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期主持人 | 林子人

歡迎來到我們的新欄目“編輯部聊天室”。每個周日，界面文化為大家揭曉一次編輯部聊天記錄。獨自寫稿，不如聊天。我們将圍繞當周聊天室主持人選定的話題展開筆談，或嚴肅，或娛樂，神侃間雲遊四方。鑒于主持人們各有所好，聊天室話題可能涉及政治、曆史、文學和社會熱點事件，也可能從一口路邊小吃、一次夜遊散步、一場未能成行的旅行蔓延開去。

本期聊天室由子人主持，她選定的“一星運動”主題，實際上相關讨論已有段時日。在最寬泛意義上來講，這個現象的出現源自許多人完全繞開了書影音評論原本的意義——就作品本身給出自己的中肯評價，為其他網友提供參考意見——将之作為實現其他訴求的武器，比如粉絲為了給偶像刷好評養号、抵制某位“争議性”的創作者……

不過這個現象倒也不止發生在中文互聯網内，而是“全球同此涼熱”。據《時代》（Time）報道，全球最大的圖書評分網站Goodreads目前也陷入了“一星水軍”（one-star brigades）的威脅。一些作家遭遇網絡敲詐，如不支付“封口費”，他們的作品評分就會被成百上千的惡評拉低。報道指出，最容易遭到攻擊的往往是新人作家、有色人種作家和在公開場合評論争議性社會事件的年輕作家。

由于Goodreads未能對此引起重視及時幹預，特别是該網站在注冊時無需驗證郵箱讓炮制馬甲賬号變得非常容易，“一星運動”已造成了一些惡劣影響，最脆弱、最容易被噤聲的也恰恰是上述這些缺乏資源和行業影響力的作家。有業内人士在接受采訪時表示，Goodreads之類的評分網站已經成為某種“必要之惡”——它已經是圖書營銷的重要（如果不是唯一的）工具，在每年出版衆多新書的情況下幫助讀者找到質量上乘的作品，可是水軍操縱評分的情況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此類網站的初衷。将網絡上成批量出現惡意差評的現象稱為“一星運動”，是因為它往往是一種高度協調性的集體行動。對此，我們該如何理解呢？

“一星運動”的起源：群體智慧與道德制裁的張力

林子人：作為一位愛讀書的人和豆瓣重度用戶，我對惡意打差評的現象（其實無腦刷好評也是）的第一反應是深惡痛絕，因為它嚴重違反了評分機制的“神聖契約”，即隻有真實不違心的意見才對他人有價值。但要深入讨論這個問題，我們可能需要先明确，打分機制為什麼會被廣泛應用。

以用戶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構建的網絡評分體系存在的前提，是相信“群衆的智慧”。2004年《紐約客》專欄作家詹姆斯·索羅維基（James Surowiecki）的暢銷書《群體的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首次讓這個概念引起人們關注，随後，心理學家做了大量實驗。法國心理學家邁赫迪·穆薩伊德（Mehdi Moussaïd）在做了十多個估值測試類實驗後發現，無論是讓參與者猜測紀念碑有多高還是一個公園的面積有多大，隻要參與者的數量足夠多，答案的平均值總是能夠接近真實答案，哪怕實驗中許多個體的答案錯得離譜。另外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是1999年微軟遊戲平台玩家集體挑戰俄羅斯國際象棋世界冠軍加裡·卡斯帕羅夫。在那場比賽中，來自75個國家的超過5萬名棋手上場（既有業餘棋迷也有專業棋手），他們的表現與棋王卡斯帕羅夫不相上下，甚至有時能走出超乎預料的奇招。最後，卡斯帕羅夫走出了64步，僅餘三子，才艱難地赢得了比賽。

然而穆薩伊德指出，強大的群體智慧建立在多樣性的前提之下，但這個前提恰恰是非常脆弱的。脆弱性的其中一個成因是社交網絡中的社交影響力。大量心理學研究表明，一個小小的暗示就能讓大衆判斷的平均結果偏離正确答案。比如我之前在一篇講述網絡極化的稿件中提到的例子，最早的評論調性（無論是好是壞）會影響後續網友對一篇文章的觀感。在評分體系已經被廣泛應用（從書籍電影到餐廳酒店）的當下，我們要如何看待它的有效性呢？在有人利用這個體系去實現其他訴求時，平台有能力或者有權利阻止嗎？我對此其實沒有确定的答案，我甚至有種悲觀的感覺，就是我們隻能寄希望于培養和提升自己的判斷力，才能抵禦惡意差評或無腦吹的影響。

