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

摘要：你會怎樣承受失去獨子的痛苦，而且十七年後，他的遺體才得以火化？當你的伴侶也逝去後，你又如何獨自面對這一切？如果你遭遇胡月琴的經曆，你或許也會相信，人生就是一束永遠穿梭在黑暗中的時間。

文|周航 編輯|王珊

新房子

這間不到五十平米的兩居室已經不成樣子，鐵質窗戶塞滿棉條擋風，衛生間瓷磚掉了兩塊，其餘靠膠帶固定。胡月琴真擔心自己有一天要是倒下，保姆都不願意來這樣的房子照料。

胡月琴是獨居在這不成樣房子裡的女人，你也可以說，是這個房間裡最後的戰士。她67歲了，笑起來會露出上排牙齒，但她很少笑。為了保持健康，每天清晨7點出門，散一小時步，正好符合健康專家說的，“日行六千步，勝過人參補”。

深秋的上海透着涼意，她戴了頂棒球帽，以免腦血管受寒。一路上，法國梧桐樹不停飄落橘子般顔色的皺葉，踩上去聲響清脆。用不了一個月，所有葉子都會掉完，到時候她會換上棉帽，捱過又一個冬天。

她不能倒下，否則沒人料理兒子的後事。自從四年前丈夫去世，她就成了孤獨的一個。散步都找不到同伴，朋友們都老了，要麼筋骨欠佳，下樓都難，身體好的也沒時間，都在家帶第三代。

隻有她還在忙過去的事。

她的獨子李奇樂，遺體一直冷凍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冰櫃，頭朝外，身子朝内，永遠留在了20歲。胡月琴感謝殡儀館，保管兒子17年多，但恨醫院，相信是對方“醫死”兒子，而且一直不提供死亡證明，讓她沒法火化、安葬他。

她要戰鬥到底。這段時間，她計劃聘請律師打官司，向醫院讨要冷凍費，哪怕為此用盡積蓄，甚至賣房也在所不惜。“人活着不就為了一口氣嗎？”她說。

位于上海東北角的這套房子是她最值錢的财産，也是僅有的栖身之地。擔心自己随時可能會倒下，今年夏天，她找來裝修隊将房子整饬一新。

很多東西一直留到現在，這回終于扔了。兒子玩具裝了兩個馬甲袋，包括兩三歲時買的一組六個變形金剛，當時花了120塊，頂好幾個月工資。小人書也有兩袋，不少是舅舅舅媽送給侄子的禮物。他上學騎的山地車，她自己扛下了四層樓。還有一大堆關于胰腺的醫書，兒子死後，丈夫買來研究，經常看到淩晨一兩點。

兒子的出生證，疫苗證，學生證，好幾張獎狀，舍不得扔，父子倆經常穿的衣服，也都留了下來。最後一共8個大紙箱，存進倉儲公司。

難過在所難免，但也談不上多難過，就像隔着月球感受陽光那樣，十七年時間已經沖淡了很多情感。

裝修後，這間屋子簡潔、幹淨，甚至有點太幹淨了，家具一片純白，看起來像沒住人一樣。她不開火，客廳和廚房沒裝隔斷，油煙機從沒打開過。所有東西都收拾得齊整，裝水果的塑料袋都攤平後疊成小塊，當垃圾袋用。袋子越積越多，一個人住實在沒多少垃圾，經常幾天才扔一袋。家裡沒有熱水瓶，一個人喝，保溫杯就足夠了。

“侬現在佬雷瑟個（很行的）。”老同事上門看到新屋，誇她能幹。她笑着回答，都是被逼的，“事體到侬頭上，侬阿雷瑟個（你也行的）。”

家具家電都是她自己去挑的，她還會網購呢，經驗豐富，比如一個專門擰罐頭的塑料器具，還有客廳裡的純木高腳凳。

她不會做飯，丈夫去世後，全靠一口電飯鍋解決三餐，早上煮湯、中午炖肉、晚上煮粥，天天如此。

很多老物件還在用。兒子喝奶粉的長柄勺，現在用來舀米。客廳裡一把母親用過的老式躺椅，布網壞了，她換成竹片繼續用，每天散步回來，便不再外出，坐在上面看書，從圖書館借的網絡言情小說，年輕女孩喜歡的那種甜寵文。這個時候，她可以藏起那顆破碎的心，短暫地忘記當年的事。

17年過去，當年的一切已經成為了故事。這個故事她回憶過無數次，做過詳細記錄，也對很多人講過，公安的，法院的，還有街道來調解的。如果需要，她可以對你條理清楚地講上幾個小時。

