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方舟走得很急促,沒有臨終遺言,如他簡單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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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學家顧方舟走了,1月2日3時35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
他走後,人們試圖在兒時記憶裡搜索脊灰糖丸的味道,然後給予他“謝謝您,那是我吃過最好吃的糖丸”、“可能是小時候最甜的回憶”的評價。
在《一生一事:顧方舟口述史》書中,顧方舟将自己的人生概括為“一輩子隻做一件事”。那就是他研制的脊灰糖丸活疫苗,使中國于2000年實現了無脊灰狀态,這意味着千百萬兒童遠離了小兒麻痹症。
該書作者範瑞婷還記得,顧方舟在訪談中曾對她講,此生他為國家做了一點事,找了個好老伴,“這一輩子沒什麼遺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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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鬥幾十載 中國“無脊灰狀态”
▲2004年6月2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中科院院士顧方舟。
顧方舟是在熟睡中走的,“很安詳”。
治喪小組負責人之一張蓓回憶,2日淩晨,窗外風很大,他的家人曾為他蓋被。3時35分,病床前的多參數監護儀上,他的心跳減緩,最終趨向直線。
他走後,1月2日,由他原來擔任院校長的中國醫學科學院 北京協和醫學院,成立了治喪小組,并對外發布了一則訃告。百字訃文,濃縮了顧方舟簡單又不失閃耀的一生。
“顧方舟同志,我國著名醫學科學家、病毒學專家,中國醫學科學院原院長,北京協和醫學院原校長,北京協和醫學院一級教授。”
但諸多官方“title”,他最為人所熟知的,還是他用一顆小糖丸消滅了小兒麻痹症。
也正是由他主持研制的糖丸疫苗的推廣,讓“脊灰”的年平均發病率從1949年的十萬分之4.06,下降到1993年的十萬分之0.046,使無數兒童免于緻殘。
2000年,時年74歲的顧方舟作為代表,在“中國消滅脊髓灰質炎證實報告簽字儀式”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随後,世衛組織宣布中國為無脊灰狀态。然而為了這一天,顧方舟和他的團隊,奮鬥了四十多年。
顧方舟走得也很急促,沒有臨終遺言,如他簡單一生。
《一生一事:顧方舟口述史》中,顧方舟說,他這一生,隻做了這一件事——消滅我國脊髓灰質炎,但在業内看來,顧方舟的貢獻遠不止于此。
中國醫學科學院 北京協和醫學院院校長王辰介紹,我國乙型肝炎能有“奇迹般的下降”,有賴于疫苗特别是嬰幼兒疫苗的使用,顧方舟在決策中發揮重要作用。
“他是協和醫學院的顧方舟,是醫科院的顧方舟,是國家的顧方舟,是人類的顧方舟。他的功勞和成就,确實可謂功在當代,澤被子孫。”王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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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攻”小兒麻痹症 攜幼子以身試藥
▲顧方舟,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原院校長、一級教授,著名醫學科學家、病毒學家。資料圖
1926年6月16日,顧方舟出生在浙江甯波。早年喪父,母親為了養活一群孩子,到杭州學習助産,後來又拖家帶口移居天津,挂牌營業成為助産士。
1941年,他考入天津工商學院附屬中學,3年後,順利進入北京大學醫學院,攻讀醫學系。
1948年畢業後,他秘密加入中國共産黨。之後的1951年,他就讀蘇聯醫學科學院病毒學研究所,直到1955年回國,他獲得醫學副博士學位。
顧方舟與脊髓灰質炎研究工作結緣,始于1955年,全國多地暴發“脊髓灰質炎”疫情。
脊髓灰質炎,簡稱脊灰,在國内,俗稱“小兒麻痹症”。
《一生一事》記載,疫情先是江蘇南通1680人(大多為兒童)突然癱瘓,其中466人死亡,随後迅速蔓延全國。
