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訊 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快手官方出的第一本書《被看見的力量——快手是什麼》，将于12月20日起正式在全國各大書店和網絡平台銷售。《被看見的力量——快手是什麼》較系統地闡述了視頻時代、人工智能與普惠理念的關系，配有30個鮮活案例，生動地展現了快手生态，有趣易讀。

《被看見的力量——快手是什麼》一書的推薦人分别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邬賀铨，騰訊主要創辦人張志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以及《理解媒介》譯者、深圳大學教授何道寬。

快手科技CEO宿華為《被看見的力量——快手是什麼》作序，在序言中闡述了快手的核心理念。他回顧了自己不同階段對幸福感的探索，認為幸福感最底層的邏輯是資源的分配，而注意力是互聯網的核心資源。快手的使命就是用有溫度的科技，尤其是AI技術，讓更多的人得到關注，提升每個人獨特的幸福感。

《提升每個人獨特的幸福感》

宿華 快手科技創始人兼CEO

幸福感的演變

從小到大，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幸福感對我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東西，有很不一樣的定義。

5歲時，我的幸福感核心是“要有光”。

我出生在湖南湘西一個土家小山寨，這個中國“毛細血管末梢”的地方，風景秀麗但閉塞落後。當時村裡還沒有通電，天一黑什麼都幹不了。

沒有電就沒有電燈，更沒有電視。晚上幾乎沒有娛樂活動，就在大樹下聽故事、看星星。家裡唯一的電器就是手電筒，不過電池也很貴，經常舍不得用，晚上出門就帶個松樹枝當火把。山裡沒有公路，家裡醬油用完了去買，要走兩小時的土路到鎮上，再走兩個小時回來。

當時我最渴望的是天黑之後有光，有光就能玩，很快樂。這是特别奇怪的一個幸福感來源。後來我養成了一個很壞的習慣——睡覺不關燈，我怕黑，不開燈睡不着覺。我這個壞習慣直到結婚後才徹底改掉。

10多歲時，我的幸福感來源是“要考好大學”。

讀書的時候，我随父母到了縣城。在這個小縣城，最有名的除了縣長，就是每年考上清華、北大的學生。每年7月，縣城唯一的也是最繁華的電影院門口，會張貼考上大學的學生名單。

高考是個很好的制度，它讓每個人都有機會靠自己的努力去改變命運，推進了整個社會的階層流動，因此很多地方越窮越重視教育，我就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考上清華大學的。

20歲出頭時，我的幸福感叫作“要有好工作”。

剛上大學時，老師教育我們說，有一個師兄特别厲害，剛找到一份工作，年薪10萬元。我當時就覺得，能找到一份年薪10萬元的工作，是很厲害的事情。後來聽說谷歌薪水高，我就去谷歌面試，谷歌給我開出15萬元的年薪，比我最厲害的師兄還多50%，那一刻我非常滿足。一年之後又給我發了期權，後來翻了倍，我覺得自己幸福感爆棚。

快到30歲時，我的幸福感是“要有好出息”。

在谷歌工作時，我跑到矽谷待了一年多，最大的沖擊是發現兩個社會，不說深層的結構，連表面的結構都不一樣。2007年，北京的車沒現在這麼多，而矽谷遍地都是汽車。那時候就覺得自己之前那點兒出息是不是太淺了，我應該能夠做更多的事情，能夠更加有出息，但是當時并不知道自己的出息在哪兒。

2008年金融危機剛發生的第二個月，我離開谷歌去創業，想讓自己的想法得到驗證，看看我到底能為這個社會貢獻什麼，或者能夠收獲什麼。幹了一年多，慘淡收場。

第二年我加入百度，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特别是在做“鳳巢”機器學習系統時發現，我掌握的跟人工智能、并行計算、數據分析有關的能力是可以産生巨大能量的。

升職加薪，成家買房。但我一直有些焦慮，為什麼想要的東西都得到了，卻還是不滿足？我的想法在某一個時間點發生了一個比較大的轉變。我以前的幸福感來源于自身，我要怎樣，要有光、要考好大學、要有好工作、要有好出息。都是怎麼能讓自己有成就感，讓妻兒開心，讓父母有面子，這些當然都是實實在在很幸福的事情，但除此之外，人生中是不是存在一種更大的幸福？後來我發現，相比于滿足自己的欲望來利己，更好的方向是去探索怎樣利他，如果有能力成為一個支點，讓更多的人幸福，自己的幸福感會成倍放大。

