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中幸福的公式?今天解讀的這本書，叫《幸福的經濟學》，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經濟學中幸福的公式?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經濟學中幸福的公式

今天解讀的這本書，叫《幸福的經濟學》。

這本書的作者，叫理查德·伊斯特林。他是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教授，也是幸福經濟學領域的主要開創者之一，被稱為“幸福經濟學之父”。在這本書裡，他根據自己近半個世紀的研究成果，結合其他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最新的研究，對一些人們關心的、有關幸福的問題進行了解答。比如：金錢能不能提高幸福感？婚姻和孩子會怎樣影響人們的幸福感？政府行為會對個人幸福産生影響嗎？我們怎麼才能更幸福？等等。

今天的解讀分兩部分，為你呈現書中關于幸福的經濟學研究發現。

第一部分，我們從個人層面出發，看看有哪些因素，會顯著影響人們的幸福感，影響方式是怎樣的；以及我們可以怎樣提升自己的幸福感。

先來看收入吧。你覺得，收入會影響人們的幸福感嗎？

關于這個問題，在人們當中一直有兩類回答：一是，收入越多，就能買到更多自己想要的東西，當然就更幸福；還有一類回答是，幸福是我們的主觀感受，更多跟自己的心态和調節有關，跟收入沒太大關系。

那麼，根據經濟學者們的研究，這兩類觀點哪個對呢？答案是，都不全對。

經濟學者們發現，從普遍意義上來看，在同一時間點上調查不同收入的人群，會發現，收入越高的人，幸福感越強；但是，如果對同一群人，在很多年裡追蹤調查他們的收入變化和幸福感變化，會發現，随着收入增加，他們的幸福感卻并沒有明顯增加。

看到這裡，一些朋友可能會質疑，是不是因為他們的收入增加了，但是物價也上漲了，所以幸福感才沒有提升的？

這個問題确實需要厘清一下。在我們今天所有的講述中，“收入”這個詞都指的是實際收入。也就是實際購買力，這就刨除了物價上漲的影響。

那麼這就有點奇怪了。你看，在同一時點上看，收入越多的人，幸福感越強，這個很好理解。但是為什麼，追蹤同一群人的話，又發現，雖然他們收入越來越高，能買的東西越來越多，但是卻沒有變得更幸福呢？

這個問題在幸福經濟學領域被稱為“幸福—收入悖論”。經濟學者們經過更深入的研究發現，之所以會産生這樣的悖論，是因為人們會不自覺地進行“自我比較”和“社會比較”。

這是什麼意思呢？

咱們先來說“自我比較”。它的意思是，把你的現狀跟你自己的理想水平相比較。如果是收入上的自我比較，就是你擁有多少，跟你想要多少之間的比較。美國有一個社會調查組織，自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每年都會進行這方面的調查。他們發現，随着時間的推移，人們擁有的東西在變多，但是他們想要的東西也在變多，而且這兩者之間，始終會保持着比較穩定的差距。

就像愛默生說的：“欲望是一個不斷長大的巨人，擁有的外衣永遠穿不下。”這就是社會調查中顯示的情況——我們擁有的增加了，但想要的也在增加，你擁有的跟你的理想水平之間，總是有一個穩定的缺口。這就是造成我們收入增加，幸福感卻沒有增加的一個原因——“自我比較”。

說完了“自我比較”，再來說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社會比較”。人們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拿自己跟其他人進行比較。

我們來做一個書裡的思維實驗。首先想象一下，你是一個應屆生，即将要選擇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現在你面前有兩份工作，一份給你年薪10萬元，另一份年薪5萬元，你會選哪一個？

毫無疑問，大家肯定都會選擇年薪10萬元的那份。

那如果我們稍微改變一下選項呢？選項一是，你拿到一份年薪10萬元的工作，但你們年級其他畢業生大多拿到的是年薪20萬元的工作；選項二是，你拿到一份年薪5萬元的工作，但是你們年級其他畢業生大多拿到的是年薪2.5萬元的工作。你可以暫停幾秒，想一想，自己會選擇哪個選項。

