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高瑞梓

長安和洛陽作為唐代政壇、文學的雙重中心，在中古史研究中之地位自不必說。但近些年來，有關唐朝與唐詩的學術、文學和影視注意力都主要集中于帝國的上都長安。洛陽，這座低調的陪都（盡管一度升格為國都）在大部分時間裡隻是隐于皎日後的月亮。然而若将洛陽拿出唐代，放在五千年的時間坐标系中，便立時能感受到其雄渾厚重的魅力與氣魄。她是華夏文明王權與禮制規劃下的典範，是“躬修道德，吐惠納仁”的仁柔之都，曆史與文化底蘊都遠盛于長安。進入唐代後，洛陽變成了極特殊的存在，從兩京并重，到國都，再到陪都，洛陽緊跟唐王朝由盛轉衰的步伐，氣質也從雍容恢弘轉為閑适和沉郁。現存的約五萬唐詩中，有近五千首與洛陽有關，要理解中國文化之傳承，理解唐朝與唐詩，就永遠繞不開洛陽。這也是數年前，馬鳴謙在構思杜甫、李商隐和白居易三位詩人傳記時所注意到的：洛陽是三人行蹤軌迹中最重要且餘韻深長的交彙點。于是他越過了長安耀眼的光芒，選擇洛陽作為其唐代文史、詩人行迹和空間地理書寫的主角，為如月光般朦胧的洛陽勾勒出輪廓，重構獨屬于它的曆史瞬間。

洛陽鼓樓。邢紅蕾攝

如何觀看：讓唐詩回歸現場

在文獻史學與考古界，研究一座古都的方式已相當成熟。以長安為例，她的身形樣貌可借助考古勘探重塑，其精神靈魂可從浩如煙海的傳世典籍、敦煌發現的文書與壁畫推想。洛陽之研究也差不多如此。那麼，作為普通讀者要如何去觀看一座古都呢？

譚其骧先生在1986年發表了《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和地區差異》一文，指出：中國文化不等同于“封建時代之文化”，亦不是隻有“儒家文化”和“漢族文化”，地區與城市的風土習尚因生活其中的千萬個體而千差萬别。如何從規整的城市布局、客觀的史料記述中找到一座古代城市的獨特氣質，是認識和觀看它們的關鍵。

比起禮法制度理念下整齊統一的城市規劃、形态與空間結構，城中人的生活與精神世界是更為有趣的觀看角度，如加缪在《鼠疫》中所說，認識一座城市即是看人們怎樣生活、相戀和死亡。而當中古城市居民的自我記述缺席，文人官員圍繞城市寫下的詩文就是認識它們的最好媒介。以唐詩為線索，将唐詩“放還”發生的地理空間，就是《唐詩洛陽記》為我們找到的方法。

《唐詩洛陽記》中，洛陽并不完全是詩的叙事對象，大多數時候詩人們隻是抒發自身情感與描繪生活，并非在有意識地以“都會詩人”身份創作專屬于洛陽的文學。閱讀和賞析唐詩時，讀者會從表面看到李白在秋夜宿于龍門香山寺中，是夜水寒波急，木落山空，他的詩中出現了難得一見的凄涼蕭索；韓愈在某天出城釣魚，從“平明鞭馬出都門”到“晡時堅坐到黃昏”，原本安逸的時光竟讓他生出遑遑半世的隐哀；當詩背後的動因與場域消失，對“詩”本身的理解隻能流于空洞和機械，同樣的城門、月光、山景和水流可以出現在任一地點和朝代。如果将這些詩歌“放生”回誕生的現場，一切就會豁然開朗：李白此行是在多年後重返曾遭遇“北門之厄”的洛陽，是長安求仕失敗後輾轉于此；韓愈時年居住于妻子娘家，位于洛陽城南的敦化坊，北上垂釣于“有王之盛德而先溫”的洛水，觸景生情，才倍感舉選之徒勞。洛陽不是詩人描寫的對象，卻是詩人故事無法回避的内在邏輯。因此，如繁星散落于浩渺典籍的洛陽詩歌在《唐詩洛陽記》中被編排重組，無數唐人生活的碎片像斑駁的光影交疊投射于洛陽這張幕布，最終形成完整的曆史與地理叙事。

