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報客戶端 | 作者 鄭永年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鄭永年在中國教育科學論壇(2022)以“中國智慧教育與教育智慧”為題發言指出:
我個人不太滿意現在西方八股式的社會科學研究。發表在西方頂流的社會科學期刊的文章,其論證和觀點大多似是而非。這些研究根本沒有找到中國的命題,往往依然是西方的命題,再加上一個副标題——the evidence from China(中國證據)。這類研究都沒有找到中國的問題和命題,隻是用中國的證據來印證西方的理論和命題而已。
要确立中國自身的評估體系以彌補現在學術界評估體系中的很多缺陷。自英美産生的學術評估體系受上世紀80年代後經濟領域的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到現在已經嚴重異化。早期,美國學界對這個問題缺乏足夠的重視。但教育過度商業化以後,美國學界就不得不對此關注。美國各大學并沒有将此作為唯一的評估體系,美國的評估體系非常多元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中,鮮有獲獎者的原始文章是發表在主流刊物上的。
比如199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翰·納什(John Nash),他獲得諾貝爾獎的最初觀點就隻是發表在計量經濟學上的一封通訊郵件(newsletter)而已,遠算不上主流的雜志。再如近年獲得諾貝爾獎的一位日本學者,他最初的文章還隻是在某個國際論壇上的演講而已。
這就說明,這些學者之所以過了那麼久才獲獎,是他們最初的思想難以被當時的人所接受,後來才慢慢被世人認可。反觀我們現在有的評估體系,某種程度上是在扼殺人的思維。如果這樣的評估體系繼續下去,被西方的“新八股”所套牢的話,要産生原創性思想的希望将成為天方夜譚。
當然,也不能完全否認所有的學術評估體系,一定的評估體系是需要的。我們可以将文理學科分開評估。理工學科的規矩、語言等具備相對的普遍性的和可量化的标準,但是對社會科學的質量評估不應隻有固定的評價标準或語言。
中國的社會科學界近年來在提倡“要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很顯然,我們不要用中華大地的經驗去論證西方的命題。構建社會科學原創性的知識就是要界定中國的問題,确立中國的命題,找到中國的方案。如果沒有學術原創性的思想,就說不上成為一個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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