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養常常聽人說，某甲很有涵養，某乙缺乏涵養，如此等等，議論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但是，實際上卻往往沒有一定的标準。

　　究竟什麼是涵養?符合什麼樣的标準，才算有涵養呢?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和古人當然有不同的看法。

宋代的大理學家朱熹，提倡人們要學習孔子的涵養工夫。打開《朱子大全》就可以看到，他在好幾處主張“平日操持，莊敬誠實，涵養内心，戒矜躁，去嗜欲”。

　　這種主張，一般地說并沒有什麼錯誤，不過從他的根本思想上以及後人對這種觀點的解釋和運用上看來，就都變成了消極的對一切采取無條件容忍的态度，甚至有人主張“逆來順受”，就更加荒謬了我們的看法和古人的這種看法有根本的不同。我們所說的涵養，主要是從政治上着眼，也就是要強調政治上的鍛煉和修養。比如，處理任何事情都要有鮮明的立場、堅定的原則、正确的态度，但是不排斥靈活的方式方法。對于那些喪失革命立場、采取無原則遷就的任何　　做法，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有一班人八面讨好，誰也不得罪，自以為很有涵養，其實在我們看來乃是典型的“鄉願”，多麼卑鄙可恥啊!

　　然而，這并不是說，對于古人的涵養工夫，我們可以一筆加以抹煞。問題完全不是這樣簡單。古人有各種各樣的涵養工夫，應該加以分析，做出恰當的判斷，然後分别對待，有所取舍。

舉例來說，宋代林防的《田間書寫道：“木可雕，而病于越度;金可鑄，而病于躍冶。木越度、金躍冶，雖有良工，巧将安施?是故君子養質以成器。”這個道理自然是對的。雕壞了的木頭和沒有煉成的金子，确實是不能用的，即便你的手藝再好，恐怕也沒有法子把它們制成什麼好東西。林肪說的“養質以成器”，如果翻譯為現時的口語，那末，我們說培養優良的品質，造就有用的人才，難道不正是這個意思嗎?至于有許多古代學者片面地反對性急，一味地贊揚忍耐，簡直毫無道理。明代江盈科的《雪濤小說>中寫了一個故事說：“一仕宦将之官，其厚友送之，囑曰：公居官無他難，隻要耐煩。仕者唯唯而已。再囑，三囑，猶唯唯及于四、五，其人忿然怒曰：君以我為呆子乎?隻此二字，奈何言之數四1?厚友曰：我才多說兩次，爾遂發惱，辄謂能耐煩可乎?”接着作者加了幾句評論說：“此知耐煩之當然，及遇小不可耐，而遂不能耐者也。餘所以信忍與耐煩　　為難能也，”作者的用意非常明顯，就是一味地主張忍耐而已。

　假若每個人果真都是無條件地對一切事情采取忍耐的态度，那一定隻有害處，決無好處。正如明代劉元卿的應諧錄>中曾經諷刺的于唯子，便是一例。這個故事寫道：“于曄子與友連床，圍爐而坐。其友據案閱書，而裳曳于火，甚熾。于曄子從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禮而緻詞曰适有一事，欲以奉告，谂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欲不以告，則與人非忠。惟君寬假，能忘其怒，而後敢言。友日：君有何陳，當謹奉教。于嘩子複謙讓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逡巡言曰：時火燃君裳也。友起視之，則毀甚矣。友作色曰：奈何不急以告?而遷緩如是!于曄子曰：人謂君性急，今果然耶?”象于曄子這樣慢吞吞地處理火燒的急事，簡直是荒唐至極，誰也不應該贊成他的這種态度。

　　那末，一個人的涵養如何，到底應該從哪裡下判斷呢?明代朱衰的《觀微子》中說：“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處人所不能處。”這裡隻要加上一定的條件，就是要看什麼性質的問題，而不是無條件地籠統對待，意思就比較周全。照這樣的意思來談涵養的工夫，則不但無可非議，而且完全應該加以倡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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