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給國家交稅?最近，薇娅因偷漏稅被罰13.41億元的事，成為了大家讨論的熱點，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為什麼要給國家交稅?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為什麼要給國家交稅

最近，薇娅因偷漏稅被罰13.41億元的事，成為了大家讨論的熱點。

中國有句古話：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就是說天道是劫富濟貧的，而人往往都是劫貧濟富的。

我看了這個新聞後，有一個想法，那就是：如果在一個國家裡，需要交稅的隻有辛苦的打工人，而大富豪們反而可以分文不繳，那一個國家會怎樣？偷逃稅對一個國家的危害究竟有多大？

本期視頻我們在古、今、中、外裡，尋找答案。金主爸爸們扣q上車。

一、中國古人怎麼征稅？

首先來看我們古人。

漢朝初年，由于國家尚未完成對全國土地的丈量，按土地征稅有各種困難，但也不能不征稅，于是大漢朝廷就開始征收技術更簡便的人頭稅。

這樣的稅法，讓地方豪強們很高興，因為漢朝初年的田賦非常低，隻用交總田産的三十分之一，所以那些有錢的官僚地主、富商大賈，都願意大量購買田産。

然而，通過買地富得流油的豪強們，卻并沒有就此滿足，反而還經常隐瞞田産，偷稅逃稅。并利用手上的特權不斷兼并土地。普通百姓沒了土地，也就隻用交人頭稅了。

按照漢朝的人頭稅“算賦”規定，凡是15歲到56歲的成年人每年都要繳納一算，也就是120錢。在漢惠帝在位期間，為了鼓勵生育，朝廷甚至規定女子到了十五歲還沒有出嫁的，人頭稅就要交常人的五倍，即600錢。

由于沒錢交稅，欠稅的農民往往會把自己和自家兒女，賣個地主當家奴，這樣一來的惡果，就是漢朝軍隊招不到人了，軍力不斷下滑。之前在漢朝與匈奴的長期戰争中，為了滿足戍邊将士的生活條件，提高招募的吸引力，晁錯向漢文帝建議實行寓兵于農的政策，隻要願意為國戍邊，朝廷就會給房、給土地，并減免稅收。

但是由于地主豪強的土地兼并和偷稅逃稅，老百姓的賦稅越來越嚴重，後來大量的農民為了逃稅，紛紛成了依附于地主的家奴，這就使得國家的兵源逐漸枯竭。這些富可敵國的豪強們，不但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甚至還擁有了自己的武裝，号稱“大姓兵長”。

豪強們隐瞞田地、藏匿資産、偷稅漏稅、奴役百姓，甚至養私兵的行為，在暗中為東漢末年的亂世“盛”景埋下了伏筆。

到黃巾軍之亂時，中央政府連剿匪的能力都沒有了，隻能讓各地豪強自己募兵抗擊黃巾軍。

東漢末年的割據混戰中，曾經繁華的長安城，因為董卓之亂變成了一座凄慘的人間地獄，城内百姓自相殘殺，生吃人肉。兩年的時間裡，這座大漢曾經最繁華的地方，竟然變成了一座遍地屍骸的死城。

就連一向“心慈手軟”、“清心寡欲”的曹老闆，也忍不住在《蒿裡行》描繪道：“白骨露於野，千裡無雞鳴”。野地裡都是人骨，方圓一千裡連隻雞都找不到。

梁啟超也在《中國史上人口之統計》中寫道：“東漢初視西漢全盛得三之一，三國視東漢全盛得七之一。

而這一切災難的起因，都是因為各地諸侯自成體系，不聽中央号令。千裡之堤毀于蟻蛀，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偷逃稅行為就是蔑視中央權威的開始。

也正因如此，曆代政府眼中，偷稅漏稅都是眼中釘、肉中刺。每個想要延續政權的統治者，都會想方設法對偷稅漏稅現象重拳出擊。

比如曹老闆。

東漢末年，曹操進駐冀州後，覺得以前那套按人頭稅征稅的辦法，實在太便宜那些豪強和地主了，于是便推行租調制取代人頭稅，所謂租調制，是指按照土地所有者擁有的土地征收相應田租的制度。

租調制的推行，雖然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同時也觸動了豪強地主的利益，于是他們百般阻撓新稅制的推行。

其中有個人叫曹洪，曹操的堂弟，也是三國時期的名将了，他跟随曹操南征北戰，不僅立下了赫赫戰功，而且救過曹操的命。居功自傲的曹洪多次拒不繳納租調，毆打稅官對他來說是家常便飯。

當時曹操手下一個縣令叫楊沛，知道這幫人是不見棺材不落淚，便依法将“上邊有人”的不法分子抓進了大牢。曹洪聞訊勃然大怒，立馬去找曹操，要求弄死楊沛。

沒想到，曹操不但對楊沛毫無責怪之意，反而重用他做了京兆尹，相當于今天首都的市長。

這種統治者與豪強之間的鬥争，在往後曆朝曆代中，仍然不斷地上演。然而，由于封建王朝的曆史局限性，這些針對豪強們的打擊，往往都是治标不治本。

例如北宋的王安石，同樣也意識到了豪強逃稅對國家的危害，并制定了《方田均稅法》，規定每年九月由縣長主持土地丈量，按土壤肥瘠定為5等，再以方田丈量的結果為依據，制訂稅數。但由于方田均稅法查出了豪強們隐瞞的土地，嚴重損害了他們的利益，遭到他們強烈反對。