利他不是簡單地幫助某個人做成某件事，這也是一個逐步探索的過程。我在谷歌工作時，心态就是以我個人的力量能夠幫到所有人。我的技術很好，作為工程師，很多團隊找我，從寫網頁服務器、做機器學習系統到進行大規模并行計算，隻要你需要，我都能辦到。那時候我好像是消防隊員，到處幫人滅火，但現實很“骨感”，因為我的精力被分散了，所以到評職級的時候升不了職級，得不到别人的認可。

去百度驗證過我們的技術能量以後，我就繼續創業了。我們的小團隊做了很多類似“雇傭軍”的事，到處幫别人處理技術問題，把我們的能量放大，但後來我們發現也并不能幫助很多人。我意識到，如果要利他，不應該憑借我個人的力量利他，應該以機制的力量、價值觀的力量利他，利他最好的是能利所有的人。這就不能以己度人，需要廣泛理解更多人——他們的公共痛點在哪裡？幸福感缺失的原因是什麼？幸福感能夠得到滿足的最大公約數是什麼？要能夠找到所有人幸福感提升的最大公約數。

快手的獨特之處

快手的形态其實很簡單，它把每個人拍的生活小片段放在這裡，通過推薦算法讓所有人去看，但背後的思路和其他創業者會有點兒差别。

第一，我們非常在乎人的感受，包括那些被忽視的大多數人。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8年，中國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總人口比為13%，還有約87%的人沒接受過高等教育。從這個維度看，我們每天的所思所想、所關注的對象，偏差非常大，因此我們做了更多的選擇，讓那87%的人能更好地表達和被關注。

第二，注意力的分配。幸福感的來源有一個核心問題，即資源是怎麼分配的。互聯網的核心資源是注意力，這一資源分配不均的程度可能比其他資源更嚴重。總的來說，整個社會關注到的人，一年下來可能就幾千人，平均兩三天關注幾個人，所有的媒體都看向他們、推送他們的消息。中國有近14億人口，大多數人一生都得不到關注。

我們在做注意力分配時，希望盡量讓更多的人得到關注，哪怕降低一些觀看的效率。從價值觀上來講，還是非常有希望能夠實現公平普惠的。注意力作為一種資源、一種能量，能夠像陽光一樣灑到更多人身上，而不是像聚光燈一樣聚焦到少數人身上，這是快手背後的一條簡單思路。

用戶主導的社區演變

建設短視頻社區，最重要的是底層價值。這些在社區裡如何體現？

這幾年時間，快手社區的氛圍或觀感、體驗已經發生了巨變。我們作為社區的維護者，最大的特點是盡量不去定義它。我們常做的是把規則設計好之後，用戶憑借他們自己的聰明才智、自己的想法，以及他們之間的“化學反應”，去完成社區秩序的演變。實際上，快手在曆史上的每一次轉變，都是用戶驅動的，我們負責在旁邊觀察，看他們哪兒高興哪兒不高興，哪兒對哪兒不對，哪些地方破壞了價值，哪些地方又适應了時代需求。

這裡分享一些用戶主導社區演變的故事。

第一個是陳阿姨的故事。2013年，當時的社區、媒體都追求精緻，但陳阿姨不一樣。她曾是一個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長相還可以，但不愛打扮。因為離家特别遠，又失戀，人生地不熟。她每天在快手上拍各種各樣的段子，特點是“自黑”，暴露自己的缺點，講自己哪兒做得不好，又被人欺負了等。她發現，在社區裡其實不用靠顔值或者打扮得很精緻，隻要大家覺得你很真實、你的生活很有溫度，就會認可你。大多數留學生隻展現自己光鮮的一面，而陳阿姨卻勇敢地把自己過得不好、做得不好的地方展現給大家。所以在快手社區裡形成了一種風格——這裡非常講究真實有趣，以及真善美三方面價值，對“真”的要求會很高。