作者之前在給本科生上課的時候，也問了他們同樣的問題。結果是，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學生，選擇了選項二。也就是，即使絕對金額更少了，他們也更希望自己比别人賺得多。這個例子，就非常典型地體現了社會比較的作用——人們對自己收入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份收入跟其他人的收入相比怎麼樣。

這也能解釋，為什麼對同一群人來說，随着收入的增加，他們的幸福感并沒有明顯提升。因為随着經濟總産出的增加，大多數人的收入通常會或多或少地同時變化。所以，每個人都在經曆着一種雙重影響：一方面，自己的收入增加，提升了幸福感；而另一方面，身邊其他人收入也在增加，又削減了幸福感。一加一減下來，整體就沒有太大變化。

社會比較不僅能解釋，為什麼對同一群人來說，随着收入的增加，他們的幸福感沒有明顯增加，幸福跟收入增長沒有明顯關聯；也能解釋，為什麼在同一時間點上，高收入的人會比平均收入水平的人更幸福。所以，經濟學者們認為，社會比較是理解“幸福—收入悖論”的關鍵。

在理解“幸福—收入悖論”之後，我們就可以來讨論一個關鍵問題了：增加收入是提升幸福感的良方嗎？

經濟學者們給出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如果稱得上“一劑良方”的話，就得是一種對每個人，或者至少是絕大多數人都有效的處方。但是，如果每個人的收入都增加了，平均來說，沒有人會變得更幸福。

從社會視角來看，用增加收入的方式來提升幸福感，是一種“零和博弈”。因為，雖然，對那些收入增速高于平均水平的人來說，幸福感會上升；但同時就一定會存在收入增速低于平均水平的人，他們的幸福感是下降的。全社會總體幸福的增量和減量會抵消，所以就是一種整體上的“零和博弈”。

那麼，有沒有其他的，能提升幸福感的方式，是能讓所有人都獲益的呢？

經濟學家們發現，除了金錢以外，還有兩種因素，能夠非常顯著地影響人們的幸福感，那就是，健康狀況和家庭生活。我們來挨個看看，它們是不是能讓所有人獲益的幸福良方。

先來看健康狀況。1990年，一份發表在專業學術期刊上的調查顯示，健康問題會降低人們的幸福感，而且問題越嚴重，幸福感就會下降得越多。這是在同一時間點上，對不同人群的調查結果，那麼，如果是對同一群人，在多年内持續追蹤，他們的幸福感變化會是怎麼樣的呢？

最初，對于這個問題，有個别研究的結果是，當健康出現某些問題，人們的幸福感一開始會明顯下降，但是過一段時間，适應了之後，又會回到原來的水平。但是後來，又有更多的研究顯示，随着年齡增長，健康程度下降，人們的幸福感也會随之下降。

綜合目前的研究結果，經濟學者們的結論是，無論是從同一時點、不同人群，還是從同一人群、不同時點的角度來看，健康程度跟幸福感都是正相關的，它們會朝着同一個方向變化。

這裡，可能有的朋友會疑惑了，人們在健康這件事上難道不會進行社會比較嗎？比如，一位老奶奶現在70歲了，雖然她身體有些小毛病，時不時地腰酸背疼，眼神和聽力也不太靈敏了，但是，如果她發現，跟其他同齡人相比，自己的身體還算是不錯的，那麼幸福感是不是就不太會下降了呢？

研究者們發現，并不是這樣的。因為，跟收入不同，健康程度是不太容易觀察到的。你看，在平時，我們通過一個人住的房子、開的車、穿着打扮，就能大概評估出他的收入水平，至少能掂量出這個人是不是比自己富裕。但是，每個人的健康情況是比較私密的，即使有一些慢性病，或者小疼小痛，人們也不太願意對外宣揚。如果你問一個人“最近好嗎？身體怎麼樣？”他大概率也隻是會客套地回答：“還行，都挺好的。”

