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1939年生于上海，196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曆史學系，師從鄧廣銘先生。王曾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著有《嶽飛新傳——盡忠報國》《宋高宗傳——荒淫無道》《嶽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王曾瑜說遼宋夏金》《宋朝階級結構》《宋朝軍制初探》《遼金軍制》等。

受制于當時的曆史條件，嶽飛之孫嶽珂隻能曲筆寫作《鄂國金佗稡編、續編》，為後世戲曲小說塑造嶽飛的“愚忠”形象開了先河。但人們不能苛求嶽飛超越所處時代和環境的局限，他的才能、品格和風骨堪稱中國古代武将的典範，其愛國主義思想的精髓是祖國至上。

嶽飛“愚忠”形象是如何形成的

文彙報：對很多讀者來說，很難将經您修訂剛剛出版的《鄂國金佗稡編續編校注》（下簡稱“《校注》”）與嶽飛聯系起來，請問“鄂國金佗”四個字與嶽家有何關聯？

王曾瑜：《鄂國金佗稡編》28卷和《鄂國金佗續編》30卷，是現存最重要、最詳盡的記錄嶽飛事迹的史籍，是嶽飛的孫子嶽珂所編。

“鄂國”一詞源于嶽飛在宋寕宗時被追封為鄂王，這是古代的封号，并沒有特别的意思。但比較湊巧的是，嶽飛當年的屯兵之地就是現在的武漢，就是在“鄂”，這挺有意思。“金佗”是嘉興府城内的坊名，嶽珂曾在金佗坊中居住。“鄂國金佗”實際上就是“鄂王”的意思，取“先王佩佗绶于鄂”之意。宋末董嗣杲詩說：“何處有花春掠眼，金佗坊裡嶽家園。”

有一點要指出的是，我發現有些研究曆史的學者、學生經常會把這兩部書的書名寫錯，這是很不應該的。特别是把“佗”誤作“陀”，把“稡”寫作“粹”。“稡”或與“萃”字相通，是幾部分合編，即萃聚的意思，這與“純粹”的“粹”完全是兩個意思。

文彙報：在各朝各代的史書中，嶽飛的形象發生了怎樣的轉變？

王曾瑜：現在我們都知道，嶽飛是南宋著名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為當時祖國的進步和統一奮鬥不息，最後卻慘遭宋高宗、秦桧等人的屠害。

但在嶽飛死後的20年間，他被當時的朝廷塑造成了一個大逆不道、十惡不赦的人。宋高宗和秦桧大興“文字獄”，大量有關嶽飛的文字資料佚失或被銷毀。在三令五申禁絕私史的同時，秦桧的養子秦熺主編了《高宗日曆》，恣意篡改官史。當時一個“日曆之官”說：“自（紹興）八年冬，桧既監修國史，嶽飛每有捷奏，桧辄欲沒其實，至形于色。其間如闊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狀者，殆不可一、二數。”你想，嶽飛生前居高位、握重兵之時，秦桧已如此放肆，那麼秦熺在日曆中如何诋毀嶽飛、磨滅嶽家軍的戰績，更可想見。

《高宗日曆》等宋朝官史今已失傳，現存記述這個時代的最重要的史籍，是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和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這兩部書号稱良史，但關于嶽飛的記述卻是殘缺不全、錯訛百出，甚至還轉抄了宋高宗和秦桧之流的不少污蔑之詞。

我可以舉幾個例子。比如紹興七年（1137）嶽飛突然提出辭呈，與宋廷發生沖突，其中原委秦熺的日曆諱莫如深，并作了精心的篡改。徐夢莘和李心傳也沿訛襲謬。但在《鄂國金佗稡編》中，我們看到有确鑿的證據，說明宋高宗君臣對嶽飛并統淮西等軍的出爾反爾，使嶽飛憤而辭職。再比如，在宋朝官史中，沒有嶽家軍紹興十年（1140）大舉北伐并取得郾城和颍昌兩次大捷的記錄。故宋孝宗定所謂“中興以來十三處戰功”，多是些不足道的小勝。而《鄂國金佗稡編》公布了當時的一份獎谕诏，說在“十五年”中，“我師臨陣，何啻百戰。曾未聞遠以孤軍，當茲巨孽”，“如今日之用命者也”。這是在嶽飛生前，宋廷對郾城之戰作出的絕高評價。還比如，紹興十一年（1141）嶽飛援淮西，《三朝北盟會編》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都承襲了秦桧之流的毀謗，說嶽飛有意逗留，拒不赴援。嶽珂依據宋高宗的親筆禦劄，推翻了對祖父的污蔑不實之詞。如此等類，不勝枚舉。

