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朱海就

功利主義是經濟學的重要方法。功利主義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效用論的功利主義”，另一種是“目的論的功利主義”。

人總是趨利避害的，功利主義的這一觀點是可以接受的，但以效用計算為基礎的功利主義是值得商榷的，因為效用是指需求滿足的程度，是不能計算的。筆者把以效用計算為基礎的功利主義稱為“效用論的功利主義”，這種功利主義把人簡化為效用函數，假設隻要知道人的效用函數、偏好或口味，人的目的或人的行動是可以不需要的，這也是主流經濟學的功利主義。

雖然個體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但他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方式不是根據效用函數進行計算，這與真實情況不符。因為個體是通過有目的的行為來增進自己利益的。并且，他的有目的的行為不是根據“效用計算”做出的，因為其實也根本沒有什麼效用函數存在，他在不同的目的與手段之間進行選擇，這種選擇不是基于效用函數的計算，而是根據價值排序的取舍。這種有目的的行為是“企業家式的”，即往往是靈機一閃的、自發的，他不是在頭腦裡先“計算效用”，再采取某個行動。這種建立在個體的有目的行動之上的功利主義，筆者稱之為“目的論的功利主義”，指一種從個體的行為的目的性出發的功利主義。

“目的論功利主義”不否定個體趨利避害，但強調個體行為的有目的性。個體要知道選擇什麼手段才能實現目的，也就是實現趨利避害。所以“目的論功利主義”把功利問題放到目的—手段框架下理解。正确地追求利益，需要選擇手段，這也被稱為理性。如個體要知道他的“利”在分工合作有效進行的背景下才能實現，因此他要選擇或支持有利于分工合作的規則。相比之下，在“效用論的功利主義”思想中，沒有目的—手段與行動概念，如帕累托最優方法就是這樣。

“效用論的功利主義”把人簡化為效用計算的函數之後，認為可以像個體的效用計算一樣，也能夠對“社會”進行效用計算，這典型地體現在帕累托最優的概念中。然而，如目的論的功利主義所強調的，社會是由無數有目的的個體的互動構成，他人不可能知道社會各成員各自的目的，并且社會也不是個體的集合，因此沒有“社會效用函數”這回事。

這兩種功利主義也對應着兩種不同的決策思路。

一種是建立在“效用論的功利主義”之上的決策。決策者被假設為能夠進行社會效用的計算，能夠知道采取什麼政策可以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優或改善社會福利，這種政策正是假設能夠進行這種計算為基礎的。

另一種是建立在“目的論的功利主義”之上的決策。這種決策認為政策的“目的”應該着眼于有目的、能夠自主選擇手段的個體。當個體能夠有更多機會選擇自己的目的時，他的福利就有可能增進。政策應該着眼于消除個體發揮企業家才能的阻礙，使個體有更多選擇，當個體的選擇越多，就越有可能增進自己福利。

根據目的論的功利主義，社會中的個體不需要有“具體的”共同目的，但要有一個“抽象的”共同目的，就是使社會的分工合作能夠不斷增進。（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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