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闫偉 朱斌

近日，電視劇《張衛國的夏天》在湖南衛視、芒果TV熱播，引發熱議。該劇講述了京劇團職工張衛國面臨中年危機的人生經曆，昭示出現實題材劇作“生活感”寫照的溫度與厚度。探求該劇的個性特色與不足之處，可以為當下我國同類型的電視劇創作帶來一些經驗啟示。

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現實題材創作的應有之義。作為我國電視劇創作的主脈，現實題材發展與現實主義精神流韻相伴、經久不衰。新世紀以來，從《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國式離婚》到《我是餘歡水》《裝台》，這些作品大都聚焦于都市中年人的生存現實，表述不同群體應對生活契機與焦慮的智慧。在《張衛國的夏天》中，張衛國與電視台主持人林宏年曾同為戲班的師兄弟，兩人經曆的“中年危機”雖各有不同，但都映射出他們的達觀心态。圍繞着兩人處理危機的過程，形成了以親友關系為主體的故事場域，其間，張衛國與林宏年妻子顧佳怡江邊偶遇的鬧劇、張衛國嶽父被林宏年嶽母送進醫院的“誤打誤撞”等橋段提升了作品的戲劇濃度。同時，二人處理親子問題的方式，也為當下代際關系間消解文化差異提供了方案。由此觀之，現實題材劇呈現的中年生活并非“蹉跎光陰”或“一地雞毛”，而是通過平衡“相聚”與“離散”的人生狀态，起到撫平生活溝壑的作用。

生活積澱的厚度決定作品品質的高度。現實題材劇應把握好“生活感”的營造方式和濃郁程度，用故事串聯起的“生活碎片”，既應關注真實細節的深描，再現生活中被“遮蔽”的人性心理；也應紮根實際，體現理想與道德的引導力，讓觀衆重新認識人生的價值意義。都市空間相較于鄉村更富有流動性的特征，劇中張衛國與父親、兒子、師姐相處中的心境變遷，林宏年既有面對妻子隐瞞居無定所這一事實的“強硬”形象，也有在師父遺像前流露内心的真情獨白，這些情節均由表及裡地折射出中年人處于家庭與職業之間的“兩難”困境。生活感的營造既不是靠刻意的催淚煽情和生硬的關系嫁接，也不應落入“一夜暴富”“突患絕症”等矛盾“流水線”生産的窠臼，若總是依照“一貴一貧”“一死一生”的套路模式進行創作，難免導緻内容的低質與焦慮的泛濫。張衛國、林宏年在不同場域的不同面相所扮演的“陌生化”體驗，也淡化了一類角色的演員在觀衆内心建構起的“審美疲勞”。此外，該劇采取實景拍攝的藝術手法，還原四合院、胡同等場景真實的煙火氣息，生活細節的纖毫畢現與人情蘊味的留白意境相得益彰，使得主人公的“精神立志”在具象生活空間的承載之上更為凝實與超脫。

有學者認為，現實主義處理的是“社會曆史的總體性特征，透過現象發現各要素之間的内在關聯。”如果說現實主義精神是現實題材劇的内在筋骨，那麼本土風貌的鏡語形韻與文化基因則是劇作外化的皮相。所謂“生活是文化的總和”，傳統文化與地域文化元素的靈活運用，促進了劇中人物關系的恰适轉換。該劇以京派文化為主導叙事風格，通過“京劇”的文化意義得到了全面的鋪展。一方面，京劇班社的師承體系是維系真摯情感的紐帶，張衛國與林宏年重逢後一起唱戲的情景顯現了兩人原初的師兄弟情誼。另一方面，京劇道具作為記憶與情懷的物件載體也反映了深層的人物心理，如張衛國送給師姐趙燕的木雕穆桂英像，寄托着他長期以來的情感夙願。事實上，置于當前的文娛生态之中，現實題材劇對傳統文化行之有效的化育，可以成為抵牾“懸浮風”的重要力量。因此，找尋到傳統文化審美層面的“當下感”也顯得尤為重要。劇中，“古董”瓷馬的鑒定、網絡文章《太監的後裔》引發的輿論風潮，均以一種诙諧的方式寫就現代與傳統碰撞形成的戲劇張力。此外，如北京雍和宮、南京長江大橋等地理空間的植入，使故事主題統攝在古今的“地标”概念下，将“有形”的百姓生活圖景融入“無形”的城市人文尺度，進一步增強了文化自信精神的傳播效能。

現實題材劇尤其是以都市生活為背景的作品，所顯示的職業與家庭、願景與現實、欲望與理性的辯證關系，正是剖析社會文化症候的重要切入點。對于現實題材而言，無論涉及哪一類職業行當或民生議題，其着眼點均應落在“生活”本身，創作者如能立足現實主義的根本立場，以入木三分的生活痛點、細水長流的生活意趣、如火如荼的生活姿态傳達當代社會圖景蘊涵的精神教益，而不是構建虛無缥缈的心理安慰，或許可以更好地完成“熒屏人生”與現實個體之間的深層對照，起到蕩滌精神、啟迪心靈的作用。從這一層面而言，優秀的現實題材劇可以為觀衆提供自觀之鑒、明悟之法與超脫之徑，因此，如何更好地聚焦新時代、新征程來挖掘選題，創作更多闡揚中國精神、講好中國故事、打造國劇風範的作品，仍值得業界深思。

（作者闫偉系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編輯部副主任，朱斌系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博士後）

來源： 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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