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盧昱

本報通訊員 張海梅

對曆史感興趣的人，常常為《春秋》的諸多版本而疑惑。實際上，統共4個版本中，《春秋》是母本，《左傳》《公羊傳》《谷梁傳》三傳同為注解之作。《春秋》在形式上雖為魯國史書，但在古代則被廣泛認定為聖人特意制作的經書，所以在“經”這點上先與後三者産生了功能重合。而後三者，《左傳》《公羊傳》《谷梁傳》三傳雖同為解經之作，其間卻差别巨大：《左傳》以事解經，方使《春秋》可讀、可解；同時，《左傳》依附《春秋》而作，經文所及之處有所省略，必須參讀經文，“經傳互為表裡”。《公羊傳》《谷梁傳》二傳雖有區别，但同屬于以義解經，在内容與方式上，均與《左傳》完全不同。

解讀《春秋》三傳，可謂各有千秋。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退休教師晁嶽佩，研究領域為經學與史學，主要著作有《春秋三傳義例研究》《清代##_FORMAT_LT_##春秋##_FORMAT_GT_##學研究》《經史散論》《春秋三傳要義解讀》。日前，晁嶽佩做客省圖書館大衆講壇，分享他在《春秋》三傳研究中的成果與感悟。

《春秋》實為魯史

晁嶽佩介紹道，《春秋》一書，東漢人張晏說全書共18000字，南宋人李焘統計實有16512字，記載着魯國隐、桓、莊、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年間，從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曆史，共計1800餘條經文，每條多者20餘字，少者僅一字，平均每年不足70字。記載如此簡略的《春秋》，曾被宋人王安石譏為“斷爛朝報”，近人錢玄同說它是“流水賬簿”，曆代的研究著作卻是汗牛充棟，且被公認為是政治理論教科書。關鍵在于古代學者普遍認為，《春秋》為孔子寫作修訂，其中含有聖人垂教後世的大義，即聖人教育後人應該遵循的各種原則。

晁嶽佩說，細讀今本《春秋》，可以看出其以下四個鮮明特點——

第一，用周曆（以夏曆十一月為歲首）編寫的魯國編年史。它以曆代魯君在位時間為序，一年分四時，“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晉杜預語），即每事冠以年時月日。實際上，有些事件沒有記日，甚至沒有記月。對此，《谷梁傳》認為是聖人有意為之，多數含有垂教後世的深意。

第二，處處體現着魯史特征。其一，記魯事常稱“我”，如“葬我君桓公”“齊人伐我北鄙”“我師敗績”等；其二，外曰“來”，内曰“如”（與“往”同義）。如“祭伯來”“武氏子來求赙”等，又如“公如齊”“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等。一“來”一“如”，明确顯示着魯人與周王室及其他諸侯國的交往；其三，魯君主稱“公”，死書“薨”。《春秋》記外諸侯一般用爵稱，如齊侯、宋公、鄭伯、許男、楚子等；魯君為侯爵，《春秋》則全部書作“公”。《春秋》記外諸侯去世均書作“某某卒”，記魯君去世則書作“公薨”，鮮明體現着内外有别；其四，凡有魯人參加的會盟征伐，《春秋》均書作“公會”或“某某會”，體現着以魯人為主。

第三，記魯事有避諱。一是諱恥辱。魯成公被迫參加了晉景公葬禮，《左傳》說：“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魯國史官沒有将此事載入史冊；二是諱國君非正常死亡。《春秋》記外諸侯遇害書作“弑”或“殺”；魯君被害，則仍書作“公薨”，與記正常死亡者同辭；三是諱“奔”曰“孫”。《春秋》記外諸侯國君臣逃亡國外，均書作“奔”或“出奔”；記魯君及夫人出奔則書作“孫”，似乎是謙遜離職，如“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夫人孫于齊”；四是諱“朝”曰“如”。凡諸侯往見天子或其他國君稱作“朝”。《春秋》記外諸侯來魯均書作“朝”，如“滕侯、薛侯來朝”；記魯君往見其他國君書作“如”，“公如晉”“公如楚”等，與記其他外出活動同辭。