《唐詩洛陽記》書分兩冊：《千年古都的文學史話》（下稱《史話》）與《千年古都的風物之美》（下稱《風物》）。《史話》關乎隐性城市要素：時間和文化；《風物》講述顯性的地标、自然與人文環境。馬鳴謙在《跋》中特别提起徐松的《唐兩京城坊考》，是以地理考察為“吟詠唐賢篇什之助”的開山之作，即考據兩京宮苑裡巷以輔助理解唐詩。在相似的發心下，馬鳴謙帶領我們從城市視角重新審視唐詩，同時又獨辟蹊徑，通過顯隐兩條脈絡，為讀者構建了觀看古都洛陽生動的方式和秩序。他借助唐詩将三百年間洛陽城中發生的一切融會貫通，構建當年的情節與場景，複活這座古都，這種對叙述故事性的敏銳捕捉恰恰來源于馬鳴謙小說家的身份。

《唐詩洛陽記》 馬鳴謙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2年版

誠然，以唐詩構建起的洛陽，實際上做不到如考古簡報中那樣冰冷而客觀，她僅僅是詩人們所看到和經曆的城市，卻因而豐富動人。武則天侍從文臣看到的是“洛陽城阙天中起，長河夜夜千門裡”，李白驚恐圓睜的雙目中，望見了“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洛陽城裡有“遠風來處好開襟”的自在，也有巨大而持久的悲戚：“但是洛陽城裡客，家傳一本杏殇詩”。詩人們來了又去，用自己的心與筆畫下不同的洛陽，種種迥異的個人體驗拼成一幅浮世百态的畫卷，填補了千百年來對洛陽之系統描摹的空白。

詩人與城市：命運的交融

既然說到唐詩，那一定離不開詩人。《史話》一冊說的是詩人們的洛陽。從隋炀帝建城講起，馬鳴謙以安史之亂為界，将唐代之洛陽劃分為特質鮮明的兩個階段。前期，從太宗至玄宗朝前期，洛陽與長安并重，是實際的權力中心，亦是平衡關中的糧食要地；後期洛陽政治地位下降，再也無法迎來皇帝的巡幸和重視，僅作為失勢和明哲保身官員的分司之所。在如此的兩個洛陽中，馬鳴謙“安排”宮廷文臣、陳子昂、李白、杜甫、孟浩然、韓愈、李賀、白居易、李商隐等人來到此地，又記錄了他們的退場。接下來，他将三百年裡隋唐洛陽上空流淌的時間與文脈凝固，開始放大審視着沉浮其間的詩人們。

詩仙李白

詩人們的命運與洛陽息息相關。唐前期，陳子昂、李白、杜甫等人在洛陽奔波于文場，為求取功名造勢，一心希望赢得兩京的盛名。陳子昂憑《谏靈駕入京書》再現洛陽紙貴的奇迹，差一點就能攀上直達權力中樞的天梯，終究是怅惘而歸；“洛漂”孟浩然南歸滞留宛地，他憂傷回望，那神聖而雍容的神都已被茫茫白雪覆蓋，遙不可及；李白與杜甫兩顆文學雙子星的偉大相遇發生在洛陽，他們旋即也經曆了唐王朝從天堂到地獄的浩劫，李白痛憤驚呼，杜甫沉郁幽泣。洛陽城内滾滾洪流，裹卷着善變且無常的人生。

中晚唐以來，洛陽從國都徹底淪為陪都，地位再也無法與長安抗衡，便轉而生出閑散、悠逸的氣質來。自東漢定都，洛陽一直都是文章都會，這種氣質倒也與其向來的溫郁沉穩一脈相承。包容的洛陽為糾結徘徊于都市山林的文人官員們提供了緩沖地帶，是青年陷入長安名利旋渦前的候場區，又是老人從政治中心退下後的養老樂園。雄心勃勃，準備一闖長安的賈島和李賀是在洛陽初遇分司東都的韓愈；“無複長安心”的白居易在此地與劉禹錫化身兩個發狂的老翁，他們出入牛僧孺的莺燕桃源，與裴度同乘一船，與岸上的百姓同樂。洛陽這座“後台”，記錄了登上長安舞台前和退場後的詩人們。