第二個是張靜茹的故事。當年她還是初中生的時候，在快手上有很多網友喜歡她，她拍的很多小視頻傳到微博上，很多網友會問她是誰、在哪兒。因為轉發量大，她的粉絲就會在微博上告訴别人，她是快手用戶，名字叫什麼，賬号是什麼。她驗證了社區内部的内容如果傳播到外部去，反過來可以把外部的人引進來的觀點。從她開始，快手很多粉絲會把她的視頻到處散播，形成反饋，散得越多，認識她的人越多，反過來會有人去快手上找她。她的粉絲越多，忠粉、鐵粉就會越高興，喜歡她的人就變得更有力量了。

第三個是黃文煜的故事。黃文煜是個情商很高的人，拍了大量視頻去關懷社會各階層，特别是女生。他會從星座、血型各種維度去表達觀點。那個時候大家發現，快手上不僅可以“自黑”，也有更多關心别人、關心社會、關心這個世界的其他人，整個社區的氛圍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變化。

最近兩年，大家感受比較直接的社區變化和直播有關。快手上有大量的人，對直播的理解非常深刻，也非常需要這種實時互動，所以我們上線直播功能的時候推廣特别順暢。

我們發現快手直播和其他平台有很多不同，最大的不同點是快手上的用戶把直播當作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當成工作。快手上很多人是下班後直播，比如，我關注最久的一個婚禮主持人，他每次主持完婚禮都是半夜，所以他每次會半夜開直播或者拍短視頻。他的視頻系列叫“到飯點了”，因為他每天半夜12點下班去聚餐。我睡得晚，每天都要看看他今天吃什麼，每次聚餐都是主人請客，每次吃的東西都很好，而且還不重樣，已經持續了好幾年。

還有一個在酒吧跳舞的女孩，我也關注了好幾年。她每次上班前一邊化妝一邊直播，下班後就一邊卸妝一邊直播，和大家聊聊天。很多人在現實世界中得不到别人的理解，你也想象不到她的心理世界是什麼樣的。你可能會以為她是一個生活混亂的人，其實她有家庭，在酒吧跳舞是她的工作。她拍下了很多自己真實的生活，或辛酸，或高興，她都願意和大家分享，分享出去就會很開心。

有一次我還看到一個媽媽，她的孩子特别小，把孩子哄睡着之後，就開始直播，因為孩子睡覺時間短，她也不能出遠門，一個人在家裡陪孩子，最渴望的就是有人陪她聊聊天。開直播聊到一半，孩子一聲大哭就醒了，說一句“我兒子撒尿了，我去給他換尿布”後，直播就關了，可能才直播了不到10分鐘。在她看來，直播、短視頻都是和這個世界連接的一種方式，也是得到别人理解和認可的一種方式。

這些都是我們社區裡發生過的故事。對于一個社區來說，我們呈現内容的形态、人們表達自己的方式，以及表示理解、贊同或者反對的方式，必然會随着社會、網絡速度和一些秩序的進化而演變，所以我們還在演變中。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的在城市上班，有的在草原養狼，有的在森林伐木，每個人的生活看起來都是微不足道的，不同的人生活狀态會非常不一樣。大家都在不停地解決各種各樣的問題、沖突、矛盾等，生活充滿着挑戰。

我愛拉二胡，曾經拉到半夜兩點，隔壁賣豆腐的大爺早上碰到我說：“娃娃，你昨天拉得不錯。”那時候聽不懂這句話是說我吵到他們了。我生活在小鎮上，不會有人罵我，他家做豆腐，鍋爐燒得很響，我也沒有罵過他，這體現了社會的包容性。

我關注了快手上一位拉二胡的大爺，他發的所有視頻都是他一個人在拉二胡，而且拉二胡的時候左右都是反的，右手握弦，左手拉弓。可以看出，這是前置攝像頭自拍的。如果一個人在家裡常年都在自拍，就說明沒有人陪伴。對這樣一個老人來說，他最害怕的是什麼？就是天黑的時候沒電沒光，害怕孤獨，害怕沒有人陪伴。但是他運氣比較好，很早就發現了快手，因為普惠的原則，我們會盡量幫助每個人找到他的粉絲，找到會喜歡他、理解他的人。在快手上，這位大爺找到了9萬多粉絲（截至2019年10月），其中就有我。每天晚上七八點，這9萬多粉絲裡恰好有二三十人有空陪着他、聽他拉二胡。他隻想有人陪陪他，罵他拉得不好都行，那也比沒有人理他要好。

