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大學張謇研究院 劉佳

張謇

張謇（1853-1926）曾于1903年東渡日本考察實業教育，著有《癸卯東遊日記》刊印。除實地考察、學習借鑒日本經驗之外，此行還有兩個重要目的：一、為通州（今江蘇南通）鑿井之事聘請日本技師；二、為他所創立的中國最早的民立師範——通州師範學校——聘請日本教習。張謇對明治日本所取得的成就絲毫不吝贊美之詞，對幫助、配合他考察的日本各界人士亦充滿感激，卻在參觀名古屋商業學校，見該校校規與倫理教科書強調信用、私德時，突然抨擊“日本唯商德最下”。觀張謇日記手稿可知，這番激烈的言辭是他回國後修改校訂《癸卯東遊日記》時特意添加的，顯然是在借題發揮。而導火索其實是，他與日本人森村扇四郎、森村要父子商談訂購鑿井器事宜時遭遇的“欺詐未遂”事件。

《癸卯東遊日記》，圖源：張謇紀念館

對此，張謇在閏五月四日的日記中有詳細記載：“森村扇四郎複與高野周省來，說鑿井器事……餘必欲竟其事，又欲一究地層分數，以為通州地質學之始，适叔蘊寄示日本駐滬領事小田（切）為森村托售之礦井機器圖，欲更試之，屬叔蘊詢訪。叔蘊以詢錢念劬，往複咨議……叔蘊與森村之子名要者議同，書來相告，且訂先觀其伊豆所鑿成績。至上海時，見森村要舉止佻蕩，目動而言肆。及再見，即請借墨銀百圓……至長崎，察知森村要狹邪之舉，至東京扇四郎來談，多與錢、羅書不合，其神情頗有要劫。其名刺稱工師，而其友高野周省張之曰，是海軍技師長，訪之海軍無此人，訪之橫濱無礦業商會，其住橫濱戶部町裁三月，一子年十八，在中學校，森村要非其子。高野自稱農學士，又自稱獸醫，訪之警察廳，則高野名下僅署一農字。訪之農科大學，則從前學士中并無其人。種種誣罔，已無意觀其伊豆之工矣。乃索所借百圓以試之。父子果相與推诿，圖诳語，反複至三四無定，則峻辭以謝之。又考知森村與外務部翻譯小林光太郎善，念劬習于小林，而不知小林外間之聲名。其以圖屬駐滬領事代售，或雲亦小林為之，蛛絲馬迹，因原甚多。”

張謇之所以認定這幾個日本人意圖行騙，是因為經他查證，扇四郎與森村要的父子關系、扇四郎的海軍技師與鑿井專家身份、高野周省的農學士身份皆不可信。然而，事實并非全如張謇日記中所記。

究竟是誰說了謊

首先，森村的父子關系應當可信。

森村要于1918年出版過《鑿泉之梗概》一書，稱扇四郎為“先考”。如果說1903年兩人有可能為欺詐張謇而謊稱父子，那麼十五年後斷然沒有這種必要了。張謇沒有查到森村要的戶籍，極有可能是因為他的戶籍已經遷出其父扇四郎的住所。

其次，森村扇四郎确為鑿井專家，其海軍技師身份也應當可信。

日本有一地方雜志——《實業之橫濱》，其内容以日本橫濱的産業、經濟、商業相關信息為主，也涉及政治、教育、金融等領域，是橫濱實業界的重要刊物。該雜志自1912年第九卷第十一号起，分三期刊載了扇四郎撰寫的《水道上水之新研究》。文章從水源、水管設備、掘井技術、挖掘地點的選定等方面進行論述，援引德國、美國實例，指出研究東京水源問題以及發展鑿井事業、提高土地生産力的重要性。文中還列舉了日本農商務省授予森村所發明的鑿井機的多項專利。森村式鑿井機是日本最早的以石油為動力的鑿井機，而其功率達到了六至十馬力，在當時可謂是劃時代的。扇四郎取得專利權的時間大緻應在1911年至1912年初。1912年他與主營專利事務的律師松本隆治相交，以技術與勞力入股，兩人于4月共同創立了鑿井公司——日本鑿泉合資會社。這家公司曆經百餘年，仍以鑿井、地下水相關設備等為主要業務，現名株式會社日さく（Nissaku），注冊資金一億日元，公司員工兩百七十三人。鑿井事業無法一蹴而就，森村家又有圖紙在駐上海領事館讬售，即便扇四郎在1912年取得的成績并不能說明他1903年時的水平，但其鑿井技師身份确實并未造假。

