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小說、還是電影和話劇，白鹿原這個世界中都有鄉土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縮影，而這個代表人物毫無疑問就是朱先生。在人們眼中朱先生多少有些神秘，他飽讀詩書，是鄉下人們眼中的“神人”，有着通天的本領，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似乎無所不能。一次訪談中陳忠實對陝西評論家李星說，《白鹿原》整部小說寫得比較平靜，但最難寫的一章便是朱先生出場，尤其是他生活經曆的那一段比較長的文字，似乎不如寫其他人物那樣來得自如。總覺得難以進入這一種形象性的叙述。

其實，如果說這部作品中有兩個人物于陳忠實比較重要，我想一個是田小娥，另一個就應該是朱先生。田小娥在冥冥之中以無形的力量推着陳忠實向前走一步步去勘探人性的文化構造。而朱先生則是整個“白鹿原精神”世界的建構者，他所付出的努力似乎透露着舊式知識分子的命運。在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在革命力量湧起時，在各種力量相互沖撞中，朱先生成為了那原上一曲動人的挽歌，白嘉軒重建鄉土精神家園的禮俗秩序的努力，在某種意義上是朱先生格物緻知的努力。但作為即将告别的一種手勢，卻顯得那麼蒼白無力。

朱先生的仁義

電視劇《白鹿原》中由劉佩琦飾演的朱先生似乎更夠傳達出朱先生身上的悲劇感和儒雅氣質。電視劇中去掉了朱先生那段冗長的生活經曆，這段作為補充朱先生生命形象與精神氣息的文字去掉了對于觀衆來說理解朱先生的言行有一定的影響和沖擊。但似乎我們通過其他人物的視角也能勾勒和猜想出一二。每個編劇和導演對于作品的理解和把握不同往往直接造成對于人物處理的不同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與原著人物形象的契合，往往會出現神似形離，甚至陷入神離形離的尴尬境地。而這次電視劇中朱先生，在形神兼備中有所突破，這也是這部電視劇值得我們期待的一個原因。朱先生這個角色沒有白嘉軒和鹿子霖這兩者核心角色的戲份多，但朱先生卻是白鹿原精神的創造者，作者陳忠實在其身上也透露着複雜的情緒和心理，如果單純作為舊時代封建文化土壤下的知識分子形象，就過于簡單。陳忠實也不至于說他的出場那章寫得比較難。這個靈魂式的人物在白鹿原上的地位一點兒也不比白嘉軒和鹿子霖差，我們從衆人口中聽到那不斷湧現出來的“先生”便能體會出人們對于他的尊重和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分量。

電視劇中朱先生首次進入我們視角卻是通過白秉德和白嘉軒的談話來展開的，這一點與原著中處理的不同。小說中白嘉軒的老爹病危後，按照冷先生的囑咐去找陰陽先生途中遇見 “仙草”時想到朱先生。電視劇中對于後面成為白嘉軒的妻子的仙草處理的不同罷了。電視劇中仙草是被白秉德和鹿三在出門賣糧的大雪途中救贖回來的，在和姐姐讨論仙草留去時，家人都在考慮成全仙草和白嘉軒的婚姻時，白嘉軒卻告訴衆人他姐夫在也不會同意他趁人之危。随着故事的推移，我們似乎也越來越對這個朱先生産生了更多的好奇。當白嘉軒正在陷入困惑和選擇之際，他姐夫朱先生在祠堂這個隐含着巨大信息的地理空間中進入我們眼中。