老人的孤獨感是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并且這個問題的解決難度非常大。快手實際上提供了一個方案，并且是一個通用化的方案，不是針對他一個人的，而是針對這一個群體的，孤獨感是很多人感到不幸福的重要原因。

再講一位侗族小姑娘的故事，她來自貴州天柱，本名叫袁桂花，但在快手上她取了一個洋氣的名字，叫“雪莉”。最早她是在快手上發很多展示鄉村生活場景的視頻，她自己修的茅草房子、自己做的弓箭，她找到紅色彼岸花，漫山遍野都是，受到很多粉絲的喜歡，因為很多城市裡的人接觸不到這些田園風光，這就是所謂的詩和遠方。

她18歲高考失利，回家務農，白天沒事了就給大家拍點兒視頻上傳。後來發現有很多粉絲喜歡看她和她生活的場景，很多人說要去看她，但她說家裡破破爛爛，沒有地方可以住。有一天，她在家旁邊找到一個池塘，池塘旁邊有一個山窩，山窩裡有一個半圓的地方，她說要不我在這裡給你們造個房子吧。她開始給粉絲們造房子。這個姑娘啥都能幹，她有一次發了單手切磚的視頻，還能扛一根原木到屋頂上。

本來她經曆了很大的挫折，上不了大學，走不出生活的農村，但是快手給了她一個機會，她走不出去，那就讓别人進來。袁桂花現在是村裡最厲害的人，帶着全村的人造房子。她不隻是改善了自己的生活，還帶着全村的人幹，賣家鄉各種各樣的農産品，宣傳村裡的田園風光，改善整個村子的生活。

大家可能會認為袁桂花是一個孤例，實際上中國約87%的人沒接受過高等教育，大多隻能留在家鄉找出路、找機會。怎麼找？當快手把注意力給他們時，他們就可以找到自己的方案，改善生活。袁桂花一開始隻是改善自己的生活，慢慢開始可以照顧家人，現在可以帶動家鄉發展旅遊業。她是根據個人和粉絲互動的情況，自己來運作這個方案的。

當我們把注意力以普惠的方式像陽光一樣灑向更多人的時候，這些人會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個性方案，更有針對性、更有效率。張家界導遊小哥周天送就是這樣的例子。

我的老家就在天門山的西南角，張家界附近。周天送為人特别熱情，他在快手上拍攝視頻介紹張家界的自然風光，冬天的雪景、樹上結的冰、清晨的雲遮霧罩，大家非常喜歡，他也因此漲了很多粉絲。因為粉絲多了，所以他自己創業成立了一家公司，現在手下有幾十個人。也是屬于87%群體的他，将快手和當地的風景、當地的資源結合，找到了出路。當注意力分配更加普惠的時候，就可以幫更多的人創業。快手的普惠理念創造了更多的機會，但并不是快手選擇他來做這件事情的，機會是他自己抓住的。

小遠是一位來自安徽鳳陽的小姑娘，在合肥的大排檔唱歌。我在快手上關注她快4年了，看着她一點點變化。最早的時候，我們在評論裡問她：“小遠，你的理想是什麼？”她回答：“我的理想就是今天能夠唱10首歌，差不多能掙兩三百元，養活自己。”到2018年的時候，我又問小遠同樣的問題，她說她要給她的媽媽買一套房。她的理想變了，從養活自己變成要孝順媽媽。

在大排檔唱歌的女生，家境往往很困難。4年間，她最大的變化是自信了，這個自信寫在她的臉上、寫在她的言談舉止中。這個自信是怎麼來的呢？有時候粉絲說，小遠，你今天眉毛畫得像毛毛蟲一樣。她就知道自己畫得不好，第二天就畫細一點。有時粉絲又會說，小遠，你這條連衣裙不錯，看着挺苗條的。她就知道什麼樣的衣服會顯身材、适合自己。在這種互動中，小遠一點點改進自己，互動多了，她就會變得越來越自信。

