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報 · 此刻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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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任性的靈魂

張新穎

歌德決定去魏瑪宮廷做公務員的一瞬；以賽亞·伯林與阿赫瑪托娃促膝長談的一夜；E.B.懷特從《紐約客》每日專欄寫作自我逃逸的一年……作家、評論家張新穎在回望時捕捉到了這些命運攸關的轉折、不動聲色而意義深遠的“文學時間”，在新作《不任性的靈魂》中，他從布羅茨基眼中的奧登、奧登眼中的歌德談起，牽引出但丁、艾略特、帕斯捷爾納克、卡佛、博爾赫斯、E.B.懷特等世界文學史上的巨匠，以此來讨論一個有創見的發現，即不任性的天才靈魂。

多年的寫作中，張新穎建立了富有個人風格的叙事方式，将作品置于人物的生命情境中解讀。在講述人物的生命曆程時，同時關注他們在生活和精神上的磨難。探讨個人面對曆史變化力量的态度與抉擇。張新穎對天才的識别體認，對他們不任性的書寫深有啟發，給予讀者重新理解這些天才靈魂的新視角。任性與不任性，原是天才靈魂的兩面。這些擁有超常天賦的人，理當任性；然而，他們意識到人生與自我的有限性，選擇了以不任性的方式度過一生。這樣一群“不任性的靈魂”：克制，謙遜，中性，平靜，把自己美好的才賦用于現實的細事。他們從以自我為中心的情緒控制下解脫出來，學習把它放到适當的位置，放到世界之中。因為隻有這樣，才可能看到世界。

不任性的靈魂

(節選）

約瑟夫•布羅茨基說，他用英語寫作，是為了使自己更接近“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心靈”：威斯坦•休•奧登。一九七七年開始，布羅茨基改用奧登的母語為文為詩，其時奧登已經去世四年，他的所為，隻是想“取悅一個影子”。

奧登最初給布羅茨基的印象，是自我克制。那還是在俄羅斯時期，奧登的一行詩，讓他見識了另外的“菜譜”：“由于我是靠吃俄語詩歌那基本上是強調和自我膨脹的食物長大的，故我立即就記下這個菜譜，其主要成分是自我克制。”“可我在這行詩中受益于這位詩人的，不是其情緒本身而是其處理方式：安靜，不強調，沒有任何踏闆，幾乎是信手拈來。”

W.H.奧登

這個印象随後不斷深化，達至對謙遜品質的領悟。奧登有些近于閑聊的詩行，其實是，“形而上學僞裝成普通常識，普通常識僞裝成童謠對句。”這種個人謙遜，“與其說是由某個特别信條強加在他身上的，不如說是由他對語言本質的意識造成的。謙遜絕不是經過選擇的”。在讀了《悼葉芝》之後，布羅茨基意識到，奧登是比葉芝或艾略特更謙遜的詩人，有一顆比他們都“更不任性的靈魂”，同時，“其悲劇性恐怕一點不減”—但是，“他從不把自己放在悲劇畫面的中心；他充其量隻是表明自己在場”。

還有，奧登的臉。布羅茨基見過奧登的一張照片，似乎是在紐約的某座天橋上。“那樣貌很一般，甚至平凡。這張臉沒有任何特别詩意的東西，沒有任何拜倫式的、魔性的、反諷的、冷峻的、鷹鈎鼻的、浪漫的、受傷的之類的東西，反而更像一個醫生的面孔，他對你的故事感興趣，雖然他知道你有病。一張準備好應付一切的面孔，一張總面孔。”

等到他們第一次見面，布羅茨基問他對羅伯特•洛厄爾有什麼看法，他回答說：“我不喜歡這樣一些男人，他們總散發一股背後有一群哭泣的女人的氣息。”

約瑟夫·布羅茨基

最後一次見面，是在倫敦斯蒂芬•斯彭德家中的晚宴上，由于椅子太低，女主人拿了兩大卷《牛津英語詞典》讓奧登墊着。“當時我想，”—布羅茨基想—“我看到了唯一有資格把那部詞典當坐墊的人。”

