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魯迅在他的小說裡，不無幽默的評論到：“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四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吃人！”

仁義道德四個大字，算是儒家最耳熟能詳的廣告詞了。

儒家在當代社會裡是充滿魔幻色彩的，大家基本同意這門學問嚴謹分類起來應該屬于古生物學，孩子背誦《論語》的樣子和侏羅紀的考古現場沒有什麼不同。儒學一旦脫離了它原本的日常應用場景，很快顯得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有點陌生，象是前女友。

大緻而言，受過義務教育普通人對儒家學說的理解程度基本上處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現牛羊的狀态，要是能夠把《三字經》裡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完整複述一遍，對儒家知識分子來講這些人就已經屬于稀有保育類動物，已經很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了。

儒家學說最後的靈骨塔在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裡。每年學測的時候都會有很多人去“掃墓”，但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之後，那些所謂的“中華文化”大部分會成為亂葬崗，和三角函數還有元素周期表一起受到熱烈的遺忘。

果戈裡的小說《死魂靈》裡有一個配角名叫彼得魯什卡，他很愛看書，但是對書裡面的内容不怎麼感興趣，他隻覺得那一連串大緻相同的字母居然能夠拼出不同的單詞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

當代的我們看待儒家的樣子，用的就是彼得魯什卡的姿勢。讀書隻求高分，不求甚解。

讓孩子默寫十遍“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本質上和默寫摩斯密碼是差不多的，如果沒有人把儒家經典的“譯文”給解釋清楚，那麼再多的國文課和詩詞默寫，不過也隻是在增加更多毫無意義的亂碼給學生而已。

有趣的是，儒家經典的費解程度和區塊鍊生成的SHA256函數值其實差不多。為什麼必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為什麼必須三綱五常，為什麼雷霆雨露俱是君恩，說不清楚。意義的斷裂，造成了思想的誤解。我們的文明，硬是活成了一部現場直播的《儒林外史》。

所以，我們必須解釋清楚，讀“中華文化”的本意是什麼？它們為什麼重要？尤其是為什麼比零食還重要？

哲學家李澤厚在他的《哲學綱要》裡就提出：“人生的目的是情感的滿足。”這是東方哲學的實用理性，和西方哲學很不一樣。我們的普魯士男兒，德國哲學男團扛壩子黑格爾追求的是絕對精神、萊布尼茨沉浸在“單子說”裡懷疑世界的真實性、貝克萊象是喝醉酒一樣嘟囔“存在即是感知”、尼采試圖在毫無意義的世界裡成為建立人生價值的超人（Übermensch）、而卡缪則幹脆直接坐下來喝咖啡抽根菸，假裝重複推着石頭上山的薛西弗斯很快樂......

在儒家看來這都不是重點。李澤厚認為，人生沒有這麼複雜，黑貓白貓隻要夠可愛就是好喵，東方哲學強調的是情感的滿足，也達到就是“幸福”的狀态。

李澤厚因此提出“情本體”，和康德的“物自體”（Ding an sich）劃江而治。康德認為人類是戴着一副有色眼鏡在生活的：我們并沒有辦法理解事物的原貌，也就是“物自體”的樣子。一如哥本哈根學派認為原子同時是波也是粒子，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我們認識的隻是物體呈現給我們的“現象”而已。

而儒家哲學對這個話題不太感興趣，中華文化強調的是“情本體”，是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象是維根斯坦那種分析狂，在那邊細細地研究語法對思考造成的混亂，儒家就沒什麼興趣。儒家思想要的是幸福，而幸福的第一步，就是“守禮”。

所以說儒家文化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但其實這些都不是它的原始功能。儒家的原始功能和意義在于“禮”，主要用來明等級，定親疏。

乍聽之下有點莊生曉夢迷蝴蝶，再聽一次，還是很望帝春心托杜鵑。所以儒家到底想幹嘛呢？幸福和守禮的關系到底在哪裡？

牛津大學的羅賓・鄧巴（Robin Dunbar）教授在其着作《人類的進化》（Human Evolution）裡說：“當某一種動物失去了森林的保護時，它們往往更容易暴露在天敵的攻擊之下，介于此種情況，群居團體的成員數量開始增加，它們變得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人類是群居動物，怎麼把一大群人給管好就是一件藝術。

根據鄧巴的研究，大腦裡的新皮質（neocortex）決定了人際交往的極限：大約是150人。但人類社會如果一直維持在150人的加強連規模，需要開疆拓土的時候怎麼辦，需要治理水患的時候怎麼辦？

本來想要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将賜霍嫖姚，結果因為人數不夠，把規模硬生生從《鋼鐵雄心》級降到《決勝時刻》級，從第三人稱模拟戰略變成第一人稱射擊遊戲，這樣人類的星辰大海是不可能出現飛機郵輪還有航天飛機玤的。

尤瓦爾・諾瓦・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他的成名之作《人類大曆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裡也認為，人類之所以能夠在大自然優勝劣汰的殘酷競争裡脫穎而出，和我們的團隊合作能力有着非常密切的關系。

儒學其實可以被看作一種管理學，它存在的意義，在于回答“如何讓一大群人幸福且安定的生活着。”

這是一套對農業文明的生活提案。

《國語． 楚語上》裡寫到：“明度量以導之義，明等級以導之禮。”

古代社會，怎麼凝聚人心是個大問題。猶太人有《舊約》和《塔木德》，中國人則有周公制禮作樂，有一整套的四書五經。制禮作樂的意義是管理學上的，1944年6月6日的奧馬哈海灘上，德軍的MG-42正在十分德意的收割人命，而美軍在染血的沙地上哀鴻遍野。部隊的建制完全被打散的時候，連長找不到排長，排長喊不來班長，班長找不到兵，這個時候聽誰指揮？就聽鋼盔上有杠杠或泡泡的人指揮。運氣好還會碰到鋼盔上有星星的人，聽他們的就對了。

儒家對應的是一樣的邏輯。

在戰場上為什麼士兵要聽軍官的？因為軍官除了是一種階級，它同時代表着更大的責任。軍官要去上軍校、要接受系統的培訓、要被教官罵的死去活來、要有更好的戰場感知、要能夠承受壓力、要能夠根據客觀情勢做出準确的判斷并給出合理的命令......總的來說，他們是在提升一個團體的生存能力。

“禮”是什麼？禮就是一套繁瑣的規則，其實很像軍階和臂章，它藉由區隔出不同的社會階層來明确每一個階層的分工。

坦克駕駛兵不需要知道怎麼繞過阿登森林，那是古德裡安（Heinz Guderian，二戰時德軍将領，被稱為“閃擊戰之父”）的工作，他隻要負責把坦克開到指定地點就好。但是古德裡安與此所要付出的代價則是皓首窮經，他肯定得比坦克駕駛兵懂得更多。人們可以依靠一個人的談吐與舉止來辨别其的身份地位；相應的，貴族必須配得上他們的身份地位，要彬彬有禮，要博學多聞，要修身齊家，要治國平天下。

隻要一切順利，各安其位的組織所能夠爆發出的效率是很可怕的。因為和諧意味着穩定，穩定（在農業社會裡）意味着繁榮，而繁榮，則意味着個體有着更大的可能去追求自己能力範圍内的最大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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