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朝後期社會危機嚴重，出現了怠政、朝政混亂、言路大壞等大量政治弊病。所以，在扳倒嚴嵩後，新上任的首輔徐階針對嘉靖後期的政治危機，以"三語政綱"作為改革的綱領，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隻是，徐階的改革不僅沒能挽救嘉靖後期的政治危機，反而加重了部分社會問題。而背後的原因，不僅有徐階本人思想上局限性導緻的改革措施失當，還有嘉靖後期政治弊病根深蒂固的原因。

首先，"三語政綱"的提出背景，和徐階的從政履曆有關。徐階是嘉靖二年中的進士，《明史》評價他"性聰敏，有權略，而陰重不洩"，意思是說他非常聰慧，有執掌權勢的策略。但是，他的從政生涯并不是一帆風順的，比如，在嘉靖朝的大禮議事件時，他因為與當時的權臣張孚敬意見不合遭到貶斥。後來，因為他是夏言的門生，在嚴嵩和夏言争權嚴嵩勝利後，嚴嵩對徐階更是百般提防，可是徐階一直隐忍不發，一方面努力提高"青詞"的創作水平，一方面與嚴世蕃結親，才在當時昏暗的官場中站穩腳跟。

其次，徐階也不是一味的保全自己。在嘉靖帝一心想要修仙不理朝政的時候，他還是進行了規勸。并且，在嚴嵩專權逐漸被披露出來以後，大臣們對他接連彈劾後，是徐階在嘉靖四十一年的時候，聯合道士藍道行、鄒應龍，才促使了嚴嵩的下台。之後，徐階上位出任大明朝的首輔。

由此可見，徐階親眼目睹了嘉靖帝的怠政，以及嚴嵩的專權。所以，徐階對于大明朝當時的弊病很了解。因此，在他出任首輔後，在提出改革措施的時候結合了他自己目睹的情況，提出了"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也就是所謂的"三語政綱"。而"三語政綱"的出發點，是想要改變嘉靖帝修仙怠政、嚴嵩的專權下的政治綱紀混亂和言路敗壞等問題。

隻是，雖然"三語政綱"是徐階結合他自己的看法，對朝政的政治綱紀混亂和言路敗壞等問題提出的改革策略。雖然，從表面上看似乎是針對性的提出改革措施，但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卻表現出了很大的局限性，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适得其反。

1，"三語政綱"中的"以威福還主上"并未改變嘉靖怠政的現象

其一，"三語政綱"中的"以威福還主上"具有針對性。上文已經提到嘉靖後期嚴嵩專權，直接導緻了大明皇權的下移，這不僅引起了大臣們的關注也導緻了嘉靖帝本人的不喜。比如，《明史》記載："嵩握權久，遍引私人居要地，帝亦寝厭之"，說的是嚴嵩專權時間長了以後，讓嘉靖帝也十分讨厭。

因為嘉靖帝本人對權力十分敏感，不會容許大臣挾權。比如，在嘉靖帝一朝發生的著名的"大禮議事件"，就是嘉靖帝的皇權和楊廷和的相權之争，以及他後期頻頻猜忌大臣，也是因為權力的原因。而許多大臣也摸透了嘉靖帝的這個想法，比如，楊繼盛在羅列嚴嵩的十大罪證之時就是以此為出發點的，《明史》記載了楊繼盛彈劾嚴嵩的奏章："陛下用一人，嵩日'我薦也'；斥一人，日'此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日'我救也'；罰一人，日'此得罪于我，故報之'。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群臣感嵩甚于感陛下，畏嵩甚于畏陛下。是窮君上之大權。"楊繼盛将嚴嵩對嘉靖帝皇權的沖擊描寫的十分清楚，意在激起嘉靖的注意，也是嘉靖帝本人注重權力的體現。可見，徐階的"以威福還主上"針對的就是嚴嵩專權這一問題。

其二，"三語政綱"中的"以威福還主上"有徐階自己的理論基礎。比如，徐階所編寫的《世經堂集》中有這樣的話："人君以論相為職。犬百官孰非人君所當論？然獨雲以論相為職者，良以相位高任重，必由人君自論，然後足以彰恩自上出，而命自上制也。"這段話的意思是在說，雖然内閣制度已經完善，而首輔位高權重身兼輔政的重擔，但是真正拿主意的人還得是君主自己，意在規勸嘉靖帝掌握人事大權，意在建議嘉靖帝親簡閣員。

其三，"三語政綱"中的"以威福還主上"并未改變嘉靖帝怠政的局面。比如，一方面，徐階建議嘉靖帝增添閣員并且親自過目，也就是上文說的"親簡閣員"。隻是，嘉靖帝對此并不感冒，說："汝以不知為對，但君知臣惟堯舜耳，太祖為聖知之真而用之。可若昨嵩。乃我簡至于如此，此官雖無相名，實有相職，廷推非道，相必君擇。"嘉靖帝更是轉換概念，說自己相信首輔就像堯舜二人一樣，就像之前的嚴嵩之所以如此大權，就是因為他對于大臣有絕對的信任。意思是說，嘉靖帝很信任首輔，希望徐階不要讓他幹活。可見，徐階提出的"以威福還主上"對于嘉靖帝并未産生作用。