所以，在健康這件事上，人們是不太容易進行社會比較的。但是，我們可以很容易地進行自我比較，也就是，把自己現在的健康狀态，跟自己的最佳或理想健康狀态相比較。比如，還是前面提到的那位70歲的老奶奶，她可能不太會經常去想，自己跟同齡人相比健康狀态怎麼樣；但是她會時不時地想起，自己年輕時做過的很多事情，現在都做不了了——不能像以前一樣走得那麼快、那麼遠了，不能暢快地打球、爬山，視力和聽力也下降了。而随着她的健康狀況跟理想水平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她的幸福感也會随之下降。

所以，總的來說，人們自己的健康狀況變化，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幸福感；而且這件事跟其他人的健康狀況沒有關系。所以，改善健康，是一件有确定性收獲的事情。如果每個人都更加注意飲食，增加鍛煉，定期體檢，那麼每個人都會變得更健康、更幸福，社會的整體幸福程度也會提升。跟增加收入的“零和博弈”不同，改善健康會形成雙赢的局面，所以，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劑提升幸福感的良方。

說完了健康程度，我們再來說說家庭生活。在家庭生活會怎樣影響幸福感這個問題上，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之間存在一點分歧。

心理學家追蹤了一群德國年輕人從婚前兩年到婚後兩年的幸福感變化情況。他們把結婚前兩年的幸福水平作為基線，然後發現，受訪者的幸福感在婚前一年會顯著上升，然後在結婚的當年再一次顯著上升，不過，在結婚兩年後，幸福感已經回落到了結婚前兩年的基線水平。心理學家們得出的結論是：“一般來說，人們适應婚姻的速度很快，而且非常徹底。”所以，婚姻并不會提升人們的幸福感。

以本書作者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們也進行了類似的研究，但是結論跟心理學家們有一些不同。首先，婚前一年，他們也發現，人們的幸福感會上升，但原因并不是心理學家所說的，對婚姻的期待，而是因為開始了共同生活。接着，結婚當年，幸福感會再次上升，在這一點上跟心理學家的發現是一緻的。接下來，婚後兩年，人們的幸福感的确有所回落，但還是明顯高于婚前兩年的基線水平，跟婚前一年、開始共同生活時的幸福水平差不多。也就是說，建立婚姻關系這個動作，隻能在短期影響幸福感；從長久來看，是擁有一個共同生活的伴侶，在實質上提升了人們的幸福感。這個結論也是符合情理的，畢竟，人類是社會性動物，而伴侶可以為我們提供情感支持和陪伴，這對于提升幸福感來說很關鍵。

除了伴侶以外，孩子也是家庭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那麼，孩子會怎樣影響人們的幸福感呢？作者的研究團隊拿到了瑞典人口統計學家收集的詳細數據，追蹤了幾個不同年份出生的群體，從成年後直到40歲的幸福感變化。他們發現，對于女性來說，在孩子出生前的一年，還有孩子出生之後的兩年裡，她們的幸福感是增加的。但是在孩子兩歲之後，她們的幸福感開始下降。男性的幸福感變化趨勢，與女性類似，但變化的幅度很小。

從當時對這些人的問卷調查中，研究團隊發現了這種變化趨勢背後的原因。最初，在孩子即将到來或者剛剛降生的時候，人們對家庭生活的滿意度會提高。但是，随着孩子的長大，撫養孩子的經濟壓力也越來越大，人們在工作和照料孩子之間要做更多的平衡，還需要解決跟孩子之間的種種新問題，這些都會降低對家庭生活的滿意度，從而降低幸福感。

總體來看，不管是從伴侶角度，還是孩子的角度看，家庭生活都會非常顯著地影響人們的幸福感。而且，人們對家庭生活的感受，同樣是更多來自自我比較，而不是社會比較，因為我們對于其他人的“家務事”，了解也是相對有限的。

到這裡，我們總結一下，經濟學家們關于個人幸福的研究發現。

有三種因素，會很顯著地影響人們的幸福感，分别是：收入水平、健康狀況和家庭生活。其中，人們對收入水平的感覺，會更多地取決于社會比較，也就是自己的收入是不是比周圍人高、是不是比周圍人增長快。所以，如果大家的收入都在增長，那麼個體和整體的幸福水平，都不會明顯提升。不過，還是有一種辦法，能讓我們從這種“零和博弈”當中解脫出來，那就是，更多地關注自己取得的進步，而不是沉迷于社會比較。雖然，這是一件反本能的事情，但我們還是應該多多提醒自己，記住這一點。