至于扇四郎的海軍技師身份，其本人所撰《水道上水之新研究》與其子森村要所著《鑿泉之梗概》都提到，他曾于明治初年奉職于帝國海軍造兵廠，後轉向鑿井領域，兩赴歐美學習深造。如果說森村父子所言尚不足信，那麼，身為律師的松本應當是在調查扇四郎身份背景無疑的情況下才會與之共同創業的。日本鑿泉合資會社成立八十周年所編纂的公司史中也提及，扇四郎曾為海軍技師。

最後，高野周省的農學士身份确系僞造。張謇查訪過的“農科大學”即今東京大學農學部，該校學生與畢業生名冊都沒有高野的相關記錄。當時有資格授予農學士學位的還有劄幌農學校，即今北海道大學農學部，其校史記錄中亦無高野之名。不止如此，即便是當時東京的農業專科學校——私立東京農學校，今東京農業大學也沒有高野的就讀記錄。而高野敢自稱農學士、獸醫，或許因其曾為下總牧羊場職員及東洋農會非正式會員。下總牧羊場創辦于1875年，同年即開始招收所謂“牧羊生徒”教授畜牧業，學制三年。其創辦者岩山敬義曾任日本大藏省理事官。1879年，以岩山為核心、下總牧羊場職員及學生參與的東洋農會正式創立，而該會正是日本最早的全國性農會——大日本農會的最重要母體。東洋農會記錄會員身份職務十分細緻，甚至會區分“馬醫”與“獸醫”，而在1880年的檔案中，對高野的記錄為“隸屬下總種畜場”，既非牧羊場學生，又非獸醫，甚至其工作是否直接與畜牧相關也未可知。二十多年過去，張謇能查到高野在警察廳的檔案署有“農”字，隻能說明他确實從事着農業相關工作。

森村父子被張謇冤枉了嗎

說了謊的似乎隻有高野，但張謇顯然是将這幾個日本人都視為貪婪猥瑣的騙子，不僅對他們大加撻伐，更上升到日本商德敗壞的程度。如此激烈尖刻的言辭，在他的日記中幾乎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難道森村父子是被張謇冤枉了嗎？

森村父子當時或許并沒有蓄意欺騙張謇的意圖，但通過其他線索卻可以發現，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始終都是缺乏誠信的。

據日本鑿泉合資會社公司史記載，1912年公司甫一成立，扇四郎發明的森村式鑿井機即在公司獲得的第一項工程中發生事故，導緻工程被迫中止，扇四郎因此引咎辭職，公司隻能高薪另聘美國技師以解燃眉之急。森村要1918年出版的《鑿泉之梗概》一書中所羅列的技術專利與1912年亦無二緻，可見森村家在鑿井技術上未能再有突破。

更可笑的是，該書中僅羅列了兩項鑿井實績，其中之一還是因發生事故而導緻扇四郎辭職的那項工程。森村要在書中自稱子繼父業，鑿井技術在日本無人能出其右，抨擊日本鑿井界多有跳梁小醜，但自己不僅毫無能力可言，還企圖用其父的敗績魚目混珠。如此，便不難推測當年的情況了：森村家早年在鑿井技術上不具優勢，在日本業界寂寂無名，于是轉而希望能在中國拓展業務以獲取資金。為取得張謇的信任，森村父子誇誇其談，與高野互擡身價，結果反而引起了張謇的懷疑與反感，竹籃打水一場空。

張謇始終對日本抱持着複雜的矛盾心理。他主張以日本為師，學習其在經濟、教育、政治等各個方面的先進之處；另一方面，早在朝鮮壬午兵變之後，他就開始高度警戒日本的擴張野心。因此，他在與日本人交往之時，總是謹慎務實，秉持聽其言而觀其行的态度。戊戌前，日本參謀本部、外務省派人在江浙一帶積極遊說督撫、士人，希望建立所謂“日清同盟”。在這樣的鼓吹之下，張謇的友人鄭孝胥等人對“中日合作”的前景充滿了樂觀，為建立與日本亞細亞協會的同盟關系積極奔走。一片歡欣鼓舞之中，隻有張謇态度冷淡，并不看好，認為“日人言則甘矣，須觀其後”，隐晦地表達了對日本人隻作口頭文章的反感。如他所料，這次“合作”最終不了了之。也正因為如此，森村父子與高野越吹噓自己，本就心懷警戒的張謇自然也就越發懷疑他們。當然，張謇是對森村父子存在一定誤解的。這或許有随行翻譯的問題，或許因為這幾個日本人沒有将自己的過往經曆介紹清楚，或許也有張謇調查取證不周密的因素。但是，張謇确确實實看清楚了他們的品性。