另一方面，徐階還建議讓内閣的成員和自己一起票拟。比如，《明史》記載："伏乞聖明容臣于每日未時之末，會炜由閣到直，将各章疏公同票拟畢乃還家。"說的是當時的閣員袁炜和他一起票拟的事情。可是，嘉靖帝本人對此并不是完全贊同，是徐階一直堅持，嘉靖帝才勉強同意。可見，嘉靖帝的所作所為并不符合上文提到的徐階的"人君論"。從深層次來看，也證明了徐階提出的意見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對怠政的嘉靖帝沒有産生颠覆性的影響。

2，"三語政綱"中的"以威福還主上"對政治革新意義甚微

再者，"三語政綱"中的"以威福還主上"對政治革新意義甚微。因為，上文已經提到徐階提出的"親簡閣員"和 "閣員公同票拟"意見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并未對嘉靖帝本人的怠政現象産生影響。而這也意味着徐階的這些建議，對政治革新并沒有什麼意義。

徐階擔任首輔時的幾位閣員被稱為"青詞宰相"。比如，嚴讷、李春芳、郭樸和袁炜等幾位都是在徐階提出"親簡閣員"的情況下進入内閣的，可是他們在入閣後，一直持續性給嘉靖帝創作青詞，甚至被稱為"青詞宰相"，可見，嘉靖帝親簡閣員仍然與追求長生緊密聯系。這不僅意味着嘉靖帝本人繼續怠政，一味追求修仙，更意味着徐階的改革建議的嘉靖帝并未産生作用，也沒有對朝政産生積極影響。

徐階提倡的"閣員公同票拟"沒有實行的基礎。因為，共同票拟需要的是閣員們互相有一緻的政見并且互相團結，但是，袁炜、郭樸、高拱等入閣後相互間矛盾重重。比如，《明史》記載："(袁炜) 故出徐階門，直以氣淩之。與階同總裁《承天府志》，諸學士呈稿，炜竄改殆盡，不以讓徐階。諸學士不平，階第 日任之而已。"說的就是袁炜故意氣徐階，在袁炜肆意修改學士們的文稿後，徐階還繼續堅持選用。可見，他們的關系并不和諧，也可見他們之間沒有共同票拟的基礎。還有，"春芳、讷事之謹，至不敢講均禮"，說的是袁炜病歸後，嚴讷、李春芳等與之共事，可是他們不敢表達自己真實的意見，對徐階奉承至極，也不能完全稱之為共票。

3，"三語政綱"中的"以威福還主上"沒能真正實現

另外，"三語政綱"中的"以威福還主上"沒能真正實現。因為，徐階提出的"以威福還主上"，本意是建議嘉靖帝總攬大權，履行帝王的職責。可是，嘉靖帝依然我行我素追求長生，除了上文提到的選拔閣員以寫青詞為挑選标準外，還有就是嘉靖帝直接退居到西内專祈長生、大肆收集龍涎香、求方術、訪求方士，這些都是嘉靖帝不理朝政的表現，可見徐階希望的嘉靖履行帝王的職責，嘉靖帝沒有當回事。

還有就是"威福"的意思是權利，但是嘉靖帝在使用自己的皇權時，從始至終就很強硬。上文在提到嚴嵩專權時，也不是說皇權被架空，而是說皇權下移，嚴嵩在盛權之時對嘉靖也是絕對的尊敬的，并沒有嚴重威脅皇權的情況。所以，徐階不能改變嘉靖帝，也不可能實現"以威福還主上"。

1，"三語政綱"中的"以政務還諸司"誇大了内閣的權力

其一，"三語政綱"中的"以政務還諸司"誇大了内閣的權力。因為，"以政務還諸司"的意思是提倡要重視六部，不要僅僅隻重視禮部，同時，還有削弱内閣的權力，提高六部的職權。因為，徐階經曆嚴嵩專權後，認為嚴嵩之所以能夠煊赫一時，是因為政事完全由嚴嵩一人說了算。比如，《明史》記載："嚴分宜在事，凡柄國十九年，以吏、兵二曹為外府，稍不當意，或誅或斥，二曹事之如援吏之對官長，主奉行文書而已。"意思是說嚴嵩完全不把其他的官員當回事，完全自己說了算。