跟收入水平不同，人們對健康狀況和家庭生活的感受，都更多地取決于自我比較而不是社會比較。所以，改善健康狀況和家庭生活，是對于所有人都适用的、通往幸福的道路。如果每個人都這樣做，社會的整體幸福程度也會提升。這是一種雙赢的局面。

不過，在現實中，人們經常為了賺錢，忽視了家庭生活和健康。比如，曾經有一項社會調查，詢問人們一個問題：現在有一項工作，薪水比你現在的高15%，但需要更多工作時間，也需要你經常離開家人，你會接受嗎？結果顯示，隻有三分之一的人選擇“不太可能”，沒有人選擇“絕對不可能”。也就是，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大概率會接受。

幸福經濟學認為，人們之所以會經常把賺錢看得比健康和家庭生活更重要，是因為，他們誤認為，有了很多錢就能幸福。但事實上，那些最能提升人們幸福感的事情，往往并不需要花多少錢。比如，一項在全美國開展的調查，詢問人們，有哪些活動是最讓他們感到愉悅的，得分最高的活動包括運動、讀書、和家人們聊天、和孩子們玩耍，等等，這些都是不需要花什麼錢的。但是，它們确實需要時間。

而關于個人幸福的經濟學研究，想告訴我們的一個重要道理就是：金錢帶來的幸福感提升是虛幻的，而犧牲家庭生活和身體健康造成的幸福缺失，卻是真實存在的。除了拼命賺錢以外，我們還有另外的、可以提升幸福的途徑，那就是花更多的時間在愛護自己和呵護家人上。而且，這是一種更确定的，收效更快、更持久的幸福之道。

第二部分，講完了個人層面的幸福研究，我們再來看看，國家層面的幸福研究。

經濟學者們認為，近三個世紀以來，人類的生活水平實現了三次巨大的飛躍。第一次飛躍，發生在18世紀末，起因是工業革命；第二次飛躍，發生在19世紀末，起因是人口革命；而現在，我們正在經曆第三次飛躍，起因是20世紀開始的幸福革命。

工業革命，這我們都熟悉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讓我們從手工勞動時代進入了大機器生産時代，第三次工業革命又帶我們進入了信息時代。從1750年到2000年，世界人均GDP上漲了超過35倍。人們的生活質量也有了極大的改善。著名經濟學家多蘿西·布雷迪曾說，如今大多普通人的生活質量，比兩個半世紀前的富豪、貴族還要優越。

如果說，工業革命是從物質角度提升了我們的生活水平，那麼19世紀末開始的人口革命，就是從健康角度提升了我們的生活水平。根據作者收集的數據，1840年，人類的預期壽命還是40歲左右，而在今天，在預期壽命排名最高的國家，人類的預期壽命已經超過了80歲，是之前的兩倍多，即使是在排名最低的國家，預期壽命也有50多歲，高于1840年預期壽命最長的國家。另外，嬰幼兒的死亡率也經曆了大幅下降。在1840年的時候，隻有不到一半的嬰兒能活到成年，而現在，在發達國家，這個數字上升到了98%。嬰兒存活率的提高，也随之帶來了生育率的下降。19世紀末，每名婦女的平均生育數量是5個孩子以上，而到了2000年，已經下降到了2個孩子以下。

這些變化，被統稱為“人口革命”。推動這場革命發生的，是醫療水平的進步。包括傳染病防控的進步，各種病菌疫苗的研發，以及抗生素的發明。

如果說，工業革命和人口革命，改造的是人們生活的客觀環境，讓人們生活得更富足，更健康。那麼，接下來的，開始于20世紀、持續至今的幸福革命，關注的則是人們的主觀感受，也就是人們對自己現在的生活有多滿意，幸福感有多強。而經濟學的作用，貫穿了幸福革命的始終。