1074年春，宋朝遭遇了罕見的大旱，士大夫們紛紛借題發揮，表示都是因為王安石變法不得人心，觸怒了“天意”才引發大旱，又一次掀起對變法的圍攻；還暗中指使百姓鬧事，以壯聲勢。

最終，在地主豪強們氣勢洶洶的圍攻下，王安石被罷免，改革失敗了。

其實，曆朝曆代對偷稅漏稅的打擊，之所以不徹底，并不是沒有辦法搞他們，隻是改革者的對立面，是皇親國戚，是官僚大臣，是鄉野豪紳。

換句話說，其實就是統治階級自己。

用自己的巴掌，扇自己的臉，怎麼可能會下得了狠手呢？

二、外國人怎麼征稅？

說完古代我們再看國外。

在中世紀早期，西歐的君主們靠自己的财産收入生活。而這些财産，往往就是封建制度下君主所直接占有的領地。

到十六世紀前後，随着戰争愈發頻繁，規模愈發擴大，君主們需要大量金錢支付戰争費用，原有的領地收入不夠用了，君主們便開始以各種名義向人民收稅。

對于國王們的橫征暴斂，最不滿的，當屬新興的資産階級。

西方早期的資産階級革命，幾乎每一場都和稅收增加有關。1556年上台的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為了籌措同法國作戰的軍費，在其屬地尼德蘭加征羊毛進口稅等稅收，成為激發人類最早的資産階級革命一尼德蘭革命的一個重要因素；

無獨有偶, 1640年英國國王查理一世也是為了籌措軍費以鎮壓蘇格蘭人的起義，召開新一屆議會，不料卻揭開了英國資産階級革命的序幕；

在君主政權強大的法國，1789年為了解決國家财政危機，國王路易十六被迫召開三級會議，意圖征收新稅，結果引發了法國大革命。

在革命之後，西方各國變成了一個個近代資産階級國家，上台後的資産階級心想，以後可不能再讓那幫國王和官僚随意打開自己的錢包了，于是開始了“立憲征稅時期”。規定凡開征新稅、廢除舊稅，都必須以不違憲為原則，并經民選的議會審議通過。

同時從這時開始，由于資本主義的工商業盈利性收入，逐漸取代了封建時代以土地為主的财産收入，因此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也就從地主變成了各個資本家。

盡管國王與地主紛紛退出了曆史舞台，但是，靠壓榨剩餘價值發家的資本家們，就都會老老實實地納稅嗎？顯然不會。

薇娅事件出來之後，很多信奉西方體制的人，都引言怪氣的說，這樣的事如果發生在美國，那美國國稅局（IRS）的武裝執法隊肯定得出動，薇娅被判刑至少十年起步。因為美國國稅局養了一大批武裝，在追稅的過程中經常拿槍頂别人腦門。這也是為什麼美國人有一句諺語：“這個世界上隻有死亡與交稅是永恒的。”

然而，真實的情況卻是富人的逃稅的手段在太狡詐，美國國稅局隻能吓唬沒有背景的老百姓，拿那些坐在華爾街高樓裡的富豪們束手無策。

說到“逃稅大戶”，就不得不提你滴川皇，無限猖狂。

川普通過内部交易、建立空殼公司等各種手段轉移資産，逃稅數十億美金，曾有10年沒交過任何所得稅的記錄。

而前地球首富貝索斯更絕，至今還保持着一項無人打破的世界記錄，那就是他在2007年到2011年連續5年報稅時，上報的淨收入為零， 既然收入都歸零了，這麼窮，國家還收你稅幹嘛呀。真是老母豬帶胸罩，一套又一套。要我說呀，美國政府還得給貝索斯上個低保，得保護低收入群體的人權啊。

而股神巴菲特，則通過把工資換成股票、債券等稅率遠低于個人所得稅的其他投資，使自己的真實稅率，一度降低到隻有0.1%的地步。

可能有人會問，美國富豪們那麼嚣張，少交的稅款那麼多，難道政府就不管嗎？

在初代華爾街财團中，勢力最為龐大的是摩根财團，不僅号稱“華爾街的拿破侖”，還控制着美國幾十種行業，甚至在1907年時，在金融市場上制造了一場恐慌，迫使時任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指示财政部拿出2500萬美元給摩根财團，相當于讓摩根擔當了美國央行的角色，出手救市。這就是美國曆史上著名的“摩根逼宮”事件。