胡月琴在看電視，她每天都會看本地新聞。周航/攝

奇奇

故事總是從李奇樂肚子痛開始說起。那是2003年4月3日，星期天，他們帶兒子去了新華醫院。診斷結果是急性胰腺炎。兩天後，開了第一刀。接着是第2次、第3次、第4次手術。

那段時間，胡月琴和丈夫各拎一把躺椅，住進過道，日夜守着重症監護室。門上有扇小窗，但遮住了，看不見裡面。怎麼能睡着，心髒像有雙手緊緊攥着一樣痛，大腦像有一整支球隊在打架，實在困了，就迷迷糊糊躺一會兒。

李奇樂，寓意“少有的快樂”。他繼承了胡月琴飽滿的額頭，父親狹長的臉型，眼睛像兩人綜合體，眉宇間頗有幾分英氣。和父母一樣，個子不高，一直坐第一排。

這是他們的愛子，一生中最寶貴的成就。直到今天，胡月琴的微信名叫“珠媽”，原來是“豬媽”，兒子和丈夫都屬豬，大家都說不雅才改了這個名。

印象中隻打過一次，六七歲時，他扒着她托人從外地買的24寸女士自行車，在小區裡騎，搞丢了車鎖鑰匙，丈夫很生氣，象征性地拍了他後腦勺，陪着一路去尋，也沒找回來。

奇奇，家裡人都這麼稱呼他。奇奇喜歡小動物，養過蠶寶寶、巴西龜，有一次還捧回隻小貓，不敢告訴爸爸，偷偷和她說，“很可憐的”。也和她一樣喜歡看書，生日禮物就是讓他自己去買書，有一系列福爾摩斯，還有衛斯理的小說，胡月琴也看過，還記得裡面的人物流淌着藍色的血。

李奇樂和誰都能熟絡起來。有時看到門口曬太陽的老人，直接就坐在一塊聊上了。有的鄰居搬走很久以後，在馬路上看到，胡月琴還沒開口，他就先打了招呼，“阿姨好”。他知道媽媽愛看言情小說，還找同學借瓊瑤的書拿給她看。身邊的人都說，兒子這麼活絡，以後一定有出息。

胡月琴想一直留兒子在身邊。李奇樂大學念的是法律。每天吃好早飯，他就騎上那輛山地車，去小區對面的同濟校園上課。周末有空，一家三口會騎車一塊去逛公園，他們總是一起出行，兒子騎在前面，夫妻倆跟在後面。

突然之間，這像混凝土砌塊牆一樣樸素而堅實的生活就崩塌了，起因僅僅是“肚子疼”。

李奇樂的學生證。

醫療單子一張張送到手裡。他們取出全部兩萬積蓄，賣掉郊區一個小房子，幾年前6萬多買的，換了十萬塊，很快就用完了。丈夫的哥哥姐姐拿來幾萬塊錢，學校、同事和鄰居捐助一部分，其餘都是胡月琴借的。她也借不到那麼多，印刷廠的領導幫忙從外面借。

53天後，一切結束了。5月25日下午2點多，醫生說，孩子快不行了，進去見最後一面吧。她和丈夫進了病房，孩子光着身，插滿管子，她緊緊握着他的手，眼淚默默留了下來。

走出病房，剛過去兩分鐘，醫生拿來心電圖，一條直線，正式宣告了李奇樂的死亡。他們再次走進病房，給兒子擦身，看到背後、臀部，全是壓瘡，一邊擦一邊流淚，穿好衣服，推進停屍房。

回到家，打電話通知完親戚，夫妻倆就癱倒在床上。沒力氣動了。幾個哥哥嫂嫂主動承擔起後續，胡月琴說，他們去醫院拿死亡證明，但被拒絕了，對方要求結清醫療費才能給，幾次去都是這個結果，當時他們已經花去40餘萬，實在拿不出更多錢。

隻能先保存好遺體。李奇樂去世第二天，便被送到市區的寶興殡儀館，聽家裡人說，那裡會用福爾馬林浸泡遺體，不如寶山殡儀館冷凍條件好，他們就辦了轉存。

第三天中午，夫妻倆到寶興殡儀館，一起護送孩子過去。在外面，胡月琴還沒哭，但上了車，拉開屍袋，就忍不住掉淚了。她看到兒子的面容開始變得軟綿，像是要融化。不能多看，拉好袋子保溫，身子朝内，頭朝外，推進寶山殡儀館12号冷凍櫃。

