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蔔喜逢

楔子本源于戲曲，後在中國的很多長篇小說中也都有了楔子的存在，如《水浒傳》《儒林外史》等均是如此。從内容上來說，楔子多為故事主體的前因，如《水浒傳》的楔子為《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在這段故事中，講述了一百零八位好漢的來曆；又如《儒林外史》的楔子為《說楔子敷陳大義 借名流隐括全文》，在這裡作者用王冕的生平隐喻了全書的大緻題旨。在話本小說中也有着“入話”與“正話”之分，這是說話藝術的需求。入話與小說主體故事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大多是意蘊上有共通之處。

魯迅先生曾說：“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1]這個打破是在繼承之上的。在《紅樓夢》中也是有着楔子，或者說是入話的存在,這就是第一回《甄士隐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當然，曹雪芹在這裡并不是簡單的繼承，而是有了開拓性的發展，最顯著的就是甄士隐、賈雨村都進入到了《紅樓夢》的主體故事之中，并成為其中重要的人物。

《紅樓夢》中的楔子常被稱之為“小榮枯”，這與主體故事的“大榮枯”形成了對比，其中有着許多的相似之處，這就使得對“小榮枯”的研究，對于理解《紅樓夢》的意旨有着指導作用。

（一）姓名的啟示

在“小榮枯”中，是以甄士隐的命運作為主線來進行的。在小說中對甄士隐有這樣一段描述：

廟旁住着一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隐。嫡妻封氏，情性賢淑，深明禮義。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便也推他為望族了。因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每日隻以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倒是神仙一流人品。

《紅樓夢》中的很多人物設置都是成對出現的。比如有了賈寶玉，就又有甄寶玉來襯托；有了林黛玉，就有了薛寶钗來映襯。在這裡甄士隐也并不例外，作為他的比對人物，賈雨村也很快就隆重登場了：

葫蘆廟内寄居的一個窮儒，姓賈名化，表字時飛，别号雨村者走了出來。這賈雨村原系胡州人氏，原系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一盡，人口衰喪，隻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中安身，每日賣字作文為生，故士隐常與他交接。

通過這兩段描述，曹雪芹透漏了很多的信息，脂批作者将其一一點出。所謂甄士隐，是“将真事隐去”之意，然而此種闡釋過于單一，從甄士隐的性情來說，他是無愧于“真士”二字的，用“真士隐”來闡釋，更有了一種對當時社會的批判，而“名費”，則可諧音為“廢”，更是加重了這種批判。與之相對應的是賈雨村，内涵“假語村言”之意。表字時飛，脂批通過諧音認為曹雪芹的意思為“實非”，然而其中也有“待時而飛”之意。

我們首先從他們的姓氏說起。在《紅樓夢》中，“甄”“賈”二姓是非常重要的。其中蘊含了非常多的信息。甄者真也，賈者假也。曹雪芹是慣于用這種諧音的，熟悉《紅樓夢》的讀者自然會體會到這一點，因而不再贅述。在太虛幻境中有一副對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通過這幅對聯，真假與有無就成為《紅樓夢》中非常重要的思辨之一。隻是在《紅樓夢》的主體故事之中，這種甄賈進行了互換，形成了“甄寶玉”與“賈寶玉”的對立。這種表現方式使得小說讀來更有意趣，也使得“真假”之思辨更加複雜化。

那什麼是真？什麼又是假呢？如果将此問題放置在《紅樓夢》的主體故事之中，那麼是非常難以闡釋的。這個主體故事過于龐大，且情節緊密，人物衆多，分析起來是非常困難的。但是當我們将這種“真”“假”的認知放在“小榮枯”之中，就會簡單很多，也更加明了了。

在“小榮枯”中，甄士隐是無愧于真字的。曹雪芹對于甄士隐的評價是非常高的。在甄士隐的身上我們能看到非常多的人性閃光點，比如他的仁與義，他可以對一個并無過多交往的人慷慨施以援手，在贈銀贈衣之後猶嫌不夠，還欲再寫薦書，可謂盡心盡力，此皆是由心而發，并非做作。稱甄士隐為君子當是名副其實的，而秉性中的恬淡，确實也為他增加了一縷仙氣。

