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甯三年(1070)三月二十八日，也就是變法開始一年以後，神宗皇帝召見副宰相王安石，問了他一個問題：外面議論紛紛，稱朝廷有“三不足”之說，卿知道嗎？

王安石答：不知道。哪三不足？

神宗說：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王安石說：臣不知這話從何說起。陛下躬親聽政，唯恐傷民，怎麼是不懼天變？廣開言路，虛懷若谷，怎麼是不恤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臣以為正該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修敕不知凡幾。家法如不可變，祖宗為何要改？

此事沒有下文，“三不足”卻成為疑案。請問，王安石說過這些話嗎？如果說過，為什麼要矢口否認？如果沒有，反對派又為什麼能抓住大做文章？這是編得出來的嗎？

何況怎麼看，也都像他說的。

因此，一種可以被多數人接受的判斷是：無論王安石是不是說過這三句話，或有過諸如此類的言論，“三不足”都代表了他的思想，甚至是他變法革新的精神支柱。

這是可能的，也是可怕的。

沒錯，按照現代科學觀點，自然界的變化與人世間的事情沒有因果關系。像西漢董仲舒他們說的那樣，發生地震或水災是由于統治者德政不修犯了錯誤，并不成立。但是這種不科學的說法卻有積極意義。因為中華帝國的掌舵人，無論皇帝還是代行皇權的，權力都實在太大了。他們既不像後來歐洲的帝王那樣有教皇和教會制約，又不像之前周代的天子有諸侯制衡。管得住這些人的，隻有老天爺。

所以，當王安石他們表現出不懼天變的苗頭時，老宰相富弼就憂心忡忡。他說：人君畏懼的也隻有天。如果連天命和天譴都不害怕，那還有什麼事情做不出來呢？

的确如此。也難怪後來的徽宗和蔡京君臣膽敢那樣肆意妄為，因為精神導師王安石已經幫他們打消了顧慮。

不懼天變的，當然更不懼人言。

并非沒人勸過神宗。富弼曾在喜降春雨的某天提醒皇帝：願陛下不以今日雨澤為喜，常以累年災變為懼。蘇轼也曾當面批評皇帝：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據說，神宗當時聞言悚然。但是結果呢？蘇轼被打發到開封去做法官，富弼也在半年後離開了相位。

這時是熙甯二年的上半年，變法剛剛開始。

實事求是地講，變法之初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頭腦都是冷靜的，甚至考慮到了失敗和搞砸的可能。神宗皇帝說，古往今來所有變革，常常是一人失誤滿盤皆輸。王安石也直言不諱：人才難得也難知。當年堯舜和群臣共同選擇鲧，尚且治水失敗，何況今日變法要用的人不止一個兩個，又哪能不會看走眼？所以，他們才決定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希望依靠制度而不是個人來實現富國強兵和長治久安。

制置三司條例司成立一個月後，神宗詢問進展，王安石回答：文件是起草好了。不過，如今要理财，就得使用能幹的人。這樣一來，天下就會以為朝廷重才不重德，隻知道要錢不注意禮樂教化。所以，臣請陛下考慮輕重緩急。

神宗點頭稱是。

然而很快，王安石就變得狂躁而亢奮。

變化并不奇怪。熙甯二年九月初四，也就是制置三司條例司成立半年後，青苗法頒布施行。對于改革的第一步，王安石他們當然高度關注。神宗甚至派出兩個宦官實地考察，得到的信息是此法大得人心。然而幾乎與此同時，批評的意見也排山倒海般地洶湧而來，眼看就要淹沒那弱小的青苗。

冰火兩重天，豈能不亢奮，不狂躁？

不能說朝廷聽到的捷報都是谄媚逢迎的謊言，王安石的門生李定就不像是撒謊的樣子。更不能說韓琦他們是惡毒攻擊。文彥博說得對：韓琦三朝宰相，難道不比那兩個宦官可靠？

因此，可能的事實是，青苗法本身有利有弊，實施情況也有的地方好，有的地方差。李定他們看見了好的，而韓琦他們發現了問題。這時，最重要的就是客觀冷靜。

王安石卻做不到，反而暴跳如雷。某日，監察禦史裡行程颢奉旨去中書省見他，他一開口便聲色俱厲。程颢則不緊不慢地說道：讨論公事，就不能心平氣和好好說話？

于是，程颢被打發到地方上去做提刑官。

這可真是人言不足恤。

結果是什麼呢？衆叛親離，就連最早将他推薦給皇帝的韓維也離他而去。王安石卻不在乎，也不能在乎。因為在他看來，他從事的是利國利民不同凡響的偉大事業，這種道德的崇高感、使命感和優越感，讓他鬥志昂揚無所畏懼。

道德，是王安石的雞血針，甚至海洛因。

司馬光也一樣。實際上，曆史給了他機會，環境和條件也比王安石好得多。在他的陣營裡，能對差役法一分為二的蘇轼已經要算頭腦清醒，範純仁更是客觀公正。這時，哪怕他稍微冷靜一點，事情也不至于像後來那麼糟。

可惜，司馬光比王安石還要意氣用事和隻争朝夕，一門心思反攻倒算，凡是王安石主張的他就推翻，凡是王安石廢除的他就恢複。至于這樣是否當真利國利民，是否有道理和可操作，全都不管，因為他身上流淌着一心為公的道德血液，眼中飽含着憂國憂民的真誠淚水。

悲劇就這樣釀成。

看來，恐怕要對道德唯一和理想至上的文化傳統做出深刻反省了。道德當然是必需的，卻不是唯一和首要的。政治家必須審時度勢，不能因為動機純正而一意孤行。

同樣，之前的“不合作主義”也未必可取。

毫無疑問，不合作本身并沒有問題。作為個人，誰都有權利不予合作，作為政治家卻需要慎重考慮。如果面對的是專制政權或納粹政權，豈止不能合作，還該奮起抗争。然而宋不是。宋代政治至少是開明的，表現就是皇帝與士大夫的共治天下。有此前提，留在朝中抗衡豈非更好的選擇？但是司馬光做不到，因為他要堅守道德立場，占領道德高地。結果，君臣可以共治，士大夫卻不能相容。何況祖宗家法隻是規定了皇帝不能獨斷專行，文官集團意見分歧卻不知道該怎麼辦。結果，皇帝倒是沒有獨裁，宰相如王安石和司馬光反而成了獨裁者，豈不滑天下之大稽？

顯然，政治文明需要制度保障，也需要心理保障。人是要有敬畏之心的，掌握了公權力的就更是如此。你可以不信上帝，也可以不信天命，但總得有所敬畏有所不為。什麼都不怕，那才可怕。

有敬畏才有底線。所以，司馬光終其一生，都隻會反對王安石的變法，不會進行人身攻擊。到宰相變成連自己性命都不在乎的章惇，情況就開始急轉直下。再到膽大包天、底線全無的蔡京，則不可收拾。這一切，王安石可曾想到？

恐怕想不到，他已經完全被自己的大公無私和無所畏懼陶醉了。這當然是我們無可奈何的事情。

摘自 | 《領導文萃》2022年9月上

稿件來源 | 《王安石變法》

本文作者 | 易中天

責任編輯 | 曙祥

微信編輯 | 箋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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