姜妍：關于一星運動，我印象中可以追溯到的“鼻祖”是2013年初在豆瓣上由網友們發起的對李繼宏譯作的“制裁”。引起網友不滿的原因是當時由果麥重新出版的由李繼宏翻譯的包括《小王子》《老人與海》等在内的一系列名著的宣傳語——“糾正現存其他56個《小王子》譯本的200多處硬傷、錯誤，糾正現存其他50個《老人與海》版本的1000多個錯誤……”于是，另一家出版社的一位圖書編輯在網絡上号召“豆瓣第一次1星運動就從這裡開始吧”。随後，這個系列的李譯本的得分一度被壓低到隻有2-3分。李繼宏當時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這些錯誤是圖書編輯經過比對找出的，比如徐遲翻譯的《瓦爾登湖》裡的所有動植物都是錯誤的，傅惟慈譯本中的《月亮和六便士》對可頌的翻譯是“月牙形的面包”。

我想這個宣傳文案多少是有誇張之處，才會讓出版業同行感到極度不适，另外一方面，李繼宏譯本的《小王子》在市場上應該說是最受歡迎的版本。這就形成了一個很有趣的反差。比如說我們業内人定義一本書的好，和大多數讀者定義一本書的好，很多時候是存在偏差的。就像一位作家朋友提起台北市圖書館前一年借閱率最高的五本書中有四本都是東野圭吾的作品時連連搖頭。

最早的這次“一星運動”發起者和參與者會認為自己認可的說是“價值觀”也好“美學”也好，甚至可能是道德層面的潔癖部分受到了冒犯，于是進行了“反擊”。這種“反擊”多少形成了某種跨界，可能這本來是一本不管評分高低你都根本不會去看的書，甚至在你點擊一星的時候，一樣也不會去看的書。我能理解對某個人、某件事、某個行為的厭惡，但是厭惡是不是就要用“一星運動”的方式去進行一種“網絡封殺”，這個是可以進行探讨的内容。

潘文捷：作為曾經參加過一星運動的人進行發言。讀了子人多篇關于反智、民粹包括關于網絡極化的文章，現在思想終于有了一定的覺悟，格局得到了提升。在這個情況下回想當年，那時候沒有說覺得自己是在惡意評分或者灌水，而會覺得自己師出有名，甚至還挺快樂。這個“師出有名”很多時候是認為作者道德有虧，這樣來用評分給作者進行“制裁”，有一種道德上的優越感。而且參加的時候，你會覺得并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在這種同仇敵忾的氛圍裡可以說是尋找到一種歸屬感吧。可以說，很多沒有别的表達意見空間的人，在“一星運動”裡找到了成為主角的機會。

“一星運動”對我來說特别說不過去的就是——可不可以沒看過一個作品就去評論它？一開始我認為不可以，所以本着負責任的态度去看了某作者的大部分作品，過程是折磨的，結局是後悔的。于是我意識到，很可能不少會給某個作品打一星的人一開始就不是該作品的目标受衆。而且我不止一次遇到過在正常的打分情況下，分數和我個人閱讀感受全然不同的情況了。所以說，我們其實很難判斷網站評分對自己究竟有多适配。還是聽聽周圍的人在讀什麼看什麼，可能會更适合自己一點。

寫差評的自由：過于在乎他人的評價，在讓我們喪失判斷力

董子琪：還記得大學裡有次好朋友跟我推薦一本新書，說特别文藝，你一定會很喜歡！那時候已經放暑假在家，專門在市裡唯一夠文藝的書店找到了買來看，結果讀完覺得有點莫名其妙，同時懷疑起在朋友眼裡我的閱讀喜好到底是啥，但為了不破壞感情也不要影響我的“批判思路”，我選擇了自己寫長差評。二十歲寫東西，難免氣勢洶洶又非常自信，标題是“《素年錦時》這本書最好的就是它的封面和名字”。誰想到寫完，被推上博客首頁（這個倒黴博客現在已經倒閉了，所有的文章都找不到了），引來了很多作者的粉絲發表不同意見，跟我經常在博客互相踩踩的好友當然也看到了，在下面留言說，如果覺得推薦不好，為什麼不直接說呢，那麼信任我的文學“品位”，私下可以交流的事卻在在網上寫差評。

