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毓龍（遼甯大學文學院教授）

文學文本的“經典化”不隻是文學批評與文學史書寫的問題，它是廣義上的文學傳播問題。而文學傳播經常分為兩種形态：一是“本文”的傳播，一是“文本”的傳播。前者指作品本身（又經常是具體版本）的傳播，基于閱讀實踐；後者所謂“文本”，則取廣義理解，更是從接受的角度出發的，它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符号系統”。該系統的生成，固然可以來自閱讀（經常是泛版本的、超版本的），但更多來自各種媒介（尤其是視聽媒介，如圖像、戲劇、影視等）的“二次傳播”，它們提供一系列相對穩定的人物、事件，反複強調某種結構、主題，幫助大衆在腦海中“拓印”出一個關于作品的可以被集體理解與認可的形象。換句話說，即便沒有閱讀作品，大衆也可以參與作品傳播，不是傳播作品本身，而是傳播一個關于作品的“公共形象”。

文學文本的“經典化”也不是單靠文學批評家與文學史家就能實現的。童慶炳先生曾總結文學經典建構的諸要素，特别強調兩個要素：一是“特定時期讀者的期待視野”，二是“發現人”。這兩個要素處于文學的“自律”與“他律”結構之間，是内、外諸要素的聯結者，“沒有這兩項，任何文學經典的建構也是不可能的”。一直以來，文學批評家與文學史家都充當“發現人”角色，他們提供對作品的新體會、新理解，盡力使其在文學批評史與文學史中“沉澱”下來，并借助文化權力機構的推廣，使其在大衆層面“蔓延”開來。但沉澱與蔓延的效果，說到底還要看一般讀者的“期待視野”。

由此形成關乎文學經典形象生成的兩組矛盾，而這兩組矛盾在百回本《西遊記》的傳播史與經典化過程中表現得格外突出。

《〈西遊記〉通識》竺洪波著中華書局

直到今天，百回本《西遊記》的傳播，其實仍是“公共形象”的傳播。

盡管不少傳播者聲稱自己熟悉《西遊記》，動辄“《西遊記》上”雲雲，但他們實際上不是該書的“讀者”，其關于《西遊記》的“知識”，更多來自圖像、戲曲、影視、遊戲等媒介。與其說他們是在傳播《西遊記》，毋甯說是在傳播“西遊記”。這才是《西遊記》傳播的一般形态。不隻是當代，明清時期更是如此。考慮到當時閱讀大部頭著作的經濟成本（購買、租賃），以及識字率，百回本《西遊記》的“真實讀者”隻能占絕小的人口比例，更處于特定的人口結構，應該就是如矶部彰先生所說的“以官僚讀書人、富商等為中心”。但明清小說、戲曲中的大量場景又一再顯示，市民、鄉民熱衷于“稱引”《西遊記》，無論老幼婦孺，皆以之為“談天炙輠”的材料，而細察其稱引内容，又經常與通行的百回本《西遊記》文字不合，這些異文“知識”應該不是來自特定版本，而是當時市場占有率更高、普及面更廣的戲曲、說唱“二次傳播”的結果。

同時，大衆對于《西遊記》的“期待”也與“發現人”不同。按胡适先生所說：“《西遊記》被這三四百年來的無數道士、和尚、秀才弄壞了。道士說，這部書是一部金丹妙訣。和尚說，這部書是禅門心法。秀才說，這部書是一部正心誠意的理學書。這些解說都是《西遊記》的大仇敵。”（《〈西遊記〉考證》）之所以說是“大仇敵”，倒不在于其“強制闡釋”色彩，主要在于偏離文學軌道，但恰恰是這些“大仇敵”擡高了《西遊記》的身價，助力其經典化的實現。這些評點借助“本文”傳播，得到連續與放大，成為特定時期的主流“聲音”，但大衆對此是不買賬的。在其看來，《西遊記》不過是“遊戲之書”，如含晶子所言：“世傳其本，以為遊戲之書，人多略之，不知其奧也。”（《西遊記評注自序》）而大衆本來不追求“其奧”，《西遊記》的“魅力”在于其遊戲性。

可以說，《西遊記》的經典形象，就是在這兩組矛盾的“撕扯”中逐漸形成的。這兩組矛盾造就了小說作為文學史經典的“既成事實”，也給其當代傳播與闡釋提供了新議題。

今天，文學文本傳播與經典化的外部環境出現了重大變化：文化權力結構發生質變，教育普及度更高，通俗文學消費的成本極大降低。以此為背景，文學文本的傳播應首先回歸“本文”傳播，教育、出版、傳媒等文化機構應積極引導大衆參與《西遊記》的閱讀實踐，由“西遊記”的傳播者“轉身”為《西遊記》的真實讀者。同時，随着哲學意識形态和文學理論與批評價值取向的轉移，傳統的主流“聲音”消歇，新的“公共形象”尚未形成，如何“發現”小說的意義與價值（思想性的、藝術性的），“發現人”們應達成怎樣的共識，并将其推廣至大衆層面，以完成《西遊記》之“公共形象”的再生成，這是新時期文學教育、文學研究、文化傳播的重要議題。

由此出發，當下“琳琅滿目”的關于《西遊記》的各類導讀、批評著作，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相當一部分著作未參與或無助于議題讨論，而不過是主觀化、庸俗化的文本解讀，他們同樣是偏離文學軌道的，甚至可以說是舊時“大仇敵”們的當代變種。大衆期待的是真正立足于文學立場的，導向閱讀實踐的，又對讀者足夠“友好”，幫助其理解《西遊記》的思想與藝術，進而參與到該書“公共形象”再生成的普及性讀物。

應該說，竺洪波先生《〈西遊記〉通識》一書是近期出版的回應以上期待的典型著作。該書明确“通識”主旨，從一開始就是站在文學立場的，導向本文閱讀實踐的；作為面向大衆的普及性讀物，該書也對讀者表現出足夠的“友好”，不僅在形式、風格方面，也在内容方面。

這種“友好”，說到底是适俗的，而非庸俗的。作者是“西遊學”方家，長期緻力于《西遊記》學術史與文本闡釋研究。早年出版《四百年〈西遊記〉學術史》（複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對“西遊學”的發生、發展過程進行曆史的梳理，資料翔實，立論有據，嘉惠後學頗多。近年又對《西遊記》成書、作者、版本、主題、影響等傳統問題進行總結與重新思考，出版《西遊釋考錄》（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年），頗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見解。同時，作者也積極參與普及型著作的撰寫，以《趣說西遊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為代表。可以說，《〈西遊記〉通識》的成書，就是作者學術實踐與科普實踐“雙管齊下”的新成果。

通過“話題”設置，作者将有關《西遊記》的一系列傳統問題，重組進一個更為靈動的“叙述結構”中，顯得既自由又緊湊，再以“妙在家常口頭語”的叙述風格娓娓道出，内容嚴肅而形象活潑。如第四章第一節“孫悟空的武功變弱是何因？”，乍一看像“網絡熱帖”的标題，實際上作者是以之為“抓手”，引導讀者理解主人公形象的複雜性（形象分析問題），并說明了孫悟空形象形成的多個原型（成書問題、原型問題），兼具娛樂性、通俗性與學術性。

可以說，閱讀此書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發現”趣味與知識的過程，至于其品位與價值，說到底要将“解釋權”交還給“通識”讀物的受衆群體，非一二評者可給出結論。但可以肯定的是，本書對于《西遊記》這部文學經典之“公共形象”的再生成，具有積極意義。

《光明日報》（ 2022年09月24日12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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