那是她最後一次見到孩子。

胡月琴的客廳桌子，上面壓着有關兒子治療時的回憶。周航/攝

徒勞的旅行

胡月琴很安靜，從不嚎啕大哭，隻是默默流淚。失去孩子那年她50歲，丈夫56歲，眼淚在當時就流光了。如今最悲傷的時刻，回憶孩子的點滴時，她隻是濕潤了眼眶，仰在躺椅上，瞳孔蓦得放大，出神地望向空中。

一直以來，他們都在試圖追究醫療事故的責任，相信是醫生拿兒子做了試驗。刑警找上了門，說證據不足，勸他們改走民事訴訟，他們——主要是她倔強的丈夫一口拒絕。

兒子死去幾個月後，胡月琴才從法院的傳票上知道欠費的具體數字，124925.37元。他們是被告，醫院起訴了他們欠費。她相信這次起訴是一場報複，報複他們試圖認定醫療過錯。

沒人能接受孩子突然的離世。丈夫買來一本本關于胰腺的醫書和法律的書，每天在那裡看。原本定期會有家庭聚餐，胡月琴也不去了，實在見不得溫馨的家庭場景。以前每年學校有幾場重要考試，領導會安排她監考，賺筆勞務費用，也拒絕了，看到那些年輕的學生會讓她想起愛子。外面的熱鬧與他們無關，每年過年，關好窗戶，夫妻倆就躺在床上看春晚度過。

但她還要繼續在同濟印刷廠做會計工作。早在1990年，丈夫就因支氣管炎辦了病退，1994年起就沒有收入，從此家裡隻有她掙錢。同事都看到了她的憔悴，白頭發從裡到外冒了出來，瘦削得不成樣子。在醫院的53天，她從110斤瘦到了92斤。兒子出事時，她50歲，剛要退休，又返聘回崗，同時兼外面兩份會計工作，用了幾年時間還清外債，之後便和丈夫一樣，全心投入給兒子“讨一個公道”。

兒子剛走的一兩年，清明，重陽，夫妻倆會去殡儀館悼念，進冷藏室，見不到孩子，但能看到小黑闆上12号還寫着兒子的名字。後來冷藏室因為管理原因不讓進後，也就沒去了。

每年5月25日都是一個難關。夫妻倆會提起，兒子已經走了多少年。剛開始的幾年，一提就争吵，丈夫怪她同意開刀，她則埋冤丈夫堅持要刑事立案，一直拿不到死亡證明，送不走孩子。再之後也就不争吵了，隻是商量着怎麼上訴。

以前，胡月琴就和丈夫吵不起來，周邊住的都是熟人，不好意思吵。丈夫脾氣不好，生氣了就擡高聲音，她最多就是賭氣不說話，那時還有兒子兩邊拉扯，讓他們重新講到一塊。丈夫身體出狀況後，兒子又不在了，她就變得更沉默，總會讓着對方。

唯一手段是寫信告狀，公安部，教育部（醫院系大學附屬），甚至最高法，都寄去了訴狀。和家裡其他事一樣，這件事也由丈夫拿主意，她充當助手，用筆記下他的口述，轉至電腦，打印。最早兩毛錢一張，逐漸漲到現在五毛錢一張。

訴狀基本都被駁回了。5年前，丈夫提出最後一搏，到紐約找聯合國，找律師。胡月琴少見地提出了異議，覺得太不靠譜了，但丈夫急了，“兒子的事你就不管了是麼，總歸要試試看”，她聽了也覺得有道理，試了也就沒有遺憾，對得起兒子了。

這麼多年，很多鄰居同事會勸他們放下，一切随着時間會好起來的。但她怎麼聽得進去，勸别人她也會，“但事情真的到自己頭上，沒人放得下的。”而且時間隻是讓人變得麻木，隻要想起兒子，心依舊就會鑽心的痛。隻有最親近的哥哥嫂嫂們不會說這樣的話，他們隻會說保重身體，才能更好“讨公道”。

于是，這對年過花甲的老人踏上了漫長的旅途，那是他們第一次坐飛機，全靠着一張寫滿“華人區”、“旅館”、“廁所”、“飯館”這些關鍵字和對應英文的A4紙，在皇後區華人街找到了落腳點。合租的都是打工者，有人問起，他們隻是說自己來旅遊，這悲傷的故事實在難以向不相關的人說出口。

這注定是場徒勞的行程。一年後，胡月琴獨自飛回了上海，淩晨三點的浦東機場，燈光很亮，她背着兩個包，前後各一個，兩手各拉一個行李箱，走出通道，發現侄女在等她。侄女問，姑父呢。她說姑父已經走了，骨灰盒就在包裡。