我也想，為什麼呢？好像成了借他人推薦顯自己高明的自大狂，可是不也是興趣來了就想批評一下，難道不可以嗎？我希望保有自己的判斷，而這種評價如果不那麼“社交網絡”就更好了。現在不也是這樣嗎？我猜啊，打分有點像社交宣誓，向友鄰宣誓讀了什麼書，對什麼有心得，打星也有點暗暗比拼的意思，打分更低的人感覺赢面更大一些，畢竟更有一點品位的保留，打一星更是“愛憎分明”、“明辨是非”了，可是為什麼要和友鄰比賽呢？倒甯願把所有讀書有關的狀态相關都關掉，就像永遠不開社交運動比拼步數一樣。

陳佳靖：這個話題讓我想起一個朋友曾經跟我吐槽他在網購時的糟糕體驗，大意是說，很多商家為了賣商品都會故意去雇人刷銷量和好評，導緻他在選購的時候沒辦法分辨商品的質量優劣。最開始商家隻是刷銷量或者評分這種數字上的指标，他或許還可以通過顧客的真實評論看出端倪，但現在連評論都有很大比例是刷出來的，而且久而久之，這已經變成了一種網購的潛規則——你要想先挑再買，就得拿出做語文閱讀理解的精神，從蛛絲馬迹裡辨别真僞。

有人可能會說，商業的邏輯不應該用在書影音的評價上，因為書影音是作品，應該盡量客觀地評價其内容。就像子人舉的心理學實驗的例子，如果大家都是背靠背，在不受其他因素的幹擾下（最好還是同一時間）做出自己的評價和判斷，那麼最後得出的結果才會是一個有價值的參考。但實際情況總是沒有那麼理想，無論是“一星運動”還是“五星運動”，背後都有某種明顯的幹擾因素在發揮作用，最終的結果是這項“實驗”會産生難以預計的誤差。這些幹擾因素可能包括粉絲對某明星的崇拜、讀者對某作者的抵制、營銷公司具有導向性的刷評等等，很難一概而論怎樣是可以的，怎樣是不行的。但既然是“運動”，它多少意味着短時間内某種傾向的集中聚集。我想假如我是一個實驗人員，在我的統計數據中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我會很謹慎地去考慮是否還可以采納它。

葉青：和佳靖的朋友一樣，我以前常常是聽信了點評的分數，去了某家餐廳，或看了某部電影，發現自己吃的、看的仿佛和評分裡的并不是同一個東西。豆瓣、大衆點評這類點評類軟件的評分，其參考價值似乎越來越不靠譜了。

影響評分可信度的有子人提到的惡意差評，也有佳靖提到的水軍好評——而且他們的套路越來越防不勝防了。現在很多城市都有線下的觀影團，一般是在豆瓣邀請你——通常對豆瓣觀影标記量有一定的要求，我猜是為了避開豆瓣的反水軍機制——免費提前觀影，而你需要在看完電影後打分回饋。雖說這些觀影團不會強迫參與者一定要給滿分好評，但組織者往往會在現場進行語言上的誘導，以及制定類似“給好評者下次中獎率更高”等規定。這難道不算是一種刷分行為嗎？對很多人來說，打個分就可以免費看電影，似乎是一件無傷大雅的劃算事。可我們作為隻想查個分參考一下的用戶，現在卻還要睜大眼睛辨清真僞，這未免也太累了。

讓評分失去了本該有的參考價值，這些刷分行為固然令人讨厭，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是不是過于依賴評分了？讀書、看電影一定要8分以上的，吃東西一定要吃“必吃榜”裡的。也許我們的這種“一切都要是最好的”的心态，也是讓刷分行為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

趙蘊娴：從個體的角度來說，我認為如何評價文藝作品是件很私人的事情。你可以用一萬個理由來說它好或者不好，也可以任性地隻說一句“我喜歡”、“我不喜歡”，一個人是否會因為魯迅搬出八道灣十一号而讨厭周作人，那完全是他自己的事情，因為一個作家英勇就義而格外看好他的作品，因為一個作家失了節氣而對他的東西産生厭惡，都是可以理解的，你對一部作品有什麼樣的評價、用什麼标準來評價，無非洩露了你是個什麼樣的人而已。但發展為“運動”的評分就是我所不理解甚至讨厭的。不論運動的目标崇高還是卑鄙，正義還是非正義，其手段的粗暴本質不會有絲毫改變，從曆次運動的結果來看，即便一開始是普通人的“抗暴”和“揭竿而起”，到最後都難免淪為又一次暴力事件，前段時間《休戰》引發的豆瓣“一星運動”即是如此。

我偶爾會想，有這麼多“一星”和“五星”運動把情緒演繹到極緻，喧鬧不已，可惜連愛恨都是空心的，沒有足夠的精神和底氣喊出一句“我就是喜歡\不喜歡，你管我”，看來人有時也未必清楚自己的喜好取向。

