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靈二帝在位期間是東漢衰亡的關鍵時期。據史料記載，公元157年，桓帝在位時期，全國人口約為五千多萬，但到了公元280年，西晉太康時期，人口約為一千六百多萬。一百多年來，人口銳減三分之二。那麼為何在此期間人口會出現驟降呢？

直觀感覺應該是戰争所緻。确實，自靈帝即位以來，各地都出現了動亂，動亂造成割據，割據發展成戰争，持續了數十年之久。

漢桓帝畫像

東漢王朝的統治權力是豪族與皇帝共同享有的。西漢時期就已經出現土地兼并的情況，朝廷認為土地兼并是必須加以制止和解決的問題；但是到了東漢，朝廷對土地的管理沒有任何明晰的概念，也不認為土地兼并是一個問題。豪族的利益是建立在土地之上的，必然不願對現有土地進行再分配。因此，土地的兼并變得更加嚴重，财富也更加集中，從而對社會的流動産生了影響。

豪族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壟斷了所有的權力和财富，并且将其傳承給家族成員，外人根本無法參與。這也就意味着，大部分人所能掌握的權力和财富越來越少，而漢朝的人才選拔方式更是加劇了這種情況。

東漢時期全圖

“累世經學”的興起，表明地主、富人也開始對學術資源進行壟斷。東漢的經學，這是一門需要老師傳授，并經過多年的反複累積才能習得的學問。隻有富人家的孩子才能靠着精通經學而出人頭地。他們從小就受過良好的教育，經過長時間的專業培訓，在學術上的造詣自然要超過普通人，而他們也會自然而然地走進官場，從而進一步壟斷。

在這種情況下，幾乎所有的社會資源都被一小部分人占有了，這就不可避免地阻礙了社會流動，甚至将大部分人推向下層。生活越來越糟糕，挫折感和恐慌感也在不斷增加。

朝廷在扭曲的體制下更加無法發揮作用。外戚和宦官之間的争權奪利，牽扯到了外朝，最終導緻了黨锢之禍。朝廷裡有資格有能力的官員突然減少了上千人，所以靈帝決定将官職賣掉，這樣既能賺錢，又能彌補職位空缺。但是，靠着賣官獲得職位的官員，素質可想而知。

十常侍作亂

朝廷内部的政治鬥争，也在宦官“養子襲爵”的新政策下，向外部擴散。宦官的養子不再被禁于宮中，而是在外朝建立了自己的勢力。到了地方上就和大地主或者豪族發生了矛盾，兩個勢力之間的争鬥，從中央向地方延伸，又從地方向中央蔓延。

經曆了上百年的兼并之後，土地所有者和實際生産者的關系必然會變得更加疏遠。生産者不能占有土地，也就不會産生對土地的強烈認同和依賴。随着自耕農人數的減少，大多數的生産者都變成了靠出賣勞動力維生的人，也就沒有必要在固定的土地上耕作。

張角畫像

因此，在社會動蕩的時候，下層生産者必然會開始流動，最初的目的是為了躲避動亂，可一旦逃離，就會有兩個原因讓他們永遠都不會回來。

一是在新的地方找到了生存和生産的基礎。在新的地方，他們仍然不是地主，隻是佃農，但在原來的地方也一樣。既然生産和生活條件并沒有根本改變，那麼也就沒有必要冒着風險再回去；二是很久沒有找到新的地方居住和生産。為了生存，他們成為“流寇”，靠着武裝和暴力，掠奪他人的勞動成果，以維持生計。

黃巾起義形勢

“流寇”四處騷擾、搶掠，迫使原來在這裡定居并從事生産的農民不得不撤離，尋找其他的出路，這就産生了連鎖效應，最典型的情況就是被搶劫的農民主動加入到“流寇”隊伍中，共同進攻下一個目标。

黃巾軍發展得如此之快，一方面是因為宗教吸引力，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社會結構的松動瓦解。黃巾軍、五鬥米道是在社會分崩離析的大背景下發生的，大量農民離開土地是最嚴重、最難處理的一種危機。在這種社會裡，大多數人都沒有上升的希望，這種社會必然是不健康的。

