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環境影響兩宋繪畫藝術傳播受衆的審美品位，同時，兩宋生活方式的改變提升了藝術受衆的“期待視野”。

從經濟角度而言，商業的發展孕育了宋代藝術傳播受衆審美“雅俗”觀念。

其一，基于宋代政治地理結構的變化與海外貿易的增長，體現在政治上的朝貢關系新變化和經濟貿易的人員流動，尤其是與東南亞、南亞諸國的通商，北宋還出現了專門記錄海外情況的書籍，如《諸蕃志》《嶺外代答》《海外諸善地理圖》等。諸多異域民衆、物産不斷彙聚而來，開拓了宋人視野。

其二，北宋城市的規劃與商業的發展，促進了娛樂業和服務業，以緻享受型的消費物品流行于世。這種生活方式不僅僅之存在于民間，更重要的是文人士大夫也體現出明顯的享樂主義情調。

從社會政治角度而言，北宋崇文抑武的政策和寬松的文化環境允許“俗”文化因子的繁衍。兩宋藝術受衆伴随着社會階層的流動，如門閥士族的沒落、庶族地主的興起，使上下階級受衆之間流動性增強，這些有利于文化思想、審美觀念從貴族到平民的雙向傳播，因此藝術受衆審美旨趣更加多元。

由此，自北宋之始，寬松的文化環境以及經濟交流促進了文化藝術的傳播。商業流通帶動了市民文化的繁榮，同時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邊界逐漸模糊，打破了貴族文化的壟斷局面，同時沖擊了中國傳統禮教的固有框架。從藝術傳播角度而言，受衆的能動性以及受衆是信息需求的活躍主體。兩宋社會的發展、經濟的繁榮以及人口密集度的增強，民衆對文藝活動的需求增加，各類文藝活動較之前朝豐富多彩，如藝人社團、瓦解勾欄及雅集聚會的出現。而宋代繪的通俗化，離不開受衆生活态度和審美旨趣的世俗化。

可以說，沒有街巷市井的民衆、沒有商人為主體受衆的湧現，就沒有表現兩宋風土人情的以及具有商業意味的宋畫。或者可以說，兩宋時期疆域内外的民衆間交流比較頻繁，開闊了民衆視野，使得民衆生活方式和需求也發生的改變，逐漸使宋人的審美觀念得以豐富，同時他們藝術接受能力也得以提升。

清代“四王”之一王原祁所說：“南宋北宋，各分眷屬＇英國傳播學者麥奎爾認為：“受衆既是社會環境（導緻相同的文化興趣、理解力和髓、需求）的産物，也是特定媒介供應模式的産物。

北宋與南宋受衆審美特點有異同，這是由其不同的社會政治環境的外部原西，域自思想層面的内在原畫決定的。北宋到南宋，經濟環境較為寬松，商業的發展士人開始關注世俗人生，也促進了市井文化的興起與瘅行。

深入而言，北宋戰争結束後的休養生息政策，民衆充滿對戰争的無奈與厭倦。北宋之始，制定的“以文抑武”的治國方案，形成了皇帝與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文官大量進入朝廷，把控了文化話語權，以此決定了社會風尚的走向。

概括而言，北宋社會仍舊以繼承漢唐德運的中華正統自居，宮廷受衆喜歡富麗堂皇或氣勢開闊的作品。文人受衆則更注重彰顯個人精神旨趣的作品。

大體而言，南宋繪畫藝術傳播受衆呈現出與北宋不同的審美品位。其中離不開從汴京到杭州地理環境變迀的影響，也離不開南宋初期“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遺恨的感召；但随着南宋經濟的逐漸恢複，以及戰争局面的緩和，南宋藝術受衆審美特點也由初期“殘山剩水、半山一角”構圖、“水墨剛勁的大斧劈皴”技法，過渡到平和安逸、風雅精細的審美趣味。

尤其是南宋中後期，小景、小幅形制非常流行。比如南宋時期，繪畫以扇面形式也多有出現。從宮廷貴族到民間百姓，執扇已成為大衆的習慣，即具有多種繪畫題材的團扇也成為一種廣為接受的工具，在繪畫作品中更為常見。

從思想層面而言，南宋藝術批評與藝術接受不可規避當時哲學思想的影響，甚至可以說理學、心學和浙東學派是南宋藝術接受的哲學基礎。

即是“南宋藝術批評将藝術的功用把傳統的入學倫理功能和當時浙東學派強調的經世緻用思想融合在一起……南宋講藝術的功能更注重藝術的實際功用。”

如果說北宋以來民衆對“雅俗并舉”思想之接受，對唐代高雅藝術為主流的經典藝術形成猛烈沖擊；那麼南宋時期“經世緻用”思想的傳播，民衆已經開始接受以藝術的實際功用為主的理性認識。

正如鄧椿《畫繼》卷九為例：“畫之為用大矣。盈天地之間者萬物，悉皆含毫運思，曲盡其态，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

他甚至将繪畫藝術社會功用擴大到宇宙萬物、天人合一的大境界。故可知，繪畫藝術傳播受衆審美與藝術接受在兩宋的不同時期體現出各自的特點。

由于傳受之間的天然關系，從藝術風格上看，兩宋文人與宮廷畫師之間相互影響，即文人畫與院體畫也呈現出一定的共性，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受衆的多元審美取向。從藝術批評的價值判斷上看，北宋藝術受衆呈現出“雅俗并舉”的審美特點，而南宋則生發出以“經世治用”為内在邏輯的審美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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