回國不久前，在幾戶人家合租的房間裡，丈夫做完飯，說自己有些累了，沒吃就在床上歇了，然後就沒了動靜。他一直有高血壓、心髒病，就這樣安靜地離開了人世。在華人街殡儀館，他的遺體連帶棺椁，一同被火焰吞噬、燃盡。

說着說着，胡月琴就哭了，侄女也哭。第二天一早，二嫂來了，她早就看出不對勁，以前問她消息，總是說“我們很好”，後來成了“我很好”，但又不敢問。

直到今天，丈夫的骨灰盒依舊放在家裡，沒有安葬。兩個人生前有約定，無論誰先走，都要帶孩子一塊走（合葬）。她包上紅絨布，放在從前兒子的房間的櫃子上。上面還擺放了丈夫和兒子的單人照，還有兩張一家三口的合照。其中一張還是電腦合成的，2003年初侄子婚禮上，他們與新郎新娘分别合的影。

新華醫院曾作出的回複。

奇迹

丈夫的離世讓胡月琴一下子沒了主意，一年後，丈夫曾經做法律顧問的哥哥也走了，兒子的事一直是三個人在跑，現在隻剩她，連個商量的人也沒有。

她不再執着追求醫療事故的責任。她也老了，體檢報告裡問題一頁紙都列不完，牙齒下排兩邊都裝了牙套，左邊五顆，右邊三顆。牙齒就是從兒子生病那時開始疼的。她不再那麼信任現代醫學，降壓藥都不怎麼吃，每天隻吃半粒降脂的他汀類藥片，怕斑塊堵塞血管，突然倒下，丈夫就因為這個走的。

她想趁着自己還走得動，盡快送走兒子。她不斷申訴，讨要死亡證明，事情轉到了醫院，2017年邀請她去面談，但是沒有結果。

知道當年事情的人要麼調走，要麼退休了，病例資料也都沒了，隻能保存5年。直到2019年初，憑借上海市衛健委一封回執，再次去醫院，才成功拿到死亡證明，第一聯的複印件。二三聯已經丢失了，按照規定，第一聯原件必須保存在醫院。

當天下午，她就去了公安局，想給兒子銷戶，換殡葬證明，但複印件不能用。她又講了一遍自己的故事。對方聽完，讓她先回去，5天後打來電話，至此，兒子去世第十六年，她終于拿到殡葬證明。

然而，十六年的冷凍費又成了難題。胡月琴相信這筆錢應由醫院來承擔，為此不惜要請律師打官司。11月6日中午，她見到了斯偉江，這位因代理李莊案、林森浩投毒案聞名的律師經常從事法律援助。

會面一開始，斯偉江就提出，先安葬孩子，再專心打官司，胡月琴答應了，這讓斯偉江也松了口氣，他還怕她會倔強到底。胡月琴沒說，要是丈夫還在，他很可能不同意這個方案。

會見超過了胡月琴的預期，斯偉江不僅和她簽了合同，還無償代理。在律師離開去拿合同的間隙，她嘴角不自覺地抽動，心跳加快，呼吸也急促起來，吞下好幾口空氣。“心中一塊石頭落下了，就覺得終于有依靠了。”她說。

總算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第二天清晨散步，她去逛了趟花鳥市場，三塊錢買了袋山泥土，從小玩到大的老鄰居給新家送了幾盆吊蘭和蘆荟，原本快養死了，但後來她每天早晚噴水，又活了過來，其中一株吊蘭還長出了墜絲。這些植物也是家裡最有生氣的地方。

胡月琴在逛花鳥市場。周航/攝 胡月琴在逛花鳥市場。周航/攝

這兩年，胡月琴的退休工資已經漲到了七千多，每個月還有八百多的失獨補貼。她一直很節儉，衣服仍舊是上班時穿的，綴着碎花的素雅款，黑色滌綸褲子也穿了幾十年。去超市，要遇到優惠活動才買速凍餃子。攢下的錢，她要安葬兒子和丈夫，以及為自己生病做打算。

今年10月，她去了一趟殡儀館，問冷凍的具體費用。當時她還想見孩子，但被拒絕了。寶山殡儀館的張燕聽說後打來電話勸她，孩子的面還是先别見了，17年了，容貌已經不成樣子。

館内知道這件事前因後果的也隻剩張燕了。她從當年的小張成了現在的老張。張燕還記得，當年是一個男人苦苦哀求，就差下跪，她才打申請，同意接收了遺體。剛開始的幾年，這個男人會經常來看望，她一直以為那是孩子的父親。但胡月琴說，那其實是自己的弟弟，他住的離殡儀館近。她也是聽張燕說起後，才知道弟弟經常會去看自己的小侄子。

