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樂溪

以一個人的力量撬動整座城市的文化，是怎樣一種體驗？

本來已經進入旅遊淡季的平遙，因為賈樟柯和他創辦的電影展陷入忙碌。習慣了大城市的電影展，小娛（id：yulezibenlun）對于國際影展降臨平遙多少有些不解。走出曆史悠久的古街，你看到的完全是熟悉的小鎮景象：眼瞅着手機右上角的4G變成E，華為與OPPO肩并肩開在保健品店旁，公交汽車招手即停，運煤重卡的喇叭轟鳴在塵土飛揚的柏油路上此起彼伏。

然而一旦步入位于古城西門内的平遙電影宮，嚴格的門禁制度以及上百場充滿儀式感的藝術放映，會把你拉進另一個世界：梅爾維爾與北野武交相輝映，吳宇森的大師課一票難求，信步閑逛也會巧遇謝飛，馬克·穆勒與劉震雲。

作為首屆電影展，不和諧的聲音也在悄然出現:缺少票務平台合作導緻換票難，園區戒嚴出行不便，在今天《空天獵》的場次中，影迷們因為範冰冰，李晨等明星遲遲不現身，放映延後接近一個小時而發生沖突。

讓一場國家化的電影盛宴，從大都市向中小城市流動，這與賈樟柯本人的鄉愁情結不無關系。他曾坦言自己一直過着雙重人生，少年時帶着一顆逆反的心離鄉尋找夢想，電影中的故事卻往往紮根家鄉，講述山西。作為一個來自中國基層的民間導演，賈樟柯頂着國際化的光環，常年奔波于世界舞台。

“我常常想，何時在家鄉能有電影節，為世界電影帶去我們的文化、視角和作品。”賈樟柯的渴望背後，是進軍文化商業地産的野心，還是個人改變世界的理想使然？

6000萬建起的平遙電影宮

“感謝我們的指導單位：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山西省委宣傳部，山西省廣電，還有晉中市委市政府，平遙縣委縣政府。他們做了大量協調溝通跟支持的工作，确保影展能夠如期按照計劃穩步往前走。”

半個月前的北京，作為首屆平遙國際電影展的創始人，聚光燈下的賈樟柯顯得比以往要更嚴肅一些，感謝政府成了他的開場白。如馮小剛調侃，“賈科長”變成了“賈主席”。

除了北影節、上影節，中國獨立性質的電影節或影展與官方的關系往往微妙：要麼以地下形式悄然存在，要麼在自負盈虧與争取政府資金支持間左右撕扯。而賈樟柯要辦的平遙國際電影展，卻是一開始就與政府合作，以發展山西省文化産業和旅遊業的名義推進着。

早在去年8月，賈樟柯團隊就向平遙縣委縣政府提交了舉辦國際影展的意向報告。同年12月，賈樟柯注冊了自己的第10家公司——平遙電影展有限公司。大股東除了賈樟柯本人，日升昌文化旅遊投資有限公司占比20%，這是由平遙縣政府資本運作的文化旅遊企業。

在最近一次接受娛樂資本論的采訪中，賈樟柯表示辦首屆平遙電影展，很繁雜的一項工作是銀幕建設，“擁有2200個座位的6個影廳，包括一個1500座的露天劇場，有論壇和學術空間，有服務區，新聞發布中心，還有配套的一個五星級酒店。”

平遙并沒有可供影展使用的标準放映廳，所以建築團隊要在平遙古城西側，利用原柴油機廠舊址建立建築面積11000平方米、配套景觀園林約13000平方米的平遙電影宮，總投資約6000萬元，僅新建影院及室外配套工程就花掉了1800萬。

緊張施工四個多月後，如今的平遙古城俨然變成一座電影城。進出古城的電瓶車，統一換上了印有“平遙國際電影展”logo的座椅外觀，城内旅館門口張貼着電影節海報，如果辦理入住，店主會耐心給你在地圖上标注出電影宮的位置，并提醒你影展期間古城内外的交通管制情況。

“老闆已經通知我們了，電影節這幾天所有人都不準請假，就是怕客人一下多起來，”餐館内，服務員阿姨一面遞上汾酒一面念叨。“哎你們看見什麼名人沒？剛才隔壁桌一對母女說，他們是和馮小剛坐一趟車來的。今天來了好多人，張藝謀，範冰冰，宋丹丹，還有什麼賈.....”她說不上名來。