在20世紀以前，公衆在面對失業、貧困和健康狀況惡化這些問題的時候，通常認為這是個人因素導緻的，比如懶惰、浪費、酗酒、賭博，等等。而當時盛行的經濟思想，自由放任主義，也支持了這種觀念。自由放任主義認為，政府不應該去幹預市場，不應該幹預個體的經濟行為，幹預隻會讓他們産生依賴性。

但是後來，到了20世紀30年代，很多西方國家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大蕭條，很多人陷入赤貧。自由放任主義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在一些經濟學家的建議下，西方國家政府開始制定财政政策，通過減稅、擴大财政支出等方式，抵禦經濟衰退。

與此同時，社會政策開始正式成形，産生了一系列我們現在稱為“社會安全網”的項目，比如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社會保障、社會援助、養老金、産假和陪産假，等等。研究表明，這些“社會安全網”項目，對于那些生活條件較差的人來說尤其重要，能顯著提升他們的幸福感。

目前，世界公認的，“社會安全網”鋪設得最全面、最深入的，是一些北歐國家，比如挪威、瑞典、丹麥和芬蘭。這些國家的安全網支出占國内生産總值的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也因此被稱為是“福利國家”。根據經濟學者們收集到的實證數據，在同一時間點上，跟其他國家相比，這些福利國家的幸福指數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另外，在一些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轉型的國家中，随着政府終止了很多社會安全網項目，國民幸福感急劇下降。所以，總體來看，“社會安全網”的設置，能提升國民整體的幸福感。而各個國家對于社會安全網的重視，以及相關政策的出台，就是我們所說的“幸福革命”的一項重要内容。

除此之外，從政策效果衡量的角度，各國也開始更注重民衆的福祉。我們知道，從20世紀中期以來，人均國内生産總值，也就是人均GDP，一直是衡量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标。但是近些年，對于GDP的批評也越來越多，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GDP不能衡量人們對生活的真實感受，不能體現人們的幸福感。如果一國政府隻看GDP來制定政策，很多時候會嚴重損傷民衆福祉。

比如，書裡舉了一個美國的例子。2018年12月，美國政府裡的部分部門連續停擺35天，導緻80萬聯邦政府雇員和聯邦合同工下崗。但當時，美國商務部長的回應是：雖然我為那些生活困難的人感到難過，但即使這些工人就此下崗，再也沒有收入，也隻是我們國内生産總值裡很小的一部分，并不是一個巨大的數字。

作者認為，這個例子，鮮明地體現了，如果把經濟産出放在第一位，會在很多時候損失人道主義。另外，一些為了促進經濟增長的調整舉措，可能同時會加劇人們在工作、收入、醫保和家庭環境等方面的壓力。這個時候，如果隻盯着經濟産出，很可能就會忽略人民福祉，這不利于一國的長遠發展。

好在，近些年，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并且，也開始提出各種各樣的幸福感測量方法，來彌補GDP單一視角的不足。比如，一種使用比較多的方法，叫“儀表盤”方法。我們知道，汽車的儀表盤上面有很多指标，每一項指标都報告了汽車某一方面的性能。同樣，來自不同地區的研究人員，會從經濟、社會和其他方面挑選出一些他們認為能代表民衆福祉的指标，這些指标就構成了一個“幸福儀表盤”。很多幸福儀表盤還包括一個綜合指标，它會把儀表盤各項指标算一個加權平均值，給出整體得分。

聯合國1990年提出的人類發展指數，是儀表盤方法的先驅，裡面包含的主要指标是人均國内生産總值、出生時預期壽命，還有平均受教育年限。自從人類發展指數出現以來，人們提出了越來越多的儀表盤指數，比如“美好生活指數”“真實進步指數”“國民幸福指數”，等等，裡面包含的指标從幾個到幾十個不等。已經有一些國家開始應用這些幸福儀表盤來衡量發展。比如，不丹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宣布，政府的目标不是把GDP最大化，而是把國民幸福指數最大化。還有很多國家，都開始逐年公布本國幸福指數、發展指數的變化。總之，人們的感受正在逐漸走到聚光燈下，成為政策制定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這同樣，也是幸福革命的一項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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