然而甄士隐的經曆卻是凄慘的。在“小榮枯”的故事情節裡，積德行善的甄士隐，自在八月十五資助了賈雨村之後，就一直處于厄運之中。正月十五日丢失了英蓮，書中寫到他“晝夜啼哭，幾乎不曾尋死”；又于三月十五日橫遭祝融之災，家裡被燒成了瓦礫場。三個“十五”，鍊成了甄士隐由盛而衰的遭際。又值“水旱不收、鼠盜蜂起”之年，甄士隐隻得投靠嶽父封素，卻又投人不着，被半哄半騙，終是家業喪盡。從物質的擁有來說，甄士隐自然是由有到無了。

封素諧音“風俗”，一名之間，盡顯世道之惡。而一個真士，卻頻遭苦難，“漸露出下世的光景來”，這可謂是一幕人間慘劇。

然而否極泰來，甄士隐遇到了幻化之後的渺渺真人，受渺渺真人的點化，從而出家，開始了另一段人生之路，可謂“逢真”。歸根結底，是甄士隐把握住了“真”字。在明了了“功名”“金銀”“嬌妻”“兒女”這些虛妄之後，甄士隐看破了人生的無常，悟得了人生的真谛。如此看來，甄士隐終是“真”的，并由“真”而得“有”。

我們再來看賈雨村。作為甄士隐的對稱人物，賈雨村自然就是假的代表了。從賈雨村的行為來說，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人也是有着成長過程的。比之于甄士隐，賈雨村在小說文本中發揮的作用更為重大。

起初的賈雨村，是一個有才、有抱負的形象。如他在葫蘆廟中所寫的二詩一聯：

詩一：

未蔔三生願，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斂額，行去幾回頭。

自顧風前影，誰堪月下俦？

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樓。

詩二：

時逢三五便團圓，滿把晴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才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

聯一：

玉在匮中求善價，钗于奁内待時飛。

《紅樓夢大辭典》中有對這二詩一聯的釋讀，：

詩中意謂自己不能預知與嬌杏締結良緣的願望能否實現，而時時把這段愁悶記挂在心上，不禁常常回想起嬌杏回頭看自己的情景。在風前自顧身影，大志未酬，又有誰識英雄，成為我終身伴侶呢！假如月光真有情意，使我蟾宮折桂，科舉及第，必先上玉人之樓以求良緣。[2]

對第二首詩的解讀為：“此詩寄托了賈雨村‘必非久居人下’，‘不日可接履于雲霓之上’的胸懷抱負。”關于這一聯，《紅樓夢大辭典》闡釋為：“聯中賈雨村自比玉、钗，以美玉藏于櫃中希望賣高價及玉钗放在鏡盒裡待時而飛，喻自己等待作官的時機，抒發渴望終能為人賞識，以求飛黃騰達的心态。”[3]

如此看來賈雨村是有着真才實學的，小說中賈雨村也曾說過：“若論時尚之學，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沽名。”這也展現了他的自負。也因為這個自負，造成了賈雨村的第一次被貶。除自負以外，賈雨村的另一個明顯的特征是強烈的欲望。他渴望過上“人間萬姓仰頭看”的權貴生活，在這種欲望的支配之下，他的很多行為都可以理解了：初得甄士隐資助，則不顧什麼黃道黑道，匆匆入京；初得官職，則恃才侮上，以求功績；才得起複信息，就着急找林如海尋求門路；借賈府之勢某得高官，又馬上徇私舞弊；為讨好賈赦，不惜使石呆子破家亡命。從各個事件來看，賈雨村是在逐漸改變的，從一個書生意氣之人，到一個投機鑽營之人，而這些實際都是賈雨村在欲望作用之下的表現，正是為了滿足自我的欲望，賈雨村才會走向了這條不歸之路，而終于“因嫌紗帽小，緻使鎖枷扛”。

通過這種命名，我們可以看到曹雪芹是在思考人以及人生的。無論是真假還是有無，都是放置在現實中去考量的。

如此，我們就看出了二者之間的差異：甄士隐是真的代表，而賈雨村則是假的代表；在曹雪芹的認知之中，這種真假之分更多的是放在精神層面進行認知的；在有無方面也同樣是放在精神層面上的，但其中也有着現實中有無的考量。

（二）兩種道路的啟示

讀《紅樓夢》，很多讀者會沉浸在小說的故事情節中，這是非常自然的現象。《紅樓夢》對于人心的把握，對于世情的把握都是非常高絕的，從而很容易讓人難以區分哪裡是小說，哪裡是現實。這當然是曹雪芹藝術的魅力所在。《紅樓夢》更像是一個小社會的典型。