第四，詳内略外。在全部經文中，記載魯事的内容約占三分之二。《春秋》不記外諸侯即位及其他在國内的活動，不記外諸侯夫人及其子女之事，不記外大夫卒，不記外諸侯國之間的交往，不記外諸侯國災異；記魯事則多有這些方面的内容。

綜上所述，可知《春秋》應是曆代魯國史官記錄下來的檔案彙編，屬于當代人記當代事，内容真實可信。所謂孔子作《春秋》，應該是他從魯史檔案中選錄了這些内容，作為創辦私學的教材。“至于孔子選錄的标準是什麼，是否進行了修改，他對學生作過怎樣的講解，後人都不太清楚。正因如此，三傳對《春秋》的解說可以并行于世，無從定其對錯。”晁嶽佩說。

《左傳》至唐代才進入經學殿堂

學術界普遍認為《左傳》成書于戰國中期，其内容在整體上可以分為三部分——

第一，用豐富史料說明或補充《春秋》所載人和事。《春秋》屬于當代人記當代事，《左傳》則是後人對曆史的追述。

第二，作者對曆史人物或事件的評論。首先是“禮也”“非禮也”的直接評判，作者用自己心目中的春秋時代禮制評說人或事；其次是“君子曰”“君子以為”等借君子之口表達作者對人或事的評論；最後是引用先賢聖哲之言評說人或事，如“仲尼曰”“周内史曰”等。這是後世史書中史評的起源。

第三，對《春秋》筆法原則的解釋。晉人杜預所歸納的“書”“不書”“先書”“故書”“書曰”“不言”“不稱”等所謂孔子“新例”，就是對《春秋》記事、稱謂、用字等原則的說明，後人稱為“解經語”。“解經語”是《左傳》為解《春秋》而作的鐵證。

《左氏春秋》在西漢時期一直作為史書在民間流傳，而不被認為是解經之作。《史記》叙述春秋史多用其内容，而論及《春秋》之義則皆為《公羊傳》。在司馬遷心目中，《公羊傳》是解經之作，《左氏春秋》則僅是史書，這一點極為明确。

至西漢末年，非常喜歡《左氏春秋》的劉歆，第一次認定《左氏春秋》是為解《春秋》所作，且所解“優于《公》《谷》”。因此，他首次改稱《左氏春秋》為《春秋左氏傳》，使其上升為經學，與《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并列，由此形成《左傳》之名。同時，劉歆建議朝廷将《左傳》“立于學官”，即設立博士官專門講授，學成的弟子可以被推薦做官。

自從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之後，朝廷創辦太學，設立五經博士，《公羊傳》和《谷梁傳》先後被認定為解《春秋》之作，所解為聖人垂教之義，學成者多成為高官。劉歆的建議提出後，遭到由學習今文經進入仕途的政府高官的一緻反對，他們的理由是“《左傳》不傳《春秋》”，即《左氏春秋》不屬于解說《春秋》的著作，最後未能被“立于學官”。

由于《左傳》内容豐富且可讀性強，東漢時期得到廣泛傳播，并出現一批著名研究者。賈逵、馬融、服虔、許慎、鄭玄等學者普遍認為，《左傳》是解《春秋》之作，同樣含有聖人垂教之義，朝廷應該将其“立于學官”。但因為不能證明《左傳》含有區别于《公》《谷》的《春秋》大義，故終東漢一代《左傳》仍未能上升為官方學術。

晉杜預著《春秋經傳集解》，首次提出“左丘明受經于仲尼”，由此确立《左傳》在《春秋》學領域的嫡傳地位。唐孔穎達主持編纂《五經正義》，采用《左傳》及杜注，标志着《左傳》正式進入經學殿堂。

《公羊傳》以例解《春秋》

晁嶽佩分析道，據東漢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唐徐彥疏引戴宏說，孔子作《春秋》傳子夏，子夏傳齊人公羊高，起初隻是口說流傳，五傳至公羊壽，漢景帝年間，公羊壽與弟子胡子都“書于竹帛”，為《春秋公羊傳》。《公羊傳》的著述旨趣集中體現在最後一節傳文，在解釋“《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時所表露的信息。