你認識賈樟柯麼？在去平遙古城的路上，這成為我無數次向本地人問起的問題，多數人都是一臉茫然。反倒是我的一位意大利朋友，當聽說賈樟柯要在平遙辦影展，很興奮地發來信息問，能給我要個簽名麼？很喜歡他的《站台》和《小武》。

“他是汾陽的？那怎麼不在汾陽辦電影展？”載我們去賓館的司機納悶。

其實理由很簡單。平遙有直通帝都北京的高鐵，交通相對便利，而且作為擁有2800年曆史的世界文化遺産，平遙顯然比汾陽更耳熟能詳甚至名揚海外。

更重要的原因是有政府大力支持。平遙文化旅遊産業是經濟驅動主力，僅去年一年全縣接待遊客就超過1063萬人次，綜合收入達到121.6億元。有了平遙電影展這個IP，以及國内外著名導演、演員等影視界藝術名人加持，無疑又給古城吸引遊客、拉升旅遊經濟增添了新籌碼。

平遙縣長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平遙希望借由舉辦國際影展，達到豐富遊客體驗、提升旅遊品質的目的，為此縣政府同意在影展前三年給予千萬級别的資金扶持。而在去年年底，平遙縣政府與天賦資本合作拟設立總規模30億元的平遙縣旅遊産業發展基金，投資本地文化、旅遊、休閑度假等旅遊項目，“賈樟柯導演的電影平台”首當其沖。

用“政府搭台，企業唱戲”的模式做文化旅遊地産開發，在偌大的中國并不鮮見。前有張藝謀、陳凱歌、張紀中們留下的成功，賈樟柯如今也在影視IP 文化地産強強聯合的道路上邁下了自己的一步。

87萬一場的開幕式

花了大幾千萬，在非北上廣深等地區辦一場電影展，收益幾何呢？

我們可以參照平遙另一項知名“國際賽事”，即已經辦了17年的中國平遙國際攝影大展。在剛剛過去的九月，平遙吸引了來自23個國家和地區的2000多名攝影師參展，參展圖片達1.6萬餘幅。

影展不僅給平遙帶來聲譽和名氣，同樣也帶來不菲的經濟效益。第17屆平遙攝影展期間，作品成交金額超過40萬元，平遙古城接待人數同比增長30%以上，收入同比增長13%以上；古城購票人數同比增長近47%，《又見平遙》大型室内情境體驗劇收入226萬元，同比增長16.6%。

因此平遙縣政府對電影展的預期顯然也是高的：不僅要打造晉中新的文化地标，而且争取“1年初見成效，3年取得明顯品牌效應”，将平遙國際電影展打造成國際一流電影盛會。

平遙人民雖不知道賈樟柯是誰，但卻已經感受到了這位“賈科長”給古城帶來的新一波熱度。10月以往已經是平遙的淡季，火車站門口卻聚集了更多出租車，欄杆處挂起了大紅色橫幅，赫然寫着：辦好電影展，喜迎四方客。

“你們也是沖電影節來的吧，今天晚上的房子都住不下了，”出租車司機一邊安頓我們進車，一邊頭探向窗外招呼更多過路旅客。

來看電影展，少不了要參觀古城，套票130元；上城樓就得買。如果不泡酒吧，“印象”系列的《又見平遙》成為不少人消遣夜晚的選擇，票價298元；在老字号天元奎吃頓栲栳栳、平遙牛肉，上百塊錢少不了，再加上住宿費用，這麼粗略一算，一人一天小一千，就輕松貢獻出去了。

進入古城西門附近的平遙電影宮後，你會發現電影節戰略合作夥伴廣汽傳祺，以及獨家贊助方陌陌的海報宣傳無處不在，其廣告也出現在每場放映前的貼片中。此外服裝品牌Bouthentique、平遙九瑞文化旅遊發展公司、賈家莊旅遊景區，以及賈樟柯自己的餐館“山河故人家廚”等，都處在比較顯眼的宣傳位置。

與衣食住行等周邊文化旅遊休閑産業，以及電影展的招商相比，票房收入可能就隻屬于蠅頭小利了。能容納1500人的露天劇場“站台”昨晚承辦開幕式并放映開幕影片，該場次的票在影展開始前就已售罄，隻能憑580元一張的電影票，或者價值1380元的套票入場，也就是說僅這一場就有87萬的收入。

“下屆電影展還來嗎？”

