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的主題思想

1、春秋戰國時代諸侯争霸，招賢納士、禮賢下士成為這個時代的突出現象。

在《戰國策》裡，這種現象側重表現為尚“士”。“士”雖然包含人格，但指主要靠智慧、學識、才能謀生的知識分子，所謂“學以居位曰士”（班固）。

《戰國策》集中叙寫的戰國時代“士”的活動，塑造了“士”的形象，甚至有“一言之辯，重于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于百萬雄師”的評價。

首先是“士”的地位問題。“士”屬于臣民的一部分，最早的“士”可能指的是“農夫”，商周時期則是歸于低層次的貴族階級，在君王面前屬于被統治者，地位顯然在君王之下。

在戰國時期，即使統治者也認識到君王高高在上的地位最終是由臣民的擁戴和效力決定的。比如戰國末期代趙孝成王執政的趙威後明确提出“民本君末”的命題“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既然“民為本君為末”，那麼“士”作為“民”中的精英階層，輔佐君王治理國家進而稱霸天下，地位之高自然不必多說。齊國顔斶就提出“士貴耳，王者不貴”。

進說辭就是策士的遊說手段，是進行遊說的基礎，士們憑借精巧的論辯技術，多變的遊說策略，奔走遊說各國諸侯。

2、戰國時代思想和文化高度融合，多元思想有了培育的土壤，諸多哲學門派著書立說傳道授業

《戰國策·劉向書錄》将周代思想史分為三個階段。戰國時代思想和文化高度融合，多元思想有了培育的土壤，諸多哲學門派著書立說傳道授業，使得策士們大多有着自覺認識世界的意識，這種哲學意識散落在《戰國策》的寓言中，通俗易懂，簡明暢達。

第一階段是西周，這是一個道德禮義占主導地位的時代。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叙人倫，正夫婦……仁義之道，滿乎天下。”“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

第二個階段是東周的春秋時代，這是道德禮義走向解體的過渡階段。

西周的道德禮義“餘業遺烈，流而未滅”。“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産，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并立于中國，猶以義相支持……天子之命，猶有所行……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

第三個階段是戰國時代，這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

這個時期，周天子名存實亡，國與國之間以勢力相争，以智謀相奪。那些活躍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以自己的才智縱橫捭阖，迎合不同的國君，換取功名利祿，朝秦暮楚已司空見慣。“由此給思想界帶來的結果是：“道德大廢，上下失序。”“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戰國策》反映的就是這個階段“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的奇事異聞。

因此，《戰國策》是一部反映戰國亂世策士為諸侯國君兼并他國效力服務的“亂世之書”。

3、戰國時期，雖然禮崩樂壞，周代原有的道德禮義不能得到有效貫徹，但并不是說這個時期就沒有道德，或不崇尚道德。

在《戰國策》中，可以看到不同階層的人都在宣揚和守護傳統道德，不過這種道德在現實中常常遭到挑戰，“不得施謀”，隻能借助某個特定的場合或機會才能提出或施展。

比如精通音律的魏文侯有一次在飲酒時聽出鐘聲有瑕疵，謀士田子方就批評“今君審于音，臣恐其聾于官也”。

家庭中的倫理關系是傳統中國一切倫理關系的起點，《戰國策》很注意突出友悌之道，兄弟之倫。

如《韓二·韓傀相韓》，韓國大夫嚴遂禮賢俠客聶政，而聶政初始為“臣有老母，家貧，不敢當仲子之賜”謝絕，這是宣揚了孝；聶政在母親死後，覺得“乃市井之人，而嚴仲子乃諸侯卿相也，……，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将為知已者用”，決心報答嚴仲子的恩情刺殺韓傀，這是宣揚了聶政之義。行刺過程中刺殺韓國國相，誤傷韓國國君韓烈侯。這樣的大罪即使是出嫁了的姐姐也必然遭受牽連，在自度無法脫身的情況下，“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毀壞自己的身體以免被認出牽連家人，這不僅是宣揚了俠義精神，也暗含了孝悌之道。而聶嫈聽說弟弟死後，不顧自身安危，毅然決然地前去韓國辨認聶政的屍首，是為了顯揚弟弟的名聲，“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進一步襯托了這種精神。

4、民本思想是《戰國策》中非常可貴的部分，在戰争頻發，百姓朝不保夕的年代，若是能稍加維護平民的利益，統治階級便會尤為受歡迎。

如《宋衛·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所言“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于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将何以用之”。如果為政者有法不依、有令不行，即使是在小事上，也會喪失信用，帶壞社會風氣。

隻有為政的遵守法治、賞罰有信，這個國家的社會風氣才會凸顯秩序和正義，百姓才能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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