》篇和《荀子》的《王制》篇。

但《尚書·周官》已亡佚，今有《古文尚書·周官》僅數百字而已。曾有人認為，《周禮》原名《周官》，應當就是《尚書》的《周官》篇。但可以肯定，《周禮》并非《尚書序》所提到的《周官》。賈公彥《周禮注疏序》引《漢書·馬融傳》載：鄭衆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有此《周官》也，此說失之矣；又引鄭玄序，也說是言蓋失之矣。鄭玄進而指出：《尚書》《盤庚》《康诰》《說命》《泰誓》之屬，今多者不過三千言，而《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又《書》之所作，據時事為辭，君臣相诰命之語，而《周禮》終始辭句，非《書》之類，難以屬之時有。《周禮注疏序》又引漢儒之說：然則《周禮》起于成帝、劉歆，而成于鄭玄，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這些材料其實已證明了《周禮》實非《尚書·周官》。

《荀子·王制》所記官制，大體可以反映戰國後期列國官制的發達程度，但其總共隻有七十多個官名，約為《周禮》的五分之一，而且沒有《周禮》那樣的六官體系。

此外，《春秋左傳》、《國語》中有不少職官記載，但沒有任何一國的官制與《周禮》相同。盡管從西周到西漢的每一個時期，都可以找到若幹與《周禮》相同的官名，但誰也無法指認出與《周禮》職官體系一緻的王朝或者諸侯國。另外還有《禮記》《儀禮》《孟子》等書也有許多關于官制的記載，但也都往往與《周禮》官制不同。故《四庫提要》引孫楚之說：《周禮》所載，建都之制不與《召诰》《洛诰》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且進一步指出：《左傳》所雲‘禮經’皆不見于《周禮》；《儀禮·聘禮》賓行雍饩之物、禾米刍薪之數、笾豆簠簋之實、鉶壺鼎甕之列，與《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禮》天子諸侯侯數侯制，與《司射》之文不同；《禮記·雜記》記載子男執圭，與《典瑞》之文不同；《禮器》天子諸侯席數，與《司幾筵》之文不同；如斯之類，與二《禮》多相矛盾。

但《四庫提要》對此種種矛盾的解釋是：夫《周禮》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過春秋以後，其東遷以前三百餘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損益，除舊布新，不知凡幾。其初去成康未遠，不過因其舊章，稍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于是以後世之法竄入之，其書遂雜。其後去之愈遠，時移勢變，不可行者漸多，其書遂廢。并引張載《橫渠語錄》：《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直至晚清孫诒讓著《周禮正義》，仍然堅持《周禮》乃是周公所作：粵昔周公，缵文武之志，光輔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憲，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周禮正義序》）但這個結論遭到近代以來衆多學人的質疑。其實，孫诒讓《序》自己也說：此經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非徒周一代之典也，是豈皆周公所肊定而手刱之哉！今天多數學者認為：《周禮》成書于戰國時期（乃至于漢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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