注意力可以讓一個人變得更自信。當我們把注意力給更多的人時，就可以讓他們在跟人的互動中變得越來越好。當然這種變化不是快手定義的，我們提供的是一個介質，讓人們去相互影響，自己找到自己應該怎樣改變的路徑，這裡面就有千千萬萬個小遠。

快手裡面也有很多名校大學生，高學曆的有博士，還有國外名校的畢業生和老師，身份标簽很光鮮，但不具有代表意義。我上面講述的這些故事其實是關于中國今天的大多數人，是對社會真正有借鑒意義的代表案例。

提升每個人獨特的幸福感

我給快手團隊提出一個使命，就是提升每個人獨特的幸福感。為什麼要說“獨特的”，我認為每個人的幸福感來源是有差别的，他們的痛點不一樣，情感缺失的原因不一樣，有的人因為孤獨，有的人因為貧困，有的人渴望得到理解。那麼快手怎麼去做到這一點呢？

幸福感最底層的邏輯是資源的分配。社會分配資源的時候容易出現“馬太效應”，即頭部人很少，但得到的資源很多；尾部很長，但得到的資源非常少。就像《聖經》說的：凡有的，還要加倍給他，叫他多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老子》也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快手要做的就是公允，在資源匹配上盡量把“尾巴”往上擡一擡，把“頭部”往下壓一壓，讓分配稍微平均一些。這樣做是有代價的，總體效率會下降，這也是考驗技術能力和執行能力的時候，如何讓效率不下降，或者說下降得少一點。

當我們做資源分配的時候，盡量要保持自由，本質上是說，在契約、規則确定的情況下，盡量少改，别讓人“殺進去”幹預資源分配，盡量有一個大家都能夠理解的、公平的規則或契約，如果覺得有問題也是先讨論再修改，而不是直接“殺進去”做各種幹預。我覺得幸福感的來源核心在于，我們在做資源分配的時候，在資源平等和效率之間，在效率和損失可以接受的情況下，自由和平等這兩者可以往前排一排。

我的幸福感從何而來

最後回到我的幸福感這個話題。前面說過，我選擇利他，并發現最好的利他是能幫到全社會的人，能夠找到天下人幸福感提升的最大公約數。我相信注意力的分配是其中一個計量方式。

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會有不同的因素影響人的幸福感，注意力的分配是我們今天找到的一個因素，我們還會持續去尋找其他的因素，這是我對自己幸福感來源的定義。

有人可能問我，作為快手的CEO（首席執行官），你是不是全天下認識網紅最多的人，我的答案特别簡單：恰恰相反，我是全天下認識網紅最少的人之一，我關注的網紅我都沒見過。因為我擔心，當你掌握了資源，又制定了資源的分配規則時，會成為一個非常有Power（權力）的人，就會有人因為利益來找你，請求資源傾斜，破壞機制。權力使用的早期你會感覺很爽，享受使用權力的快感，非常像《魔戒》裡的情節，戴上魔戒的瞬間你可以變得很強大，可以操控很多人和事，但是時間一長，你所有的行為就被權力定義，實際上是這個魔戒在操縱你，是權力在操控你。這是我心中特别恐慌的事情，為了防止這件事發生，我做了很多機制性的建設，建了很多“防火牆”。

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夠一起做更多的事情，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讓更多的人變得更加有幸福感。今天我們處在一個特别有意思的時代，互聯網能夠跨越距離的限制，讓人和人之間更快、更便捷地連接起來。我們有大規模計算的能力，有做AI（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的能力，這是世界上很多人不具備的能力。我們應該發揮好這種能力，去幫助那些不掌握這種能力和資源的人，在快速變化的時代也能夠變得更好。這是科技革命帶來的進步和效率的提升，把效率産生的增量反哺到國民身上，這是我一直在想的事情，希望未來也能夠一起探索把這件事繼續做下去。

編輯 李铮 校對 危卓

圖片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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