文彙報：後來嶽飛形象又是如何得到扭轉的？

王曾瑜：這主要是在嶽飛的冤案被宋孝宗平反之後。說到平反也很讓人唏噓，嶽飛死後近40年，宋孝宗決定給他定谥号，但“雖所習聞，而國史秘内，無所攷質”，可見嶽飛事迹被湮沒到何等地步。為了定谥，官員們不得不采取訪問故将遺卒的辦法，但對嶽飛事迹的記述依然颠三倒四，挂一漏十。

平反以後，嶽飛的三子嶽霖承擔了重新整理父親曆史的工作。他搜羅到一部分殘存的史料，其中包括80多件在左藏南庫“架閣”的宋高宗親筆禦劄。他還“攷于聞見，訪于遺卒”，并請國子博士顧杞整理出一個嶽飛傳記的草稿。63歲臨終之時，他将這份草稿和其他史料托付給了次子嶽珂。嶽珂當時20歲都不到，他花了很大的力氣，在父親的基礎上又收集了很多材料，在宋寕宗嘉定十一年（1218）編成了《鄂國金佗稡編》。到宋理宗紹定元年（1228），嶽珂又将有關祖父的其他文件和記載彚編為《鄂國金佗續編》。在宋高宗、秦桧之流恣意玷污青史之餘，嶽霖父子窮搜冥索，得到了不少原始文件和其他記載，據以恢複了部分曆史真相。

文彙報：考慮到《鄂國金佗稡編、續編》是嶽家後人編寫的，而且寫作時仍是宋朝，您認為這兩本書中對嶽飛的記錄是否真實可信呢？

王曾瑜：總的來看，這兩部書無疑是成功之作，但也存在重大缺陷。

首先，嶽珂本着強烈的孝子慈孫之心，對祖父的事迹不免有虛美的成分，其史筆也有不少錯訛和疏漏。

第二，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嶽珂隻能曲筆寫作，卻為後世戲曲小說塑造嶽飛的“愚忠”形象開了先河。這主要表現在隐去了宋高宗與嶽飛的矛盾，回避了宋高宗殺害嶽飛的罪責。當然，這點我們也可以理解——嶽飛既然是在趙宋政權之下恢複名譽的，嶽珂就隻能表白祖父“獨以孤忠，結知明主”，“以章先帝委寄待遇之隆”。事實上，嶽飛與皇帝的矛盾，在紹興七年（1137）前即已存在，但總的說來，他還是宋高宗最器重、最着力提拔的武将。自紹興七年宋高宗收回令嶽飛并統淮西等軍的成命，嶽飛憤而辭職之後，兩人的裂痕愈來愈深，直至最後宋高宗決心違背宋太祖不殺大臣的誓約，動用屠刀，也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嶽珂不願也無法正視這個客觀的史實，隻能煞費苦心鋪叙了許多曲筆，大談宋高宗如何恩遇嶽飛，把嶽飛蒙難全怪罪到秦桧頭上。

“嶽母刺字”系訛傳

文彙報：我們很多人提到嶽飛，都會聯想到“精忠報國”四個字，也就是“嶽母刺字”的故事，請問曆史上确有其事嗎？

王曾瑜：“嶽母刺字”是在民間流傳已久且極富教育意義的故事。單純從感情上講，我又何嘗願意否認這個至今仍激勵着中國人愛國精神的故事呢？

但無奈的是，在嶽珂所著的《鄂王行實編年》中根本沒有記述此事。而且，從情理上推斷，嶽母作為一個普通農婦，一般隻怕不認字。還有一點，當時的刺字是一項專門的手藝，并非任何人都有随便給人刺字的能力。

文彙報：那麼，嶽飛背上刺字一說從何而來呢？

王曾瑜：根據我查找的資料，刺字一說最早見于《宋史》卷380《何鑄傳》，乃是在審問嶽飛之際：“飛袒而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值得一提的是，這裡寫的是“盡忠報國”四字，今人把刺的字說成是“精忠報國”的是外行。