“良工無棄材”

那麼，張謇又為何會将幾個日本人的行為上升到“日本唯商德最下”的程度呢？

首先，這是日本人長年以來在商業活動中缺乏誠信的必然結果。張謇日記中有載：“餘謂日人商業甚無信義，十餘年來，中人之受诳者，指不勝屈”，“聞半年來，中人受诳于日人者，複有數事。其甚細者，值僅五圓”。受害者當然不止普通百姓。就在張謇赴日考察前的2月，上海發生過一起日本人僞造中國通商銀行五元、十元鈔票的案件，導緻該行一度發生擠兌風潮，被迫收回所有已發行紙鈔。而在日本政府的庇護下，僞造紙鈔的四名日本人卻能免于經濟賠償。

張謇本人也遭遇過日本人不守信用的毀約行為。他在創辦通州師範學校之初聘請過日本教習吉澤嘉壽之丞。而吉澤卻曾不守契約、長時間離開南通，張謇就此嚴厲批評說：“吉澤久不來，甚不合信義。”

張謇在日記中還特地提及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的最大醜聞——爆發于1903年春的“教科書獄”。日本明治後期，從事教科書出版的各出版社為使自己所制作的教科書通過審定，紛紛向擁有教材審核權的各府縣官員、校長、教員等行賄，一時竟蔚然成風。日本教育界近兩百人被卷入其中，經過案件審理、上訴，最終百餘人被判定有罪。張謇直指日本社會商德與師德的缺失，感歎“教育真實普及之難”。

諷刺的是，一些私德有損的日本人竟然成為清末中國人追逐的對象。當時中國“以日本為師”，對日本各領域的專家有着很大的需求，龐大的來華日本人隊伍中魚龍混雜。對教育人才，即便中國曆來都對教師有着才學和道德上的雙重要求，但一些因“教科書獄”而無法在日本教育界立足的“有罪者”，卻大受中國人歡迎，紛紛受聘來華。其中最為知名的恐怕就是1903年底起任商務印書館編譯室主任的著名漢學家、書法家長尾雨山了。日本東洋史學者内藤湖南曾在演講時說：“中國人卻為此（即教科書獄）十分欣喜，懇求這些日本教師跟随他們去中國。當時有一位現今在實業和教育界的權威，也來請我幫他推薦。”他所說的“權威”，就是張謇。

張謇東遊的另一重要目的就是聘請一批富有經驗卻因被判教科書受賄罪而失業的日本教習赴通執教。張謇願意聘用這樣有“污點”的教習，一方面是迫于教育人才的嚴重缺乏，通州師範學校的教學管理工作亟需日本專家的指導，一方面也是資金短缺下的無奈選擇。聘請德才兼備的日本專家費用之高昂，是張謇無力負擔的。如著名政治學家吉野作造受聘于天津北方法政學堂時月俸為四百圓，而張謇聘用的日本教習最高薪酬則為一百五十圓，可謂物美價廉。《申報》1903年11月11日曾有一篇題為《棄材可用》的文章，評價此事為“語雲良工無棄材，觀于此而益信”。最終張謇聘請了三位“有罪者”擔任通州師範的教習，其中木村忠治郎和西谷虎二在通州師範執教時間分别為六年和十一年，為學校的發展，乃至南通的教育近代化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也赢得了張謇的尊敬與信任。

結語

張謇認為，“以不信不義之國人,而冀商業前途之發達,是則大車無輗、小車無軏之行矣”，“信用者，即忠信笃敬之意”，屢屢強調誠信教育在學校教育中的重要性。他所創辦或參與創辦的多所近代學校，都将“忠實”“忠信”“笃敬”等作為校訓，走出了一條切實将教育與商德相結合的路線。

責任編輯：鄭詩亮

校對：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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