“一星運動”與“取消文化”：就事論事不僅是對人的要求，也是對社會大環境的要求

陳佳靖：文捷提到的那種站在道德制高點“制裁”别人的情況，我個人是很不能接受的。這裡面有一個問題是，我們所評價的作品往往不是一個人的作品，它背後可能涉及很多人的貢獻。比如，因為讨厭一個演員而去給TA的所有作品打一星時，是不是也傷害了作品裡其他演員的利益？即使是某作家獨自撰寫的書，它的出版也涵蓋了編輯、設計師等其他人的參與，如果說在道德上讨厭一個作家就可以打一星抵制他，這對于其他因此受牽連的人是不是不公平？

趙蘊娴：書影音評分，最初的設想大概是“就事論事”，“就作品談作品”，但我認為這種理想的狀況幾乎不存在，即使抛開豆瓣這類網站來說，情況依舊如此。對文藝作品的評價向來不隻在藝術這一個标尺上進行，作品所表達的思想觀念、它在自身脈絡中的曆史位置、創作者的政治立場、私人德行，通通都有可能成為影響受衆打分的因素，究竟哪個因素占大頭，或許與更大的時代環境有關。從《包法利夫人》被打成“三觀不正”的出軌文學，到最近一次的豆瓣“一星運動”，其實都很容易看出是什麼樣的标準在修整大腦和生活。以前我比較樂觀，相信在時間的沖刷下，這些浩浩蕩蕩的運動終将會被壓平為薄薄的一層，我也很好奇，數據将如何留存這些痕迹，後人又如何評述，但最近變得沒這麼樂觀了。

黃月：在2021年的今天，當“一星運動”和“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旋風刮到一起，事情似乎變得更難說清楚了。不僅僅是讀者、觀衆可以因為一個作家或名流的不正确話語、不得體（甚至違法）行為為其作品打一星，連文藝文化圈内部也出現了各種抱團的反對、抵抗、戰鬥，去年《哈潑斯》雜志公開信之後我們也都已見識過結成陣營、互相批判的陣仗。

打個比方，以J.K·羅琳為例，如果說她在跨性别的議題上表态有問題，相當不正确，那麼是否她的《哈利·波特》系列就應該被一星呢？在吳珊卓出演的最新美劇《英文系主任》（The Chair）裡，一位英文系教授在課上講到梅爾維爾與霍桑的通信，學生問的卻是：“梅爾維爾不是家暴狂嗎？”該怎麼辦？通過給梅爾維爾的《白鲸》打一星來鮮明反對家暴？将梅爾維爾開除出美國文學史？大學教材在梅爾維爾的章節之後注明“反對家暴，此處我們僅探讨他的文學”？這當然還是作品與人品能否分開看的老問題，就事論事也許不僅僅是對個人的要求，也是對更大的文化、法律和政治環境的要求。

今年6月，尼日利亞作家阿迪契在她的個人網站上發布了一篇題為《這是敗壞的》（It Is Obscene）的文章，對于我們思考當下的社交媒體和取消文化或許有所啟發：

“社交媒體上的這代年輕人對持有不同意見是如此恐懼，以至于自己動手奪走了自己思考、學習和成長的機會。我曾經對一些告訴我他們不敢發推的年輕人說，他們之所以一遍又一遍地審讀自己的推文，就是因為擔心自己的話可能會招來各種攻擊。善良意願（good faith）的預設已經死了。重要的不是善良本身，而是擺出善良的樣子。我們不再是人類了。我們現在成了天使，整天盤算着如何把别人排擠出天使的行列。願上帝保佑我們。這是敗壞的。”

姜妍：在作家唐諾的新書《聲譽》讨論民主的篇章中，他引用了英國阿克頓爵士的曆史名言——“你講的話我一句也不同意，但我願意用我的生命來保證你講話的權利。”唐諾寫道：

“這揭示着一道‘思想/言論’自由的極生動底線，也透露出我們對一個多樣化世界的必要護衛暨其期待，即便這個多樣化世界時時具體地冒犯到我們，讓我們極不舒服。根本上來說，多樣化世界對個人來說往往不是真正的目标，這裡有着人高度節制的不得已成分，來自于人足夠豐碩的曆史經驗，簡單說，個人尋求的是玉而不是石頭，隻是玉來自于石頭。”

當然，随着幾個世紀以來人們的實踐，以及面對當前世界的種種實況，唐諾沒忘記在之後加上一句，他更喜歡作家比爾·布萊森的改寫——“你講的話我一句也聽不下去，但我願意用我的生命來保證你有當個十足混蛋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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