背刺“盡忠報國”的記載還被編入《全元戲曲》卷11的《嶽飛破虜東窗記》18出。劇中描寫嶽飛被周三畏審問時回答：“嶽飛若有此事，豈肯自幼‘盡忠報國’四字刺入膚裡？”但這段話到底是元人戲曲原有的詞句，還是明人修改者，難以判斷。

此後，可能是在明朝成化時，姚茂良所撰《精忠記》傳奇的第16出描寫同樣劇情，嶽飛回答說：“大人在上，嶽飛從幼便以‘盡忠報國’四字銘刻于身上，請大人細驗。”

還有，明嘉靖刊本的《大宋中興演義》小說卷1隻是說嶽飛在“乃令人於脊背上刺‘盡忠報國’四大字，以示不從邪之意”。小說卷7說：“嶽飛取供狀罷，複将衣裳裂開，轉過脊背，與周三畏看，有舊刺下‘盡忠報國’四大黑字，深入皮膚”。

明末馮夢龍撰《精忠旗》傳奇，其第二折“嶽侯涅背”則編撰了嶽飛請張憲刺背的故事。

以上數例，反映了在元明時代大緻還沒有“嶽母刺字”的故事流傳。

文彙報：據您考證，“嶽母刺字”的故事大約是什麼時候開始流行起來的？

王曾瑜：“嶽母刺字”的傳說大緻流傳了約400年。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如是觀傳奇》的抄本，被杜穎陶先生編入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版的《嶽飛故事戲曲說唱集》中，此傳奇中第9出就出現了“嶽母刺字”的情節。有嶽母說唱道：“起來！我将‘精忠報國’刺入你皮膚了！你當日夜牢記，念君奮力把胡酋退，念親及早把捷書寄。”此處已将“盡忠報國”訛為“精忠報國”。

清初錢彩的《說嶽全傳》在第22回“刺精忠嶽母訓子”中，編寫了“嶽母刺字”的故事——嶽飛“就将衣服脫下半邊。安人取筆，先在嶽飛背上正脊之中寫了‘精忠報國’四字，然後将繡花針拿在手中，在他背上一刺，隻見嶽飛的肉一聳，安人道：‘我兒痛麼？’嶽飛道：‘母親刺也不曾刺，怎麼問孩兒痛不痛？’安人流淚道：‘我兒！你恐怕做娘的手軟，故說不痛。’就咬着牙根而刺。刺完，将醋墨塗上了，便永遠不退色的了。”小說在第60回“勘冤獄周三畏挂冠”中反而删除了嶽飛在被審訊時，袒示背部四字的真事。

從此之後，“嶽母刺字”的故事遂成定型，而嶽飛背刺四字也訛為“精忠報國”。并且長久以來，以訛傳訛，近乎弄假成真。

文彙報：聽說您從小就喜歡嶽飛，請問您是什麼時候發現史實中的嶽飛與故事中的嶽飛不一樣的？

王曾瑜：小時候我和很多人一樣也是通過小說書認識嶽飛的。其實現在很多人對嶽飛的了解還是源于《說嶽全傳》這本書。但問題是，這本書中幾乎很少有同曆史事實一緻的地方。比如說嶽飛是武狀元，但他其實沒當過；再如叫嶽飛“嶽元帥”，當時也不是這個稱謂，應該稱之為“嶽相公”。還有很多類似的訛誤。

讀中學的時候，我讀了後來是我的大學老師鄧廣銘先生在1950年代寫的《嶽飛傳》，才發現原來曆史上的嶽飛跟小說裡的不一樣。

再後來，讀大學，主要還是工作後，看《鄂國金佗稡編》，發現差别更大。

文彙報：您也寫過一些以嶽飛為主角的小說，請問您是基本依據史實來寫的嗎？

王曾瑜：我在1983年寫作的《嶽飛新傳》（後更名為《盡忠報國——嶽飛新傳》等），是一部完全依據曆史寫就的嶽飛傳記，這可以說忠于史實，普通讀者也可以讀。

2001年，我開始發表系列小說，2014年合編為《滿江紅》。這是一套7冊的小說，大緻輪廓也是依據曆史記載。小說中的人物絕大部分在曆史上真有其人，書中的形象也大體符合他們的曆史形象。但細節上有虛構的成分，比如我給嶽飛的前妻劉氏和親姐取了名，給張憲之妻取了姓名，把嶽飛的外孫女婿改成外孫等。