隻是，徐階隻從嚴嵩身上看到了首輔專權的壞處，忽視了首輔掌權力的好處。因為，朱元璋雖然廢除了丞相制，後來大明形成了内閣制度，也有了票拟制度，所以首輔的權利才顯得十分煊赫，"夫中外之責，孰大于票拟"。可是，票拟制度代表的首輔之權，在後來已經受到了限制，這和明朝後期産生的"司禮監批紅"有關，"内閣之拟票，不得不決于内監之批紅"。可見，内閣的權利已經受到了司禮監批紅權利的制約。後來，大明的政治運行模式在此已經成型：臣工章奏先送内閣拟票，然後司禮監批紅，最後皇帝決斷。内閣的票拟之權，是大明行政制度中的重要一環，從總體趨勢來看，内閣權力在一步步加強，同時内閣首輔權力核心地位也日漸形成，才有了嚴嵩專權的現象。但這并非常态，首輔之權也并非完全不受控制，嚴嵩專權現象的根本原因是皇帝怠政。

2，"三語政綱"中的"以政務還諸司"忽視了内閣位高權重的必要性

其二，"三語政綱"中的"以政務還諸司"忽視了内閣位高權重的必要性。上文已經提到，大明政治的運行體制是臣工章奏先送内閣拟票，然後司禮監批紅，最後皇帝決斷。所以，内閣的票拟權是治國理政的必要環節，内閣首輔的決策地位和權力是應該予以肯定的。比如，後來的高拱、張居正之所以改革成功，是因為内閣權力核心的形成和首輔掌握内閣大權避免 了政事的相互推诿，并提高了行政效率的結果。而徐階提倡削弱内閣的權力，是忽視曆史潮流的表現，也忽視了内閣内閣位高權重的必要性。

3，"三語政綱"中的"以政務還諸司"在實踐中很難行得通

其三，"三語政綱"中的"以政務還諸司"在實踐中很難行得通。一來，嘉靖帝本人因為沉迷修仙，所以不想浪費時間隻願意接見首輔，而他的這一習慣從未改變；再者，大明政治的運行體制決定了内閣的權力要尊崇。而徐階的"以政務還諸司"，在後來的操作過程中大打折扣，隻能通過增添閣員，維持閣員共票，形式上弱化首輔權力。并沒有改變閣權的重要性和首輔的大權在握。因為，一旦首輔沒有了大權，在皇帝荒廢政務的時候，大明的運行體制就會癱瘓。所以，徐階的改革措施，不能扭轉嘉靖時期的政治危局。

1，明代的言路問題主要表現在對權臣的依附而缺少獨立性

需要注意的是，明代的言路問題主要表現在對權臣的依附而缺少獨立性。因為，在明代初期曾建立了相對獨立而系統的檢查機構，有督察院、六科給事中和十三道禦史，也就是所謂的廣開言路。諸位科道官雖然官位不高，但是掌握糾察百官的大權，也發揮了很積極的作用，隻是，在嘉靖前期發生大禮儀事件後，言路被整饬。因為嘉靖本人不喜歡言官禦史們在當時所表現出的對楊廷和的附合和依附；以及嚴嵩利用言路來排除異己，比如沈煉指責嚴嵩 "陰制谏官，不敢直言"。可見，當時大明言路的蛻變主要表現在對權臣的依附而缺少獨立性。

2，"三語政綱"中的"以用舍刑賞還公論"雖及時，卻沒有涉及到言路問題的實質

隻是，"三語政綱"中的"以用舍刑賞還公論"雖及時，卻沒有涉及到言路問題的實質。比如，徐階一反嚴嵩提倡的抑制言路，大力推崇寬舒言路，也有了不少的收獲，《明史》也評價："而言路恃公強益發舒矣"，可見徐階的建議是及時的，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他并未認識到言路的根本問題是"言官往往早已甘當鷹犬"，也就是說言官們敢于做權臣的附屬品。

然而，徐階所關注的不是改革言官問題背後的吏治昏暗，而是一味強調廣開言路。因為，大明的吏治因為嚴嵩的原因問題很多，吏治不清，言官也不會持身中正，隻能被權臣所用，比如徐階本人也曾借言官之手打擊過高拱、郭樸等人。并且，在言路徹底下滑的大背景下，言路宜導不宜舒，在徐階的倡導下，高拱在提出疑議時，就曾被舉朝而攻之，言路已經失控。可見，徐階提出的"以用舍刑賞還公論 "僅僅涉及問題的皮毛而已，并沒有觸及言路敗壞的實質問題。

綜上所述，徐階提出的"三語政綱"，是他針對嘉靖後期的弊政提出的改革綱領。雖然，曾對朝政有過積極影響，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卻忽視了當時存在一些問題：嘉靖帝本人不理朝政，沉迷于修仙；内閣的權利和首輔獨尊是大明政治體制運行的重要一環；大明的言路問題是淪為權臣攻擊異己的工具，而非單純被限制，不該一味的縱容言路。可見，徐階的改革措施，雖然有很好的出發點，但是因為徐階本人思想的局限性，導緻改革的綱領"三語政綱"也表現出了一定的"局限性"。所以，"三語政綱"才不僅未挽救嘉靖後期的政治危機，還使問題加重。而這些問題也表現了嘉靖後期弊政的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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