不過套票與單場次售票并存的制度，也是首屆平遙電影展最大的争議之一。由于購買套票的觀衆并不能憑套票觀影，而是需要在現場票務中心換取特定場次電影票，部分影片售票火爆，導緻套票觀衆無法領到票，甚至存在疑似超售的情況。

對于套票持有者，一次隻能換取一張票，而且隻能換取20分鐘内即将開場的場次。由于是首屆舉辦，現場志願者和工作人員對于換票規則并不熟悉，每個人的說法都不一樣，導緻換票成功後，電影往往已經開始。

而場次與場次之間幾乎是無縫銜接，隻有10分鐘左右空隙，看完A場想繼續看接下來的B場，變成了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你需要再次從影院返回人潮擁擠的票務中心排隊，且不知道該場次的票是否已經被領完。“沒有和票務網站合作就是這樣，你隻能來回跑人工換票，”一個觀衆感歎。

作為首次舉辦的影展，平遙電影展确實在很多方面都流露出生疏感。有人帶着假工作證橫行園區，也有真的攝影團隊被擋在門外；園區内餐飲設施比較匮乏，隻有一間咖啡館賣熱狗三明治，但出園區到古城吃飯，回來又要接受進門安檢；除了換票制度繁瑣外，引導标識不夠清晰，組織工作散亂無序也受到部分觀衆抱怨。

我在排隊人群中找到小王時，他和工作組的其他觀衆評審正準備去找影展主辦方理論。

本屆平遙電影展從全國選出了55位觀衆評審，被分為五組對影展5個單元的影片進行打分。小王興緻勃勃地從外地飛來平遙，卻發現“原本跟我們說可以看所有展映影片，我們就是沖着福利來的，現在變成隻能看自己單元的影片了”，憑評審證看其他場次，同樣要經曆難熬的換票手續。

評審并不給報銷食宿，“就給了1000塊錢補助，你想我買機票還得訂一周住宿，這得多少錢。”小王感歎。“水也不讓帶，午飯自己解決，可能隻有志願者有盒飯。”除了看電影，評審們唯一的“福利”可能就隻有能現場看開幕式了，“原先給我們說的是黃帝座，結果是最後一排”。

“下屆電影展還來嗎？”

小王沒有回答。“我覺得可能在組織方面，做的不如First吧，”他的聲音在周圍一片嘈雜中幾乎聽不清。

這種情況主辦方多少也有所預見。“第一年工作壓力特别大，既要策展，又要建電影宮，雙管齊下，難免會有一些組織的不周到。”影展開始前，賈樟柯就曾坦言。那天他的雪茄抽得很兇，很快屋裡煙霧缭繞，嗆人且有些許壓抑的逼仄感。

但是，賈樟柯有信心：“我相信假以時日，培育兩到三年後，平遙會是一個非常優秀的電影展。”

的确，平遙電影節有着它獨特的魅力：電影文化與古城場景高度融合，電影宮恍若藝術中心一般的寬敞空間，比多數國内電影節都更文藝和豐富的選片口味，讓中國觀衆欣賞到更多元的電影文化，以及年輕的志願者雖然“業務”不算熟練，但他們一直在嘗試将種種問題做到更好的解決。

隻是羅馬非一日建立，電影展從平庸到優秀，也需要很長時間。

從“站台”到遠方

奔赴平遙的前一天，我去了趟汾陽賈家莊。和我想象中的小城鎮不太一樣，賈家莊布局齊整，大路平坦，空氣質量比北京要好不少。而且比起相隔40多公裡的平遙，汾陽人對賈樟柯是熟悉的，“我知道他啊，他在我們這裡拍了好多電影，”司機陸師傅一邊開車一邊念叨。

時隔20年後，從山西出走的賈樟柯決定從北京搬回到故鄉，并在賈家莊文化生态旅遊區興建了3000平米左右的賈樟柯藝術中心，與朋友合開的餐廳“山河故人私廚”也坐落在賈街。

電影節的熱度似乎并未燒到這裡。我們成了那天下午山河故人唯一的客人，也沒能撞見習慣在餐廳二樓寫作的賈科長，隻有牆上《山河故人》一幕幕鏡頭的定格瞬間。服務生用英式三層茶托盤端上來一份茶點，細看不僅莞爾：那麼西式的裝點，裡面盛得卻是山西特産紅棗夾核桃。