黃巾之亂，最重要的就是“各地蜂起”。這對于經曆了桓帝、靈帝時期大變革的東漢王朝而言，是非常棘手的。因為黨锢之禍，皇帝賣官，所以官員普遍沒有足夠的能力和責任心。

如果隻是一個地方動亂，還可以集中幾個有能力的人來解決，說不定還有平定的可能。但突然間，全國各地風起雲湧，大批的農民從土地上脫離出來，成為“流民”，然後成為“流寇”，而“流寇”的騷擾，又讓“流民”越來越多。

黃巾起義

這樣的惡性循環使得朝廷難以應付。面對這樣的局面，隻能采取一個辦法，那就是任命州牧，将大權交給地方州牧，以應付各地的危機。

州牧必須與當地豪族交好，或者州牧本身就是當地豪族，才能承擔起維護穩定的重任。州牧要驅逐“流寇”，要阻止“流民”，就必須有自己的軍隊，還要有從上到下都能調動的官僚機構。朝廷必須給州牧權力，讓他們解決宦官養子、皇帝賣官等問題，也就是賦予州牧阻止中央政府幹涉地方的權力。

袁紹畫像

這一政策的實施，使豪族的自主性得到了極大提高，并以另外一種方式與朝廷共治。這次的共治，和東漢初期的大族共治不同，豪族并沒有直接進入中央，而是把地區直接讓當地豪族管理。

将權力下放到州牧，再想收回幾乎是不可能的。授權倉促，沒有足夠的時間建立一種新的地方政權和中央政權的關系。面對底層的混亂，朝廷無力應對，隻能把大權交給有能力有資源的豪族，讓他們來維持當地的穩定。

漢靈帝畫像

地方力量的上升，也使中央政權結構發生了變化。宦官“養子襲爵”的開放，讓宦官的力量從宮内向宮外擴散，地方州牧一旦掌握了大權，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宦官。漢靈帝末期，雖然宦官的數量依然很多，但力量卻急劇下降。

其次，就是宮裡的争權奪利。何皇後和董太後形成了兩大陣營，明争暗鬥。靈帝去世之後，何氏一黨似乎占據了優勢，将董太後從權利系統中剔除出去。何皇後與身為大将軍的何進，雖然明面上都是外戚，但他們與東漢時期的外戚有一個很重要的不同，何家并非什麼大家族。何家之所以能坐上這個位置完全是因為何皇後，他們并沒有強大的家族支持。

何進畫像

何進以外戚的身份執掌大權後，就和外朝達成同盟，但現在的外朝已經變成了地方勢力聯盟，而不是以前的士族獨占。袁紹家族是地方勢力中最強大的，為了鞏固自己在宮中的地位，很自然地向何進提出了強烈的要求，以期将宦官的威脅徹底鏟除。

但何進卻碰到問題，他不是世家子弟，沒有武裝力量，隻能借兵。何進向董卓借了兵。董卓的兵權在并州，是何進最有把握掌控的一支力量，所以他命令董卓将兵馬調往洛陽，以此來鞏固自己的實力。

董卓畫像

但是，何進接下來卻是猶豫不決，拿不定主意。他之所以遲疑，一方面是因為何家勢力不大，忌憚宦官，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相信外朝。時間一長，宦官們抓住機會主動出擊，張讓率領一隊人馬在何進進宮的時候将他殺掉。

聽說何進被殺，袁紹為了保全自己的力量，立刻率兵進宮，與宦官硬碰硬。憑借強大的實力，幹掉了兩千多個宦官。袁紹出身大族，但洛陽的局勢已經到了他也無能為力的地步，因為在洛陽附近，董卓早已蠢蠢欲動。

董卓趁亂攻入洛陽，廢掉少帝，改立獻帝。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給了各大勢力一個借口聯合起來對付董卓。一個與董太後沒有任何血緣關系的并州牧，竟然敢擅闖國都，擅自廢帝，這簡直就是大逆不道。

董卓讨伐戰

很快，各大勢力就組成“關東軍”，聯合起來讨伐董卓。參加關東軍的首領，大都是各州的州牧。有一人例外，此人是朝廷的校尉，雖然實力不強，但也以維護少帝為借口加入了關東軍，這個人就是曹操。