一條長袍的黑影在祠堂門緩緩開啟中給白嘉軒帶來了精神選擇的靈丹妙藥。從對話中我們知道白嘉軒在精神上對朱先生的依戀，朱先生總能夠為他掃除精神的迷障。我們可想而知沒有朱先生的白嘉軒又是怎麼樣的囚困于精神黑暗之中，朱先生之于他的意義就像黑娃之于田小娥的意義，雖然前者更突出一種文化或精神緣由，後者可能更突出人性和拯救的緣由。但對照而看出發點不同，兩者之間構成一種對抗的力量。如果我們感歎朱先生以及白嘉軒所代表的文化意義上的消逝和感傷，那麼田小娥、黑娃、白靈等等所代表的則是與前者說不清楚的人性的感傷。朱先生帶領衆人在雪地裡抛開積雪發現“仙草”，借此來解困白嘉軒的精神困惑和内心的不安，使得人們信以為真。而仙草這個作為白嘉軒生命中開枝散葉的女人，也因朱先生的一席自圓其說的話語而增加了一種神秘的氣息。後來從朱先生口中我們知道原來那株草能夠在積雪下存活皆因下面有活水。這似乎也成為了以朱先生為代表的舊式知識分子的一種宿命，他們似乎努力要“知行合一”和“格物緻知”，但似乎早已時過境遷，一切努力在權力力量鬥争與更叠之中顯得如同毫末，如同夕陽，漸漸逝去在鄉土中國的曆史車轍中。

朱先生的種種重建鄉土中國的想象幾乎都由白嘉軒去實踐，重修祠堂和重建鄉約，但一切努力卻正陷入逐漸遠去和消逝的“遺忘”中。在面對不斷向前的曆史車輪，他們似乎透露着一種悲涼感，如同那片黃土地一樣，也如同那一聲聲熱血湧頂的秦腔。朱先生的“仁義”禮俗夢幻看似統一，但卻隐含着撕裂，白鹿原這個“鏊子”上的人們表面上的遵規行為所凝結的寂靜，卻在陰暗處隐含了種種反抗和憤怒的潮浪。在各種革命力量席卷這片鏊子時，朱先生也無能無力，他在各種力量之間遊走顯得那麼孤獨，這和他進入祠堂拯救白嘉軒時的暗影一樣，在光芒之下猶如一條繩索。這個黑影困住了自己也困住了白嘉軒。“仁義”這件古老的皮衣在祠堂的衆人眼中正在逐漸貶值，這件衣服沒有拯救滾燙鏊子上的人們，人心支離破碎，危機四處潛伏，這個微微可及，搖搖晃晃的世界中，各種力量“以一孔之見”時刻準備着撲向朱先生所代表的“仁義”禮俗體制，各種力量在伺機而動，原本看似平靜的白鹿原的表象之下，不同的力量在擰成繩索，我們可以感觸到那種千年文化沉積之下人性的畸形和她們對自己命運重寫的渴望。

“仁義”在權力機器之下變味的組裝和被利用，遠離了最初聖人設定的方向，偏離了軌道，那麼朱先生這個“神人”也無能為力，他的努力和理想抱負終究不屬于正在到來的時代。

朱先生的勇敢

同樣是權力機器下的新舊較量，朱先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内心深處的發雜程度不比白嘉軒，甚至白嘉軒隻是門外漢。而朱先生作為舊式的擁有良知和抱負的知識分子，他的聰慧和遠見遠遠高于白嘉軒，他與白嘉軒其實可以說是一個精神形象的兩面，就像一枚硬币。在清軍勢力準備絞殺新生革命力量之際，朱先生臨危受命，可謂大義凜然，慷慨激昂。他挺身而出表現出了文人身上的激蕩氣韻，他拯救即将面臨戰争殘酷之下的水深火熱的黎民百姓，他和白嘉軒一起說服和自己有着同樣擔當的舊式文人方升。朱先生和方升之間的交往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堪稱君子之交。他們彼此惺惺相惜，方升升遷後不忘舉薦他，兩人之間書信傳遞心聲彼此早已視為知己，在風雨飄搖的時代中，各安天命，卻又彼此珍視，相互照亮。