這不就是賈樟柯麼？至少在前半生，這位“汾陽小子”一直遊走于遠方與家鄉，在國際化表達與本土内核之間尋找平衡，這造就了大家對于賈樟柯的複雜印象：他攬獲了無數海外獎項，作品卻很少能被國内觀衆在大銀幕上看見；他身上從不缺少電影作家的人文情懷，但也會有不少人認為其不乏商人野心，本質是個精明的晉商。

就連本屆平遙國際電影展，也處處流露出一種文化中合：大展辦在小城，“大格局、小身段”的影展定位不說，放映的40多部影片中，隻有1/4是華語影片，可謂十分“國際化”，但卻專門設置了展現地方影人作品的“平遙一角”。選片類型非常文藝，賈樟柯就請來了範冰冰做形象大使，“我們非常迫切地需要一個大衆喜愛的明星來幫助我們介紹平遙電影展，”他說。

今年一月初，賈樟柯好友、文化學者許知遠在山河故人與賈樟柯做了一場對談，矛盾感再次顯現：鏡頭裡的賈樟柯敏感多情，他卻形容自己更加獨裁和無情，“人的智慧某種時候受到局限，都是情困。有的時候無情，能夠更好地處理好事情......我越來越對形成共識不感興趣。”

後來許知遠在獨白中坦言，這是兩人從2006年相識以來讓他感到最意外的一次對話，“這位老朋友在思想上的變化，是我來汾陽之前從未想到的。”

賈樟柯變了麼？其實他正在走出困惑。來自公衆和市場的壓力，他此前并不是沒有感覺，“你是在給外國人拍電影”、“你的電影是脫離大衆的沒人看的電影”，對他都是老問題。比起争議，一直關照現實的他更焦慮的是社會層級在固化，“大家就是從艱難的生活流動到另一個艱難的生活，我們其實活在變革的幻覺裡。”

“剛拍電影時，我特别有激情，覺得電影能改變全世界。”一個人拍電影，當然改變不了全世界。賈樟柯如今想通了，要聚合更多的人，形成一股潮流。

從為大大小小的青年影人扶持計劃站台，到成立柯首映，再到如今舉辦平遙國際電影展，賈樟柯為最初的理想找到了更廣闊的場景。“站台”是賈樟柯自己命名的劇場，既源于十多年前自己拍的電影作品，也有平台（platform）的意味，如今平遙就是賈樟柯的站台，他要把電影以及不止于電影的東西，通過這裡輸送至遠方。

這當然也包括前段時間上映的《時間去哪兒了》。作為金磚五國首次就同一主題合拍電影，人們難免留下“這是完成政治外交任務”的印象，但面對小娛的疑問，賈樟柯多次強調，這次合拍是完全商業化的運作。“它不是一個國家行為，而是一個公司行為。”

“首映時我突然意識到，我們不知不覺中開創了一個曆史：占人口絕大多數人口國家的導演，面對同樣問題發出不同的聲音，是非常重要的藝術事件，我對這個東西特别有感覺。”至于為何電影出品方中除了賈樟柯自己的西河星彙影業，歡喜傳媒，聯合攝制單位中有晉中市委，“這是因為我的片子在平遙拍，得到了他們的幫助，”他解釋道。

賈樟柯自己拍攝的《逢春》，被放在《時間去哪兒了》最後出現。故事很簡單，就是一對結婚多年的夫妻面臨要不要想生二胎的選擇。“這種面臨選擇機會的人，是我特别感興趣的。”賈樟柯把故事放在平遙，古城裡面發生的新變化，自然給人一種時空的錯位感與反差。

正如此刻坐在露天劇場“站台”的1500位觀衆，他們活在當代，觀影方式是偏僻小鎮式的，看的卻是來自西班牙的喜劇《魔方》。古城此刻已經寒意侵襲，我想起此前賈科長說，設計團隊特别解決了取暖問題，“大家既能享受露天放映的樂趣，也不會感到冷，隻會感覺到電影的溫度”，急忙連線人在現場的小王問，你冷不？

凍死了，後悔沒穿羽絨服，小王哭訴。不過過了一會兒，他發來微信說，現場已經給每人發了張薄毯子和座墊。

那一刻，我仿佛又看到賈科長佝偻着背站在發布會一角的樣子。身量不高的賈樟柯幾乎被人群淹沒，周圍沒有聚光燈和關注，他臉上卻帶着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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