曹操之父曹嵩，乃宦官曹騰養子，實質上是宦官勢力向外擴展的表現。曹嵩繼承了曹騰的爵位，曹操被舉為孝廉，成了議郎，之後又升為騎都尉，率領大軍與黃巾軍作戰。董卓占領洛陽後，他加入了讨伐董卓的聯軍。董卓之亂，曹操站在宦官的立場與董卓作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當時，誰也不會想到，這個有着不同背景的人，才是最後的赢家。

曹操畫像

各大勢力想要聯合起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僅憑這一點，董卓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不得不暫時遠離洛陽，還用武力将獻帝和整個朝廷都綁了過來，甚至将洛陽的大批百姓也帶到了長安。

史書記載被迫向西遷移的人口高達二百多萬，也許有些誇張，但很明顯，這是董卓逼迫下的一次大規模的流亡。自“黃巾之亂”以來，曾經發生過很多次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一開始是鄉間的動亂，但董卓的暴行，讓國都洛陽也陷入了混亂。

東漢末年割據形勢

董卓之亂最可怕之處，就在于使洛陽解體，将大量洛陽人口變成流亡人口，進而引發未來幾十年也無法安定下來的大流亡，而與大流亡同時出現的，必然是大劫掠。

大批的流民，在所過之處大肆掠奪。以前，州牧和豪族的統治目的都是為了防止騷擾，讓生産和生活得到保障。最好的辦法就是遠離混亂地區，免得被戰亂波及。但随着流民的數量越來越多，影響也越來越大，在這種混亂的局面下，州牧和豪族根本無法保住自己的地盤。

三國鼎立圖

州牧和豪族也隻能由被動轉為主動，一旦有了雄厚的财力和軍事基礎，就會首先擴大自己的力量，然後領着大軍去其他地區“就食”。原本保衛當地的軍隊，也都參與到了搶劫的行動中，這使得搶劫變得更加激烈，造成的損失也越來越大，最後發展成了軍隊之間的沖突，使人口急劇下降。

董卓把獻帝從洛陽遷到長安沒多久，就被王允和呂布聯手殺了。董卓死後，李傕、郭汜統領大軍，王允也被二人所殺，長安大亂。在一片混亂之中，皇帝和一幫官員被迫逃亡。

郭汜畫像

上一次，他們從洛陽前往長安，是由董卓的親兵護送，但這一次卻沒有任何的侍衛，也沒有任何可以招待的地方，反而要時刻提心吊膽，皇帝的威嚴和地位都跌到了谷底。從洛陽遷到長安，再到皇帝帶着官員逃回洛陽，導緻了中央政府的崩潰。

董卓之亂後，袁紹占據了北方，曹操在袁紹以南，袁術在曹操以西，這三個人的勢力範圍都在洛陽附近。此外，荊州有劉表，東南有孫策，益州有劉璋，西北有馬騰和韓遂。主力都在中原周邊，中原殘破，無法再保持正規的軍力。此時劉備還沒有建立起足夠的力量，各區域的勢力顯然不隻有三個。

劉表畫像

由此可以看出，三國并非單純的曆史事實，而是一種被構建的曆史觀念。漢末群雄并起，各有各的勢力，把這種情況稱為三國，既容易理解，也能凸顯出三國之間的矛盾。于是，三國這個概念就形成了。

獻帝原本打算去投靠袁紹，卻被袁紹拒絕了。各方勢力都吸取了董卓的教訓，立獻帝沒帶來好處，反而成為衆矢之的。當時的情況是各大勢力各自占據一塊地盤，然後努力擴大自己的地盤，最多也就是和附近的勢力有一些摩擦。可是，如果迎來皇帝，豈不是将自己推到了風口浪尖，成為其他勢力的頭号敵人。

馬騰畫像

獻帝無依無靠，隻能返回殘破的洛陽。後來曹操把他帶到了許都，後人分析曹操崛起的原因，認為“奉天子以令不臣”是重要的戰略。不過，從董卓的先例和袁紹的抉擇來看，對這種根深蒂固的認識還是持有保留意見的。

