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網絡上對于英語的去留态度再次起了争論。這個也不奇怪，畢竟，中國學生學了那麼多年英語，學到博士畢業，到頭來都聽不懂老外說話，真是悲哀。不怕大家笑話，我的英語基本也忘得差不多了，大學英語四級過了之後基本上英語很難能用上了。

以前那個年代學日語的“小人書”

不過，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會說英語及其它小語種的外語那是十分搶手的，那個年代，沒有翻譯機，沒有手機APP，全憑語言的硬功夫。而那個年代，中國剛剛經曆改革開放，而大連作為中國首批沿海開放城市，是比較早地能接觸到外來文化和老外的城市。那個年代，大連顯得很洋氣。

當時，由于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高，物價相對便宜。而國外很多發達國家的老外都會來中國淘便宜貨。但是，當時，會外語的太少了，所以，交流是個問題。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本人曾經和爺爺在當年大連服裝交易市場（當時在世紀街）有過練攤的經曆，也見過不少業戶和老外做買賣的場景。那時，整個市場裡，會一門外語的人絕對是極少數，畢竟，當時的攤主和老外賣貨隻會往計算器上按數字告訴對方價格，畢竟阿拉伯數字全世界通用，老外基本都能看懂。當然了，其實，當時來逛市場的以蘇聯人（當時蘇聯還沒解體）和日本人居多，其它歐美國家的人相對少，但是，會說英語肯定有用，隻不過沒有日語和俄語在整個市場使用得廣泛罷了。關于這點讓我想起了我爺爺當年的經曆。當年爺爺旁邊的攤位就有一位賣電子表的攤主，有一天遇到了一位日本顧客，要買手表，可是，雙方語言不通，日本人要求又多，看來看去的，不是按計算器就能解決的，何況。遇上這種情況，全憑自身的“硬功夫”。于是，這位攤主把我爺爺叫了過去，就這樣，我爺爺成為了“臨時翻譯機”，日本人說，我爺爺聽完了就把這話用中文翻譯給攤主，我爺爺聽完攤主說的中文，再用日語說給這位顧客，經過了一番“拉鋸”，最後，日本顧客高興地買走了這個手表，據說，這手表進貨價也就人民币50塊，當時，賣給日本人人民币600塊。當然了，我爺爺也不能白幹，200塊錢的勞務費很容易就到手了。我爺爺之所以日語這麼熟練那是因為當年日本奴化教育造成的，不會小日本教官拿鞭子抽你。當然了，我爺爺也沒吝啬，在我沒上學時在家就教我日語，上小學後，家裡直接給我報日語班，參加了兩屆大連市的小學生外語會話競賽，得了倆鉛筆盒。後來，自己任性加上學校的興趣班人少辦不下去了，所以，我的日語也就荒廢了。當然了，我現在依然還能“撿”起來。

在市場裡，總找明白人也不是辦法，自己的辛苦還得分給别人。不過，賣東西的業戶通過多次接觸老外也懂得了些基本用語，比如俄語中，“哈拉紹”是你好，“達瓦裡氏”是同志，“阿金”是一等等，而日語時間長了也會點，比如“考尼其哇”是你好，“撒妖拿啦”是再見等。而那個年代，為了讓全民快速學外語，大街上各種速成的學外語的類似“小人書”一樣的書，大多以口語的說為主，為了速成，基本上外語下面标注着“中文發音”，用現在學外語的觀點看，這種學外語的方法無疑是有些“害人的”，不過，這也沒辦法，那個年代，這也算是一種嘗試。估計這麼幹，學完的外語隻會“自嗨”，自己說自己的，可能老外說啥都不明白。

而那個年代，為了讓大連市民更多地掌握外語，和老外順利地交流，大連電視台一套上開播了《市民外語會話50句》欄目，那時一般在每天19:00的《新聞聯播》前播出，基本上每期也就五分鐘，每天教一句，一般順序是英語，日語和俄語。教這三種語言的主講人一般都是當時外語學院某個語種的教授。一般是告訴你中文，然後，教授用外語說，旁邊的助手重複。當時，這個節目中，教英語，日語和俄語的教授分别是：楊昆峰，戰慶勝和孫玉華。其中，戰慶勝教授在那個年代就是咱們國家名氣非常大的日語方面的教授了，曾經錄制過很多央視的日語教學節目。而教俄語的那位教授叫孫玉華，後來擔任過大連外國語學院的校長，還受過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接見，也是咱們國家俄語方面的權威人士。

除此之外，為了讓市民有個好的語言環境，大連當時在某些公交線路上就播出外語教學廣播，當時，15路公交車就播出市民英語會話教學節目。這個“好”的傳統一直保持到了現在大連的公交系統中，如今，大連的地鐵就使用“中，英，日，韓，俄”五種語言報站。

如今，學習外語的渠道多了，不用像那個年代那樣。不過，回想那個年代，感覺那時學習外語的各種情景還真的挺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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