以上這些，都出自布羅茨基一九八三年的文章《取悅一個影子》；如果要了解布羅茨基對奧登詩歌的具體見解，應該細讀那篇著名的講稿《論W. H. 奧登的〈1939年9月1日〉》，九十九行詩，布羅茨基一行一行地闡釋，譯成中文，大概三萬字左右。這兩篇文章都收入散文集《小于一》，黃燦然翻譯了這本書，浙江文藝出版社二〇一四年出版。

但眼前這篇短文主要想說的，還不是布羅茨基眼中的奧登，而是奧登眼中的歌德。布羅茨基刻畫出這麼一顆“不任性的靈魂”，克制，謙遜，中性，平靜，“他把自己的位置定得很低：實際的低，這意味着在衆多人事中間。”借助布羅茨基對奧登的理解，或許更容易明白奧登對歌德的理解。理解，交織着許多重要的因素構成相互的關系，其中有認同，有投射。

奧登在一首紀念路易斯•麥克尼斯的詩中，吐露了一個願望：“如果可能，成為一個大西洋的小歌德。”a minor Atlantic Goethe——隻有偉大的心靈，才會這樣平淡地自信和自我期許吧。

《序跋集》（黃星烨譯，上海譯文出版社，二〇一五年）裡，有三篇關于歌德的文章，《維特與諾維拉》《意大利遊記》《G先生》，前兩篇是歌德作品譯本的序言，後一篇是書評。雖然這些文章都出于實際的功用而寫，不是從整體上論述，不是奧登對歌德的全部理解，但基本的重點，的确都包含其中了。

歌德肖像畫

奧登手迹

歌德中年時寫過這樣的詩，顯然隻能是已經克服了“少年維特時代”的狂飙突進情緒之後，才會如此“不任性”：“若徒有放任習性，/ 則永難至境遨遊。/ 非限制難見作手，/ 惟規矩予人自由。”

從以自我為中心的情緒、感情的控制下解脫出來，學會克制，也即意味着學習把它放到适當的位置，放到衆多的人事之中，放到世界之中。這個時候，才可能看到世界。

奧登抄錄了歌德給一個年輕作者的信中的這麼一段：“直到目前為止他都自顧自隻寫主觀的現代詩，一直沉迷于此。隻要是和内心體驗、情感、性情相關的内容，或者是關于這些的思考，他都很拿手，于這些相關的主題他也能處理得很出色。可是處理任何與實際客觀物相關内容的能力他還很欠缺。……我給這個年輕人布置的題目是：假設他剛回到漢堡，如何描繪一下這個城市。他一開始的想法是寫寫他多愁善感的母親，他的朋友，他們之間的親情友情，如何有耐心、互幫互助等等。易北河還是靜靜流淌，也沒城市和停泊港口什麼事，他甚至連擁擠的人群都沒提一句—這樣的漢堡和農伯格、和梅澤堡又有什麼區别。我直截了當把我的想法告訴了他，如果他面面俱到寫這個偉大的北部城市本身，另外加上對家庭的情感，那麼他就成功了。”

歌德繪畫作品

歌德繪畫作品

“大多數人拜訪他就因為他是那本書的作者”——那本書就是他年輕時候寫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奧登覺得，這是非常“古怪”的；用布羅茨基的說法來解釋這一現象，即“人類對不成熟的依戀”。

布羅茨基是在談到奧登晚年處境時，表明了這個尖銳的洞察。“奧登作為一個詩人的悲劇性成就，恰恰是他使他的詩歌脫去任何欺騙的水分，不管是雄辯家的水分還是詩人的水分。這類事情不僅使他疏離學院教職員工，而且疏離詩歌同行，因為我們大家内心都坐着那個長着紅粉刺的青年，渴望興奮的語無倫次。”

《不任性的靈魂》

作者：張新穎

上海文藝出版社

新媒體編輯：李淩俊

圖片來源：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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