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明一點:
“春秋五霸是七個人”是純玩梗。
圖為“五霸”的12個人選,實際超過7人。
從春秋五霸的不同人選來看,“五霸”的名單實際取決于不同觀念下對于“霸”的标準。
正因如此,把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宋襄公、秦穆公、吳王阖闾(或夫差)、越王勾踐并作“七霸”自然也就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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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期“五霸”的名單有觀點稱:
“春秋五霸為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之說最早源自《春秋》”。
不過,就筆者閱讀《春秋左傳注》的印象來看,似乎并無類似的内容——我也咨詢了一些朋友,得到的反饋是《春秋》似乎是無載,此說源自于漢代對《春秋》的批注。
當然,假如有朋友對這一方面有研究,歡迎進行補充或更正。
有關“霸(伯)”之說曾頻繁出現在戰國時期,無論是活動在春秋戰國交界期的墨子(《所染》),還是活動在戰國末期的韓非子(《初見秦》),都有所提及,可謂貫穿戰國始終。
至于“五霸”之名單,戰國文獻主要出現有兩條:
第一條出自《墨子·所染》:
齊桓染于管仲、鮑叔,晉文染于舅犯、高偃,楚莊染于孫叔、沈尹,吳阖闾染于伍員、文義,越勾踐染于範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于後世。
第二條出自《荀子·王霸》:
故齊桓、晉文、楚莊、 吳阖闾、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無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
以上兩條的人選均為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阖闾、越王勾踐。
具體的成就也都差不多。其中:
《墨子》說的是“故霸諸侯”——估計會看這個題材的朋友應該都知道古漢語表述模糊寬泛的特點,這句可以表示“所以成為了諸侯中的‘伯長’”,也可以表示“所以在諸侯中得到了‘伯長’的待遇”。
《荀子》說的是“威動天下,強殆中國”。
對比兩條來看,我們會發現:
戰國時期對“五霸”的标準似乎更為君主在所在時期的實際政治威望,至于是否真正取得“霸主(伯長)”之未無所謂——由此也解釋了為什麼從未舉行過會盟的吳王阖闾和“号稱霸王(主)”的越王勾踐會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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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以降“五霸”的名單至漢代以降,“五霸”之名單中的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鮮有争議,主要區别在于宋襄公、秦穆公對吳王阖闾、越王勾踐的替換。
順嘴提一句:
吳王夫差之說不作重點讨論——估計是因為“霸主”這個東西阖闾可以是但真不是,夫差雖然不太合适但确實是,所以出現了這一說法。
宋襄公的入選比較好理解。在齊桓公逝世後,齊廷陷入内亂,而晉、楚又尚未進入中原,在這一時間節點上宋襄公确為當時列國中最具政治威望的諸侯——盡管這隻是特殊外交環境下的特殊産物,且由此獲得的“霸主”之名較之其他霸主而言也虛妄不少。
秦穆公的入選稍微複雜一點,可能有兩種因素:
一種可能是來自于秦統一的拔高或孔子對其的褒贊;
另一種可能是秦國在秦穆公一朝時“遂霸西戎”并獲得了周室的賞賜。
如果考慮到第二種可能的話,秦穆公較之吳王阖闾、越王勾踐而言而言在“名”上好歹實在一些。
就為何出現這種替換,個人的猜測是:
在戰國時期,随着“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到“士無定主”的社會風氣進一步惡化,士人着重關注于古代(春秋)君主之“實”而非“名”——而到了漢代,随着新禮制的逐漸建立,士人開始轉向着重關注于古代君主之“名”,當然這并不等于漢代士人就不看重“實”。
當然,以上隻是筆者的個人猜測,也歡迎大家提出其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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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春秋五霸也有其他說法,具體不予全部羅列。
不過,無論是哪一種,我們都能看出入選的标準是各不一樣的,所以也就不可能形成合并為“春秋七霸”、“春秋八霸”、“春秋十二霸”一類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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