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傳遞者，孔子創造性地回應他所繼承的文化傳統。他把新的意義和活力注人禮儀制度、語言和構成周文化的整個象征結構中。

通過這種做法，孔子助成了五種重要的成就儒道的理解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詩學，孔子認為，通過這種方式（接觸詩、樂的方式），一個人就能夠沉浸在自我與他人以及自我與文化的内在共鳴之中。詩歌純化人的感覺和胄緒，使之成為人性的藝術表現。理解詩歌就是走進這些集體的感情中。一個人有能力以詩回應世界，會被認為是個人發展的關鍵。

正如《論語》所說的那樣，當孩子受詩歌感動時，他們就已經踏上理解自己，尤其是理解自己内在情感的道路上了。

第二種理解方式是社會的方式。在儒學脈絡中，禮與關于人際溝通的社會理解有密切的關系。禮所涉及的不隻是外在的形式，而是人群内部以語言和非語言形式所進行的一切交往。孩子們必須學會以禮行事，因為成人的行為畢竟來自從小時養成的習慣。禮最重要的一個部分便是适時性，不同的社會環境和社會情況所要求的行為方式是不同的。

第三種理解方式是曆史的方式。一個社會并不是單單由利益相關團體的契約關系組合而成的。社會或文化之所以成為社會及文化，是經曆了極為漫長和艱辛的凝聚過程的。每一個社會都有共同的記憶，聯結這共同記憶的能力也是自我确認的能力。

第四種理解方式是政治的方式。我們被期望去參與我們所從屬的政治組織或國家組織，因為我們本來就其中的一分子。我們人類是政治的動物，就這層意思而言，我們應當關心作為整體社群的集體事業，并對它負責。這也就是儒家從來不曾創造一個全然外在于這個世界的精神聖所的部分原因了。

在儒學傳統中，沒有教堂，沒有寺廟，也沒有神龛，這在實際上或者在象征意義上被移出了，不出現在日常人類生活的政治或社會舞台上。不過，雖然儒家立足于現世，但是他們從來就不單隻是屈從于現狀，也不僅僅隻是讓自己适應于這個世界。事實上，在儒家所持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秩序的實際狀況之間，總是存在着尖銳的沖突和緊張關系，儒者為彌合兩者之間的鴻溝不懈努力，往往會危及他們個人的身家性命。

第五種理解方式是形上學的，其基礎是這樣一種信念：宇宙中的一切存在樣式都是相互關聯的。李約瑟(Joseph Needham）把這種信念的特征稱為中國宇宙論思想的有機整體觀。儒家相信，存在的一切樣式一．一人類、自然和精神世界一一一都是内在地相互聯系的。這種形上學的理解方式（也可以稱之為生态學的理解方式）使儒家既鼓吹個人在人類共同體中的自我實現，也強調天人之間的和諧統一。

如果我們從整體看待這五種理解方式，我們就不會接受簡化的觀點，即把人類理解為單純的工具使用者、語言承載體或者政治動物等等，而是認為人類同時擁有五個層面：他們同時是詩意的、社會的、政治的、曆史的和形上學的存在。

五經也可以從這五種理解方式，即形上學的、政治的、詩意的、社會的和曆史的理解方式來加以描述。《周易》象征形上學的理解方式，把占蔔、命理以及倫理洞見結合在一起。按照這種強調“變易"的哲學，宇宙是陰陽鼓蕩之下的大化流行，陰陽既互相補充，又相互沖突，永遠互相影響。

天地是大化流行的結果，呈現出生機勃勃和有機統一。君子受到天地生生不已和自然和諧的啟發，必然會以永不懈怠的自我努力來仿效“天人合一”的最高準則。《書經》象征政治上的理解方式，它為人世的統治勾勒出倫理的基礎，以此昭示王道之所在。傳說中的三代聖王（堯、舜、禹）無不以德為治。他們睿智、孝順、勤勉，這使他們能夠創造出一種基于責任和信任的政治文化。通過言傳身教，他們鼓勵人們“盟誓"，如此一來，無需刑罰和強制就能實現社會和諧。即使是在三代（夏、商、周），道德權威就被當作禮制化的權力，在維持政治秩序上是有效的。從形形色色的大衆，經君子大人，再到聖王，人類的連續統一體構成了一個有機統一體，成為大化流行之字宙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詩經》所象征的詩學的理解方式，強調人類共同情感中的儒家價值。《詩經》大部分篇章表達了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個人與群體的情感和感受。在《詩經》的詩境中，詩的内在共鳴或基本韻律是相互應答的，總體風格是雅正的而不是激情的，是嘤鳴求友的而不是獨自抒發的。

《禮記》所象征的社會的理解方式，界定社會并不是基于契約關系的競争系統，而是一個重視交流以誠相待的信賴共同體。社會是由士、農、工、商四種各具功能的職業所組成，而社會這個詞的真正意義是指一個合作團體。作為這個合作團體中有所貢獻的一員，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去認知到他人的存在，并且為公共利益服務。

按照“正名"的原則，君的責任就是像君一樣行事，父的責任就是像父一樣行事，如果君不像君父不像父，那麼他就不可能指望他的臣下或兒子能以合禮的方式行事。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禮記》中《大學》篇這樣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無處不在的“責任意識"深切地影響着儒家所有的禮學文獻。

《春秋》所象征的曆史的理解方式，強調集體記憶對于社群自我認同的重要性。曆史意識是孔子思想的特征。孔子自稱述而好古，以這種說法，孔子清楚地表明曆史意識不僅是他的個人愛好，而且是自知所必須的。孔子強調曆史的重要性，在某種意義上是重申古老的智慧，即複古是求新的最好路徑。孔子可能沒有編修過《春秋》，但是他很可能采用道德判斷來評判中國從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前5世紀的政治事件。

在這種史無前例的政治批評中，他假定有一個神一般的角色在評判政治，這角色以曆史的終極“褒貶"來對這一時期最有權勢和最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進行評點。孔子的做法不僅激發了偉大的曆史學家司馬遷（前 145一前86）創造出新的史學風格，而且被廣泛地應用在撰寫中國王朝時期的斷代史。

五經作為形上學的、政治的、詩意的、社會的以及曆史的五種理解方式，為全面探讨人性的儒家學術發展提供了整體觀的情境脈絡。

儒家人文主義的明确特征就是其對人類處境進行多角度透視的觀點。這種非化約的方式以強烈的信念為根據：人類遠不止是理性的存在、政治的動物、工具的使用者或語言的掌握者，他們被賦予自我轉變的豐富潛能，他們是透過漫長而艱辛的過程才成為他們之所是的。毫無疑問的，蘊藏在儒家經典中的核心價值，建議了一套具精巧的構造和細緻的層次的理解方式，使我們得以了解人的意義；當我們被根植于人際關系之中的同時，我們的終極關懷卻是我們的身與心不斷地自我轉化，因而我們以我們的社會性實現了我們自己，并證成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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