唐恭陵。邢紅蕾攝

除了兩城共同經曆的安史之亂，論起權力與政治鬥争的頻次和性質，洛陽遠比不上腥風血雨的長安，顯然溫柔和氣得多；但對待文學運動與變革，洛陽卻是當仁不讓。科舉在洛陽完備與繁榮，吸引了無數懷揣夢想的文士前來。馬鳴謙用“文化培養皿”一詞來形容文都洛陽，她對天下讀書人有着強烈的吸聚效應。律詩、絕句之定型，七言歌行體的發揚，韓愈在洛陽如火如荼展開的古文運動、以杜牧為代表反對元白詩風的小團體，還有白居易九老會、裴度文酒之會等文人雅集，種種文化盛事在洛陽長盛不衰。浮誇疏空的頌聖宮體，怪奇艱澀的複古路線，脍炙人口的元白詩風，不斷演進、碰撞的文風流派繪就了洛陽複雜的文學底色。詩人們在城市中的對話來往極大地促進了唐代文學的發展，詩人的生命與洛陽文脈在交織融合，與他們的城市共同成就，密不可分。

能最終回到洛陽，與之共生的人是幸福的。更多的人隻能對着“想象的洛陽”遙寄故園鄉情，或對往昔進行朝聖與懷念。書中專辟一章講述杜甫的“懷洛之思”。杜甫生于洛陽鞏縣，長于洛陽仁風坊，年少時向往月亮更圓的長安與遠方，壯遊山河，交往名士。他那曾不屑一顧的故鄉洛陽因長年戰亂和流離而再無法回去。常年地理與心理上的遠離讓杜甫的“洛陽”得以跳出時間和空間，成為他心中代表田園甯靜與美好的烏托邦。

“杜甫此後拖家攜口，輾轉流徙各地，一直想歸返洛陽。這個想法随了年齒漸增而愈加強烈，至死而不渝。”

洛陽往南，伊川龍門是李德裕魂夢所系的故園，他在因追“先祖之志”而建的平泉山莊中僅駐足過幾個月，與真實的洛陽緣分很淺。但他傾畢生之力，用八十多首詩搭建了一個被命名為平泉和洛陽的虛拟空間，時時漫遊，以慰愁思。

晚唐黃巢占領長安後，韋莊與親人失散，奔走洛陽，并與從叛軍那逃出來的女子相遇，在“洛陽城外花如雪”中聽完了“家家流血如泉沸，梁上懸屍已作灰”的長安故事。在韋莊晚年的回憶中，洛陽的三月、綠楊和繁花如雪格外珍貴和清晰，隻是才子已老，那道明媚卻将盡的春光隻堪用作生命最後的遙想。

宋 佚名 洛陽耆英會圖軸

在《史話》的最後，馬鳴謙提到，“晚唐詩人的書寫中，洛陽漸漸脫離實在的情境，籠罩上了一層濃厚的曆史記憶的翳影，它們追憶與想望的，是洛陽燦爛輝煌的過去。”

從親自參與城市生活，到因種種緣起和過往構建心中的追思聖地，詩人們用創作讓洛陽從塵世之城悄然蛻變為一種象征符号和集體記憶。

風物與集體記憶：動态中的永恒

《風物》這一冊是寫給大家的洛陽。唐人關于洛陽名勝風物之記述散見于兩唐書、筆記小說和詩歌，是我們感性認識洛陽的最佳渠道。相對于道路、建築布局等物理空間，城市文明最寶貴的情感空間是由風物和人共同創造的。在觀看這些景緻時，文人們的個人意識與情感借助唐詩流淌而出，交錯彙聚，最終塑造出有關城市、城市中景物和地标的集體記憶。

翻開《唐詩洛陽記》前，我仔細回想了一下洛陽。2016年夏曾去過一次，這座城市陽光和煦，市民悠然有禮，綠化茂盛蔥茏，市井古風猶存，此外就并無讓人印象深刻之處了。關于旅途的回憶也如一陣和風吹過，從容而了無痕迹。