難道皇帝真有這麼大的價值？有他就能号令天下？這位皇帝在九歲的時候被董卓擁立為帝，後來又被董卓帶到了長安，三年之後董卓遇刺身亡，長安因為李傕與郭汜陷入了内戰，獻帝逃離，曆經千辛萬苦，曆時一年終于重返洛陽。沒有權利，沒有靠山，連基本的尊嚴都沒有，隻有一個頭銜，有了他又能如何？

孫策畫像

朝廷的根基已經徹底崩潰，官僚體系也被打亂了，皇帝還怎麼指揮？如果皇上能夠統領各地，也不至于花一年的時間才從長安回到洛陽。

獻帝的意志，從來都不是他自己的。上一次，董卓“挾天子”，先是廢了少帝，然後還把他殺了。董卓一死，李傕、郭汜就“挾天子”，他們有沒有嘗到甜頭？沒有，就在他們“挾天子”的那段時間，各大勢力都把董卓、李傕、郭汜這三個“挾天子”的人視為頭号敵人，所以才會聯手對付他們。

漢獻帝畫像

“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理論，是一種表現曹操奸詐個性的戲劇要素，說這個措施給曹操帶來了極大的好處，這是經不住推敲的。

皇帝的聲望已經跌到谷底，單憑迎獻帝去許都，就可以把許都變成政治中心，讓所有勢力都歸順，這根本不符合常理。既然沒有人願意接受獻帝，那麼曹操又怎麼會願意呢？袁紹不想幹的事情，曹操就幹了。更有可能的推斷是：曹操的影響力，并不是因為皇帝的出現才大漲，而是曹操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優勢的前提下，才敢迎來皇帝。

曹操脫穎而出的原因是屯田制。他知道要想從根本上解決漢末之亂，就必須解決人與土地的問題。沒有土地這個紐帶，流民的問題就永遠不會得到解決。曹操就是要重新構建人與土地之間的關系。

屯田制示意圖

屯田就是要改變軍隊的供給方式。軍隊很可能會成為有組織的掠奪者，通過戰争和掠奪來養活自己。曹操則是将這一模式轉變為以軍隊方式進行農業生産，把一部分未參與戰争的士兵轉變為農民，逐步形成兵、農結合的格局，為軍隊奠定了經濟基礎。

曹操還另外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召集周圍的地主，讓他們把自己的生産者都拉到這裡來。地主在當地經營了很久，有佃戶、下屬，在戰争中也有流離失所的危險，曹操就把他們招攬了過來。地主來了以後，還能保留原來的組織，在軍隊的勢力範圍之内取得大量的土地，地主重操舊業，恢複農業生産。土地會得到軍隊的保護，其中的一部分産出要上交，以此換取安全保障。

三國時期的青州、徐州

曹操統治的青州和徐州，原本是農業生産受到極大影響的地方，若不想辦法恢複農業，就會落後于其他地方，更别說與其它勢力抗衡了。曹操的高明之處，就是他看到了這一現實，利用屯田、保護地主，建立了一個安全的農業生産基地。

在這一進程中，新的關系出現了。漢末動亂使得原有的宗族制度支離破碎，部曲與佃客是一種新的穩定關系，取代了宗族制度。

三國時期全圖

部曲與佃客的區别隻在于是否有軍事身份。佃客參加農業生産，從事集體勞動以獲得安全和溫飽；而部曲還是軍人，平日裡參加勞作，一旦有了戰争，就會全副武裝跟随軍隊征戰。這兩種組織形式，既為生産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又提供了穩定的生存條件。

開頭說到從漢到晉，中國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二，這些人中有大部分是因為戰亂、饑荒和瘟疫而死，但也有一部分并沒有死，隻是沒有被朝廷統計。他們從國家的編戶，變成了豪族的私民，是豪族的部曲、佃客，不給朝廷繳稅，也不給朝廷做苦力。

曹操雕像

曹操奸雄的形象、狡詐的性格太過突出，人們常常會忽視他的獨到見解。他不是僅靠狡詐和權謀脫穎而出，更重要的是他對人和土地的關系進行了改革。正是因為這樣，曹操統治的區域生産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他才能具備足夠的實力将皇帝拉攏到自己的身邊，實現真正的“奉天子以令不臣”，為後來的三國鼎立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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