1957年,31歲的顧方舟臨危受命,開始進行脊髓灰質炎研究工作。次年,顧方舟在我國首次分離出“脊灰”病毒,之後又成功研制了“液體”、“糖丸”兩種活疫苗,使數十萬兒童免于緻殘。
此外,他還提出了采用活疫苗技術消滅“脊灰”的建議,以及适合于我國地域條件的免疫方案和免疫策略。
《顧方舟傳》記錄,在疫苗研制的Ⅰ期臨床試驗階段,為了檢驗疫苗對人體是否有副作用,顧方舟曾冒着癱瘓的危險,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
一周過去,他發現自己的生命體征沒有出現異常,于是又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讓自己剛滿月的兒子服用疫苗,證明疫苗對兒童同樣安全。
在顧方舟的感召下,同事們也紛紛給自己的孩子服用了疫苗。
顧方舟回憶此事時曾表示:“我們幹這行的,自己生産的東西自己不相信,那人家怎麼能相信?”最終,他們成為中國第一批試用脊髓灰質炎疫苗的人群。
1960年12月,首批500萬人份疫苗生産成功,在全國十一個城市推廣開來。
此後的一年多時間裡,顧方舟還與同事研制出了“脊灰糖丸疫苗”。這種糖丸不僅好吃,還能在常溫下存放多日。
1965年,全國農村逐步推廣疫苗,自此,脊髓灰質炎發病率明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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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雅真誠的良師益友
在同事與學生眼裡,顧方舟是真誠、儒雅、嚴謹的良師益友。
中國工程院院士劉德培曾是顧方舟的學生,對顧方舟的關懷記憶猶新。
他記得自己畢業時,面臨開展研究項目或出國深造的兩個發展方向,他同時申請了兩個項目。“顧院長總說,這兩個如果有一件能落實,你今後就能發展了,結果後來都落實了,反而帶來了問題,因為不能同時進行。”他回憶,最後組織幾位專家讨論,顧方舟拍闆,讓他用國際合作的方式,帶着課題去國外做。
在顧方舟的支持下,劉德培前往美國深造,這期間,顧方舟兩次出國看望他們,詢問他們學習和科研的情況,還根據他的研究情況指出問題“你實驗的時間太多,這很好,但還要多看文獻。”
而在中國醫學科學院 北京協和醫學院原黨委書記、副院校長錢昌年看來,顧方舟為人真誠,十分重視醫學教育。
1985年,他和顧方舟成為同事,當時面臨一個現狀:改革開放時,不少學生熱衷于出國深造,本是件好事,但外界頗有微詞,有人質疑“醫大辦半天,是不是辦成出國預備隊了”,還有人說你們幾十個學生,不用辦本科了,辦研究生就行。
這種情況下,顧方舟仍然堅持改革開放和八年制、導師制的精品教育,開拓國際交流,動員資源讓學生學到東西,事實證明,後來很多先進的醫學信息是靠這群留學生傳遞回來,不少學生在深造後仍選擇回國工作,顧方舟的堅持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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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愛終生,伉俪情深”
在長子顧烈東眼裡,顧方舟是一位大愛無邊的父親,和身為同行的母親為科研投入了大量時間。
在他八九歲時,顧方舟與妻子經常在無菌室加班到深夜,晚上照顧弟弟睡覺的責任就落在他身上。
有一次醫學生物學研究所食堂放電影,是他最愛的《地道戰》,他飛快把弟弟哄睡覺,就偷偷溜了出去看。電影放到一半,廣播裡叫出他的名字,原來是弟弟醒了,發現身邊一個人也沒有,跑到大門口來找他——顧方舟和妻子仍在實驗室中工作。
而對于母親來說,顧方舟是一個好丈夫,“一愛終生”。
顧烈東回憶,父母的感情非常好,兩人既是夫妻,又是同事、朋友,婚後不久,顧方舟便隻身前往蘇聯,夫妻倆一直通過信件交流,顧方舟逝世之前,對子女的吩咐除了“踏踏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就是“照顧好媽媽”。
當年顧方舟瞞着妻子讓兒子試服疫苗,知道此事後,母親也沒有責備父親,而是表達了理解。
“能參與到父親的使命中,我也很欣慰。”顧烈東說。
新京報記者 戴軒 李一凡 編輯 林野
值班編輯 吾彥祖 花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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