現在，張燕的工作就是處理這些長期滞留的遺體。她最熟悉的數字是10950元，這是一年的保管費，幾十年都沒漲過。他們大多因為醫療糾紛或是遺産糾紛擱置了後事，她每半年梳理一次，給家屬打電話。她的名單上有100個人，最久的從1999年就保留到現在，但和很多人一樣，家屬電話已經打不通了，她也不知道應該拿這些遺體怎麼辦。

張燕對李奇樂印象特别深，他那麼年輕，又有一個容易讓人記住的名字，而且這麼多年後，家屬還能聯系上，簡直就是一個奇迹。

會見過去四天後，斯偉江把愛心人士捐助的20萬打到了胡月琴賬戶上，胡月琴去辦手續，在政策範圍内，殡儀館為她免去了十萬。這筆錢是自己能承受的，于是她把20萬又退還給了斯偉江。

減免前，她還特地問斯偉江，這會不會影響之後向醫院起訴，得到否定的答案才申請。她依舊堅持要向醫院讨要冷凍費，以及一個道歉，為何可以因為欠費就不提供死亡證明。

2019年，胡月琴終于拿到死亡證明複印件，換取了殡葬證明。

度過時間

11月14日上午，星期六，離世十七年六個月後，李奇樂的葬禮在寶山殡儀館最大的告别廳舉行。十多個家人都到齊了，包括她年逾八十的大哥大嫂，晚輩攙扶着過來，還有丈夫的姐姐和嫂嫂也拄拐到了。

兒子的臉被風衣領子遮了起來。胡月琴個子小，隔着花圈看不到。之後兩個兄弟和兩個侄子給棺材上釘，也攔住了她，勸她别看了，她也沒有堅持。

合上棺材，胡月琴再也抑制不住，扶着靈柩放聲哭了起來，不再是以前那樣默默哭，而是嚎啕大哭。

無論如何，總算把兒子送走了。她捧回了骨灰，将它和丈夫骨灰放在一起。她還沒想好怎麼安葬，沒有後人，就算買了墓地以後也無人打掃。也許會選擇海葬。兒子的照片，她想在生前處理好它們，但不知道應該燒了還是撕碎扔掉。就像算賬時不能搞錯一個數字，她總是願意把事情考慮得盡量周到。

打完官司後的事，她還沒想過。也許會像河水，聽憑自然，順流而下。

固定的作息又恢複了，每天早上7點準時出門散步。回來繼續看書，還是她年輕時愛看的言情小說。她知道書裡面都是瞎編的，純粹消磨時光。她經曆的現實就沒有一見鐘情，都是日子久了，成了親情。她有時候會想，是不是結婚生子也不是必要的，那樣她或許可以一直留住幸福的時光。

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作為家裡唯一的女兒，她曾經受盡寵愛。結婚後，她分到自己的小房子，後來又搬到鴛鴦樓，二十多年前又搬到現在的兩居室，始終沒離開過同濟新村。這方天地就足夠了，她曾經想過，等李奇樂成家了，就把這讓給他做婚房，自己和丈夫搬到郊區去住。17年過去，這間屋子已經從當年的20萬漲到了500萬，但對她來說也沒有任何意義了。

堅持起訴，錢也是最次要的。她早就過了這個階段。曾經她也在單位積極表現，努力升職，自從兒子走後，她就發現這一切都不重要。見到幾個晚輩，她總提醒，最重要照顧好身子。

她至今還欠着醫院那筆醫藥費，當年因為區人大常委會的發函暫停執行，哪怕這次官司會重新激活這筆錢，她也要堅持追責對方曾以拖欠醫藥費不給死亡證明。

“橋歸橋，路歸路，該我付的錢我會認。”她說。

前幾天奔波兒子的事，她一直沒睡着覺。送走兒子那天，她終于又睡着了，迷迷糊糊得睡上兩小時。自從兒子走後，她的睡眠就成了這樣子，這幾年她總是聽着聽書軟件睡覺，有時候醒來發現聽過了，再調回原來的位置。

第二天醒來，吃完早餐，散步。接着是午飯。傍晚喝完粥，5點半準時拉上窗簾，看本地電視新聞。9點電視劇播完，拉開窗簾，映着窗外的路燈睡覺。

夜深以後，除了馬路上偶然駛過的汽車聲，隻有秒針的走字聲。這塊方形鐘表從1996年用到現在，取下來時外框碎了，一度拿到了垃圾角，臨扔前反悔了，她看到它還在走字，又拿回卧室，放在電視機櫃上，斜靠着牆。咔哒咔哒，一秒一響。

（文中張燕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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