其中，《公羊傳》認為：第一，中國無麟，麟隻現身于天下有王之世，而孔子時代卻是無王的時代，所以他認為麟是為了自己而現身。麟被普通打柴人捕獲，象征着孔子構建王道盛世的理想破滅。孔子很傷感，故決定作《春秋》以寄托自己的王道理想；第二，孔子将《春秋》設計為三個階段，分别用不同的辭表達不同的政治理念，由此構成完備的王道理論；第三，上述王道理論最适用于撥亂反正，即包含着所有将亂世治理為盛世的理論與方法。孔子希望後世有聖人踐行王道理論；第四，後世學者研究《春秋》，就是從中闡釋聖人垂教之義，為當代王者提供政治理論。

于是，以孔子作《春秋》為基點，以闡釋聖人垂教之義為内容，以為當代王者提供政治理論為目标，構成《春秋》學研究的基本框架。盡管後世學者對《春秋》的闡釋歧說紛纭，且對《公羊傳》多有批評，但基本上都認同這個框架。因此說，《公羊傳》開創了對《春秋》的經學研究，并且延續了兩千年。

晁嶽佩說，據楊士勳《春秋谷梁傳疏》，《谷梁傳》也傳自子夏，口耳相傳至漢代，具體成書年代不詳，宣帝時“立于學官”。《谷梁傳》為了闡釋《春秋》含有批評悼公之意，表述了其所理解的幾個重要人生階段：幼年時期，若受到意外傷害，是母親未盡到看護責任；童年時期沒有合适的老師，是父親未盡到教育責任；有老師，卻不能好好學習、樹立志向，是自己的責任；成績優異，且志向遠大，卻沒有獲得社會聲譽，是朋友未盡到助其宣傳的責任；有了聲譽，有關部門沒有向朝廷推薦，是官員的責任；被推薦之後，王者沒有委任職務，是王者的責任。

《谷梁傳》此節表述，透露着時代信息。春秋時期，周王室及各諸侯國均為血緣貴族政體（晉國略有區别），公卿大夫基本上由君主的叔、伯、兄、弟或其後裔擔任，不存在讀書做官的人生道路。孔子創辦私學培養官員後備軍，對各國體制并未産生太大影響。戰國時期的布衣客卿，數量不多，且限于軍事謀略和改革方面的人才。秦代重耕戰，選拔官員與讀書無關。隻有在漢武帝“獨尊儒術”、廣設學校之後，朝廷始采用“察舉”“征辟”的方式選拔官員，才出現了努力讀書、朋友相互宣揚、地方官員推薦、朝廷委任官職的人生道路。這樣的人生道路是國家選官方式的産物，不可能如此完整地表述于漢武帝之前，且這種選官方式必須在實施相當長一段時間後才能形成。《谷梁傳》此節表述，很可能形成于漢宣帝時期，也就是其最後的成書時間。

《公羊傳》于漢景帝年間“書于竹帛”，自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後得到廣泛傳播，且受到國家與民間的高度認同。《谷梁傳》最終成書于漢宣帝年間，必然與《公羊傳》形成參照。既不能過多批評已被廣泛接受的《公羊傳》，但又必須與其區别開來，否則難以獲得官學地位。

通過比較，可見二傳有如下異同：第一，二傳所釋《春秋》之義皆集中于政治理論；第二，解經方法基本相同；第三，雖然二傳闡釋大義多有相同，但在文字表述上卻差别巨大；第四，《公羊傳》雖然也偶用時月日例闡釋經文，但未成體系；《谷梁傳》則多利用《春秋》書時、書月、書日的異同解經，且形成了體系：最重要之事書日，其次書月，再次書時。時月日例是《谷梁傳》的解經特色，也是受後世《春秋》學者批評最多的地方；第五，《公羊傳》所釋《春秋》大複仇、知權行權、譏世卿、母以子貴等大義，隐含有對君主專制的潛在危險性，頗受後人诟病；《谷梁傳》中沒有了這些驚世駭俗的大義闡釋，而是強調《春秋》“尊尊”之義，以迎合現實政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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