當大軍即将壓境時，當張都督派去的說客被方升奪取了性命，朱先生和陪着他赴會的白嘉軒又豈能不怕？在那樣一個時代，朱先生和白嘉軒爬上山梁，他歎息族長難當，更何況活着。臨近方升軍營，朱先生問白嘉軒怕嗎？白嘉軒答道隻要有朱先生在他就不怕。其實，他可知道朱先生說服方升也沒有十足把握，時代環境下人心散了，也變了。進入軍營的那個夜晚，他擡頭望着那黑暗中桅杆上高高挂的兩顆人頭，我們可想而知。朱先生和白嘉軒共同舉杯中透露着視死如歸的激昂，當然也流露着一種世道人心難測的隐憂和自己能否回去的不測玄機。

軍營外面的皮鞭聲下伴随着慘叫，白嘉軒的不安和朱先生的淡定似乎成為了一種悖論，其實朱先生借酒解憂的玄機，白嘉軒根本不了解。朱先生在醉意興起時告訴他大雪覆蓋下的“仙草”活着的緣由。而白嘉軒則覺得朱先生最近老在“蒙”他，其實朱先生洩露“天機”時，以及後面對白嘉軒後事的安頓中，我們知道原來外人所以為的“神人”朱先生承受着怎麼樣的痛苦。在人心不古的時代深處，舊式知識分子的心碎之鏡難以彌合，且傷口越來越大。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在軍帳内朱先生借着酒意用秦腔教白嘉軒吼着當年他出關求學時，方升給他送行時所吟唱的唐代詩人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他向白嘉軒重複着當年方升對他的教導“大丈夫須經磨難方得大境界。”而軍帳外那個蒼老的身影應和着軍長内的吟唱，夢境瑩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朱先生和白嘉軒深入虎穴的壯烈之舉，在白鹿原上成為了衆所周知的口口相傳的佳話。

朱先生的歎息

多年以後，朱先生命薄西山，在經曆白鹿原上社會變革的大風小浪後，白鹿原恢複了甯靜的秩序。朱先生似乎隐約知道自己的努力，修鄉約，編縣志等等的“移風易俗”重建鄉土中國的願景終究屬于過去，而即将和已經到來的新時代終究不屬于他的世界。他夢見了自己的母親，他和白嘉軒登上白鹿原的山梁的感慨之情裡透露着來自生命身處的悲涼質感，他的希翼似乎在某種意義上和田小娥的希翼有着相似性，終究被人們步步緊逼，走向絕境，走向虛無。如果我們非要為白鹿原上找出幾件舊物的标識，作為一種文學地理空間的呈現它們囊括着巨大的信息，比如戲台，比如祠堂，比如白鹿書院。這三舊物承載着古老的氣息，都具有着曆史的滄桑感，它們就像曆史軌迹的标尺，镌刻着舊式知識分子的精神豐盈，但卻疏遠于正在到來的時代。朱先生這個靈魂式的人物最後和他所建構起來的白鹿原精神像一首懸挂在夜空的挽歌，激蕩着“自信平生無愧事，死後方敢對青天”的生命氣息和理想執着。

回顧朱先生的一生多少有些令人惋惜，朱先生的死亡在某種意義上有着對鄉土中國的告别儀式的意味，這個濃縮了一代舊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夢想最終在大時代的轟轟烈烈中幡然倒塌，朱先生的小時代成為一種遠景，就像他多次登上山梁的一次次回望和感慨。朱先生身上或多或少有着陳忠實的精神寄托，田小娥在一定意義上在于消解秩序，而朱先生則注重重建秩序。因此，白鹿原是一個撕裂的“鏊子”，這種撕裂在田小娥身上，也在朱先生身上。書院作為朱先生的精神坐标在某種意義上卻成為一種哀悼，作為白鹿原禮俗秩序重建的倡導者，作為舊式的知識分子，朱先生始終在人們心目中享受崇高的地位，這個地位超越了白嘉軒作為族長的地位和意義。

朱先生的歎息是微弱的，是虛無的，甚至是絕望的，它如同田小娥的痛苦一樣，最終化為烏有在天地間遊蕩，蔓延，升騰。

注：本文選自《厲害了，白鹿原》，罕莫（詩翼閱讀聯主辦人、常務副主編）所參與章節，未經授權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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