老舍先生曾言：

在一部長篇小說裡，我若是寫出來一兩個站得住的人物，我就喜歡得要跳起來。

我知道創造人物的困難，所以每逢在給小說設計的時候，總要警告自己：人物不要太多，以免貪多嚼不爛。

看看《紅樓夢》吧！它有那麼多的人物，而且是多麼活生活現、有血有肉的人物啊！它不能不是偉大的作品；它創造出人物，那麼多那麼好的人物！它不僅是中國的，而且也是世界的，一部偉大的作品！在世界名著中，一部書裡能有這麼多有性格有形像的人物的實在不多見！[4]

作為一名有着創作經驗的作家，老舍先生對于人物的創作是有着發言權的。曹雪芹對于人物的創作，可謂高絕。筆者認為，這種高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将人物放置在社會之中去推演，以人物的性情，去決定人物在社會中的遭際。如此來看，《紅樓夢》中也就有了許許多多的人生之路。

在“小榮枯”中就有着兩種道路，是尤其需要關注的：其一為甄士隐之路；其二為賈雨村之路。

我們在前文中已經大略的總結了二者的遭際。此處不再贅述。在這裡我們更應該想到的是，曹雪芹為什麼要設置這樣的兩種道路。

在這裡，我們先來看賈雨村。

在第二回《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中，冷子興曾對賈府做了一個定位：“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這榮國兩門，也都蕭疏了，不比先時的光景。”如此看來，賈府自然是處于“末世”了，雖然仍然有着較大的排場，卻是寅吃卯糧的結果。與賈府相比，賈雨村家族是真正的末世，家業凋零，也僅剩了一身一口。這就使得賈雨村有了這樣的一個典型身份：末世之後的人的生活之路。

在賈雨村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循環。從詩書仕宦之族到敗落，然後再振，再到敗落。終歸逃不過的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的循環，丢失了本來面目，落了個“白茫茫大地真幹淨”的結局。

賈雨村經曆的循環是具有典型化的。他的唯利是圖是重振家族的需要，他的不擇手段同樣如此。他是積極入世的，并且也在逐漸的适應并參與制造世間的規則。然而這樣的人物終歸是一個悲劇。“天不藏奸”，哪怕給予了他一個複興的機會，但敗落總是根本。這種批判是非常深入的。也代表了曹雪芹對于賈府被抄家之後的思考。更或者說，這種思考是對于家族走向的思考。“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一直是曹雪芹的夢魇，如何突破這種夢魇，曹雪芹在《紅樓夢》中進行了數度的嘗試，如探春理家，如秦可卿的托夢。然而在曹雪芹認知的社會規律面前，這些都是沒有什麼用處的。“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順利的時候，沒有人會去考慮其他，而隻有無路之後才會有反思，這也正如小說中所說的“好事多魔”與“美中不足”是相合的。

這就又與甄士隐的遭遇有了關聯。甄士隐是被超脫出凡俗的，而超脫的原因是甄士隐堪破了世間的“好”與“了”。無論何種的美好，總有“了”的時候。與“了”相比，“好”總是暫時的，猶如賈雨村的一帆風順之時，又猶如賈府的烈火烹油之際。無論是“功名”“金銀”，還是“姣妻”“兒孫”，這種世俗中人最難抛開的事物，總是會有着“好”的期待，然而期待成真又如何呢？終歸是黃粱夢後的喟歎與“了”之後的清寂。

甄士隐終是作出了《好了歌解注》，堪破了世間的虛無，也堪破了人生的無常。一句“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描述了千百年來的世間常态。“他鄉”與“故鄉”之說，更是直指人生而何為的哲學命題。

入話的意蘊與正話是相通的。“大榮枯”也不過是“小榮枯”的細化與深入。然而這種關于人，關于人生的思考，才是《紅樓夢》中的重點。

[1]魯迅，《中國小說的曆史的變遷》，引自郭豫适編《紅樓夢研究文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4月出版，第193頁。

[2]馮其庸、李希凡主編《紅樓夢大辭典》，文化藝術藝術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480頁。

[3]同上，第481、482頁。

[4]老舍，《紅樓夢并不是夢》，《人民文學》195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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