洛河市區段 邢紅蕾攝

洛陽似乎向來不是太露鋒芒的城市，無法用濃墨重彩或一鳴驚人的詞語去概括。自周公營洛起，洛陽就是曆代中國人心理上離天室最近的地方，是天下之中心。《史記·周本紀》說道：“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裡均。”洛陽地處盆地，氣候溫暖濕潤，北依邙山，南對伊阙，洛水穿城而過，城在山川之間。溫潤宜人的環境與氣候催生了如春草萌發的唐詩，滋養了生活于此的市民的脾性。東漢佛教初來，在洛陽建起了第一座佛寺白馬寺，此後五六百年，中土與外來文化在這恰到好處地融合，不及長安胡化得如此鮮明和張揚。洛陽人觀賞牡丹，不似長安人傾城而出，車馬若狂那般瘋魔。今天所留存的詠洛陽牡丹的唐詩遠少于長安，情緻也更為平和而克制。司馬光有詩：“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隻看洛陽城。”洛陽的中庸與純粹，也讓她極大程度地保留了千餘年來治亂盛衰的痕迹，這是保存古都集體記憶必不可少的前提。

抛開時局與政治，洛陽作為生活之城實在是氣質典雅，平衡而内斂，非常迷人。白居易曾說：“西京鬧于市，東京閑如社”。既有了這樣閑适的氛圍，正好讓馬鳴謙帶我們在城中走上一圈。

旅程從洛陽道開始，進城後，先行遊覽東北側的宮阙，再以天津橋為東西軸線，邙山至伊阙龍門為南北軸線漫步，讀者在書中遍覽洛水三橋、佛寺、北邙、金谷園、平泉園林等著名地标。遊覽景觀曠奧有緻，從山川曠野到宮苑樓閣，從唐人的精神信仰到生死，從富貴榮華到一年四季，日常煙火。每到一處，蓬勃的記憶就撲面而來，盡管這些記憶不屬于我們：“白玉誰家郎”乘車而過的天津橋，李白也在那爛醉如泥過；裴度的綠野堂裡高朋滿座，歡聲盈梁；菩提寺中是揮之不去的辛酸與盛世覆滅的創傷；李德裕收集天下珍奇植物與怪石的平泉山莊并不引人豔羨，隻收獲了高亭大榭終化灰燼的惋惜；經過履道坊，你不用進去就能知道白居易正在園中度夏賞月，宅内煙波浩渺，歌舞升平；還有我們無法駐足的巍峨宮閣，裡面绮麗的生活與白發宮人的幽怨奇情，都随着李谟的笛聲流淌出宮牆。

負責記錄下以上這些并全息投影在我們腦内的，正是唐詩。馬鳴謙在書中說道：

“回溯曆史這條長河，史籍有如蜿蜒的河道，存留了洛陽曆史的延伸走向，而文學有如河道中流動的活水，以更具體、細微、生動的形式，記錄了過往生活在洛陽的人們的生活面貌和感情思想。循着已被勘定的河道，以手掬水，可以探測水流的緩急，了解其清濁，體察其溫度。”

先代的奠基者們用磚石營建了靜态而堅固的洛陽城，但詩人的吟唱像貫城而過的洛水，讓都市變得靈動與多情。詩歌在所經之處種下心錨，讓宋人李格非、司馬光、歐陽修、文彥博乃至後世文人到此懷古和效仿，一代又一代的情感與記憶在此疊加。通過這種動态化的更新，過去與更遙遠的過去被唐詩緊緊維系，使洛陽的各種風物、地标成為儲存回憶的永恒之場，縱使當年之景已滄海桑田。

甚至一千三百年後，走在洛陽的遺迹中，隻要我們吟詠起唐詩，詩人、他們當時的思緒，在洛陽的一生，和曆史中的零星細節都會複活。因為有唐詩，他們得以永遠鮮活地存在于這個時代——換句話說，唐代的洛陽從來不曾死去，詩人們也未曾離開。（責編：孫小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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