為了治一治壟斷财團們為富不仁的病，1933年，西奧多羅斯福的遠方侄子富蘭克林·羅斯福召開了一場針對摩根财團的聽證會。

在聽證會上，一個來自意大利的助理檢察官揭露，從1931年—1933年之間，摩根财團的掌門人傑克.摩根沒有繳納任何所得稅，摩根的所有20個合夥人在1931年和1932年也分文未繳。

第二天，幾乎所有的報紙都用“逃稅者”來形容傑克•摩根和他的合夥人。在人民憤怒的聲讨下，摩根和華爾街跪了。

當年6月，羅斯福趁熱打鐵，積極支持工會并提高工資，用人民群衆的力量與資本家搏鬥。此前，富人繳納的稅率隻有24%，羅斯福一下就提高到了63%，然後是79%。

于是，美國迎來了黃金時代，經濟飛速發展，社會更加平等。

可這種讓人民高興的日子，後來是怎麼結束的呢？

這一切都要從二戰結束後，發生在瑞士度假村的一場會議說起。

三、美國富人如何逃稅？

1947年，一幫西方經濟學家聚集在了瑞士日内瓦的朝聖山上，讨論該如何讓人類免于戰争和暴政，作為剛經曆過世界大戰的人，他們仍然對納粹的恐怖統治記憶猶新，并恨烏及烏，恨上了看起來“集權”的蘇聯。

其中一位經濟學家，由此推論出了計劃經濟是所謂的“通向個人受奴役、受壓迫、國家和社會走向極權主義和法西斯的奴役之路。”

他，就是後來人盡皆知的《通往奴役之路》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哈耶克。

後來，到了80年代，裡根和撒切爾夫人等哈耶克新自由主義信徒成為了西方國家的領袖，他們開始奉行哈耶克所提出的新自由主義，決定放開國家對經濟的幹涉，并撤除一切不利于市場競争的“障礙”，而這樣的“障礙”之一，就是對富人們的高稅率。

裡根實行新自由主義之前，美國個人所得稅稅率最高達到過70%，裡根上台後，個人所得稅一降再降，先是降到了50%，之後又降到了28%。

這樣的稅率，使上中層納稅人在幾年中，因少交稅而累計得到7490億美元的好處，而美國收入最低的那10%的人口，納稅額則增加了20%。

這種劫貧濟富式的減稅政策，一舉扭轉了美國之前20年貧困下降的趨勢，使得美國的貧富差距更加懸殊。1980年美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占總人口的11.8%，到1983年上升到15.2%。

原來，哈耶克所謂的“通往奴役之路”的論斷，隻是拉大旗畫虎皮，借污蔑計劃經濟造成的民衆恐懼，反過來幫助富人收割窮人的錢包。

其實，交稅這件事，反映的不僅是個人的誠信與道德，更是一個國家對于社會道路的選擇。

對私有财産極為看重的美國，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對富人極其友好的國家，國家鼓勵貪婪，鼓勵不擇手段，先對内養蠱，然後蠱王再去掠奪别人。

在這種類似自然界的“物競天擇”的模式下，強者得到了最大的獎勵。

用一個美國經濟學家的話說，美國之所以能引領世界，靠的是一小撮極具創造性和突破性的人，那些人一直以來都是美國最核心的競争力。

也正因如此，美國的當權者才會竭盡所能地對富人少征稅，好讓他們繼續為美國帶來“繁榮與強盛”，在這次疫情中，美國頭部的幾個富豪幾乎沒受太多負面影響，馬斯克和貝佐斯的身價反而越漲越高。

也許有人會覺得，憑借着少數頭部精英的優勢，即使美國在這次疫情中損失了一些“價值”不高的“低端人口”，也不會動搖根基。然而，曆史告訴我們，在效率與公平的權衡中，如果過于追求效率而損害了公平，從長遠來看隻會使國家步入萬劫不複的衰落深淵。

美國的當權者，原本指望富人們在賺得盆滿缽滿之後，會擴大投資，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以此來回饋社會，卻不想，富人們都把錢拿去炒股炒房啦，原本期望中的“涓流效應”并未出現，底層民衆們連湯都沒喝到，國家的産業被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帝國的軀殼正日益空虛。

這樣的現實，不禁讓我想起了《國際歌》裡的一句歌詞：

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衆。一個背離了人們，抛棄了自己社會責任的人，不管曾經多麼風光，多麼呼風喚雨，最終也會反過來被社會所抛棄。

美國已經在“富人奴役窮人之路”上無藥可救了，而我們卻走上了共同富裕的康莊大道。

“先富帶動後富”的願望從來都沒有過時，曆經歲月的磨洗，它正在成為現實。這同樣也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責任，去向西方人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哈耶克式謊言可以發生在國外，但絕不被允許出現在中國。

薇娅不是第一個被拿來祭奠“稅”刀的“行業第一”，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古今中外的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訴我們，隻要各行業的“第一們”乖乖納稅，國家和老百姓就興旺發達，反之則是國敝、民衰、富人肥。

各行各業如果能少一些薇娅，多一些張藝興，縱使我們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又有何難呢？

我是棄子，再次祝2022年國家強盛、人民有錢呐，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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