文彙報：嶽飛已經故去了近千年，今天為什麼我們還要了解嶽飛、學習嶽飛精神？

王曾瑜：2018年農曆2月15日，是嶽飛誕辰915周年。嶽飛飲恨而終，大概不會想到自己身後會成為家喻戶曉的曆史偉人，成為受到世世代代中國人敬仰的民族英雄，成為激勵和教育中國人的愛國主義典範。

我想，嶽飛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就是愛祖國、有正氣，這也是今天我們祖國進步和發展所亟需的。

中國古代的愛國主義，可以說是以儒家的節義觀為基本内涵，忠君思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用我們今天的标準衡量，祖國、皇朝和君主三者，當然是不同的概念；而在古代，這三種概念卻很難作出嚴格的區分。正因為嶽飛所處的時代和環境的局限性，人們不能苛求嶽飛具有反對專制政治的超前意識。嶽飛的才能、品格和風骨盡管堪稱是中國古代武将的典範，卻反而不容于世，成為專制腐敗政治的典型犧牲品。我認為，祖國至上是嶽飛愛國主義思想的精髓，他堅定的抗金信念正是源于愛國主義精神。

有人認為，嶽飛是處在中華曆史上民族紛争和戰争的時代，今天強調的是國内各民族的團結，宣傳嶽飛會影響民族間的團結，此說當然是錯誤的。鄧廣銘先生對此早有專文論述，他說嶽飛投身抗金戰争，“對于保衛高度發展的封建的生産方式，封建的精神文明和文化，都是做出了傑出貢獻的。這種種，固然符合了廣大漢族人民的利益，而對于女真族人民（更不用說其他族的人民了）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來說，也是不會發生任何損害作用的。這就等于說，他對整個中華民族的進步和發展，确實提供了大量的積極因素，把他稱做中華民族的英雄，他的的确确是當之無愧的”。

30年編成“永久性的著作”

文彙報：很多業内人士認為，您的這本《校注》堪稱是古籍整理的典範之作。我數了一下，您所用的征引書目包括史籍類89種、筆記類43種、文集類104種、近人著作類6種，且幾乎每種都選擇了兩三個版本。請問對于文獻的選擇，您有哪些要求？

王曾瑜：《校注》是一本老書了。1989年的時候，我寫作了第一版，1999年的時候修訂了第二版，都是鉛印，今年出的是第三版，改用以電腦重新排版。這一版中我作了約180多處重要的補充和修訂，補了約3萬字的史料。

對于史料的選擇，按照使用史料原始性的原則，我盡量使用宋朝的記錄，之後曆朝曆代的文獻就可不用則不用了。當然，明清時的載籍也有照抄宋代記錄，如果在今存宋籍中已找不到的，就必須使用。

文彙報：為什麼您在年近八旬的高齡，還要修訂這部書，并把它看作個人最重要的著作？

王曾瑜：這部書出來以後，明史大家王毓铨先生曾将其稱之為“永久性的著作”。我個人目前對這次修訂也較滿意。在我的著作中，這本《校注》可以說花的心血、氣力最大。類似“嶽飛傳”我相信後人會再寫，但是這本書的史料，我相信是相當全的，是不可能被取代的，或者說要查嶽飛的史料是不可能跳過我這本書而另起爐竈的。

對比30年前的1989年，現在查找文獻要方便很多。那時候我必須到北京圖書館去借書讀，天天騎車去看，結果騎到那裡都沒力氣看書了，後來改乘公交好一點。這次修訂第三版的時候，在電腦上搜索史料就可以了，确實要方便許多，但也必須找原書的好版本查核才能使用。

當時編第一版的時候，校樣至少要看3遍，剛出來的時候自己也比較滿意，但後來發現還是有不少錯漏之處。我是一邊看一邊改在書上，書都翻爛了，上面的批改很多。不過，我想以後再要這樣大補，是不大可能的了。■

作者：文彙報記者 單穎文

編輯：範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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