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文化發展?文 / 楊簡茹内容摘要：近年來，随着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思路成為主流，書法史研究越來越走向多元一方面，書法史研究與傳統的文獻學、曆史學的關系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如何将書法史置于文化史的大環境中進行考察，是書法史拓展研究視阈的新出路祁小春教授數十年堅持以“二王”研究為中心，展示了當前中國書法史專題研究所達到的水準和所能探索的更多可能性，他通過自身的研究經驗與思考，為未來的書法史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視野與方法，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東方文化發展?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東方文化發展

文 / 楊簡茹

内容摘要：近年來，随着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思路成為主流，書法史研究越來越走向多元。一方面，書法史研究與傳統的文獻學、曆史學的關系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如何将書法史置于文化史的大環境中進行考察，是書法史拓展研究視阈的新出路。祁小春教授數十年堅持以“二王”研究為中心，展示了當前中國書法史專題研究所達到的水準和所能探索的更多可能性，他通過自身的研究經驗與思考，為未來的書法史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視野與方法。

關鍵詞：書法史 文獻考據 東方視野 文化拓展 複合式研究

文獻考證：書法史研究的立身之本

楊簡茹（廣州美術學院副教授、本刊特約記者）：祁老師好，您于20世紀80年代在日本學習書法史，受“京都學派”影響較深。從方法論上看，日本的書法史研究有哪些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和國内相比有什麼異同？

祁小春（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教授）：京都學派和我們的乾嘉學派在本質上都是從文獻入手，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但京都學派有個叫實證的方法，這與其說是一種方法，不如說是一種精神，即凡證一事，盡可能做到眼見為實和落到實處。我們也提實證，但是提得少。實證和美術考古很像，不停留于做文獻的層面，和現在流行的“訪碑”意思較接近。實證中的測繪運用較多，日本學者幾乎人人都會。例如我的老師杉村邦彥曾到安徽走訪鄧石如故居，進行了精細的測量。我同他到天津的古籍書店淘書，他一到就拿出本子記日記：“右手邊第一間是某某書店……”記得很詳細，這是很好的習慣。再如，我拜訪京都的石川祯浩時，他以繪圖的方式告訴我路線，其詳細程度甚至不亞于公園的導航圖，隐約能看出他受過繪圖訓練。總之，京都學派折衷了乾嘉考據和西方的考量方法。

楊簡茹：這種方法或精神，如何具體應用于書法史研究？

祁小春：比如王羲之的《十七帖》，張彥遠在《法書要錄》裡記載過字數與長度，日本學者松井如流考證《十七帖》，直接用唐尺測量，證實了傳世的《十七帖》館本至少在長度與字數上大緻與張彥遠所記“貞觀中内本”，即唐初内府藏本相同，也間接證實了今館本系統來源的可靠性。然而，我在研究此問題時有過疑問：既然是唐内府藏本，為什麼沒有月、日、姓名？是否被褚遂良删除了？如果是，張彥遠的記載應指真迹，則又如何解釋？測量結果證明，張彥遠所見的“真迹”是不完整的，一定是摹本。我把這一疑問寫在《王羲之〈十七帖〉為何阙“月日名白”》一文裡。但我最近在《魏晉尺牍中的“短箋”與“長疏”》一文中，又把這個疑問推翻了。

楊簡茹：您的書法史研究似乎還未用到測繪的方式？

祁小春：這就是我準備嘗試的工作，我想把《淳化閣帖》用宋尺或唐尺重新測量，找到祖本，這就是實證。

楊簡茹：這種方法的确會給書法史研究提供一種新的角度。近年來的藝術史研究與考古、曆史學之間很難劃分出清晰的界限。相較之下，書法史研究的邊界也在外拓，您認為其還能保持獨立嗎？

祁小春：我始終認為書法史研究很難自成體系，其獨立性較弱，與傳統人文密不可分，稍不留神就會跨到其他領域之中。文人的生活、思想、興趣愛好、雅集、飲酒作樂、交遊必然涉及書法，方方面面有所勾連，是屬于文人世界的研究。現在研究明代，尤其是晚明商品經濟以及書畫市場是個熱點，這就是文人生活的一部分。比如唐代顔真卿、柳公權經常為他人書碑，他們與委托方之間是否存在某種潤格性質，不得而知。若有，則與市場行為相近了。再如宋代黃庭堅寫《宋盧南詩老史翊正墓志銘稿》，不知逝者卒于何年、享年多少，則将這些信息預留，空着待填，先按套路撰寫。可見黃庭堅與逝者應該并不熟悉，或是受人委托所為，若然，則也可說是一種具有潤格性質的市場行為。到了明代，人們開始堂而皇之地用字畫換想要的東西，現在研究書法史的人開始重視這個問題了。所以，獨立性弱是書法史的軟肋，隻談寫字是很有限的。文人雅玩有很多東西可以研究，研究文房四寶都可以。現在國内特别流行研究文人的“交遊”，其實這個詞是我以前在日本學到的：交遊する。日本人非常喜歡研究書法家的交遊，比如楊守敬的交遊、吳昌碩的交遊等。其實是在考察藝術家身處的人文環境，研究空間很大。日本接受西方文化較早，他們研究藝術史有自己的體系，在怎麼把西方的東西變成東方的問題上我們是一緻的。

楊簡茹：我們近年來翻譯出版的成果及與國外學術交流日漸增多，西方對藝術史研究的方法論也被引入國内學者的研究中。利用這些方法進行書法史研究，需要具備怎樣的立場？

祁小春：最近書法史研究者對這個問題特别關心，比如把贊助人、修辭、應酬、社交等西方的觀念放入中國書畫研究，從語境上确實能解釋一些現象。但我想反問：為什麼大家關心西方理論對書法史的影響？其實更多人想找一把萬能鑰匙，通過這個方法找到迅速占領制高點的捷徑。畢竟我們傳統的文獻學方法太費功夫。在藝術學理論中，書法藝術理論是比較邊緣或者比較另類的一個部分。在西方藝術理論中沒有書法藝術，因而運用西方藝術理論研究書法的效用是有限的。一旦涉及書法家身份、作品真僞、相關史料的辨析等問題，便需要具備史家精神，進行樸素、腳踏實地的考據工作。我認為要反對功利心态，傳統的方法要重視，書法史研究真正的立身之本還是傳統的文獻考證。

東方視野：書法史研究的現代經驗

楊簡茹：目前學院教育體系還沒有開設獨立的書法史系，書法教學往往要“兩手抓”，學生既要學習書法創作，又要做書法史論研究，您認為書法創作和研究之間是否有必然聯系？

祁小春：書法很重視工具，筆墨紙硯必須精，沒有實踐經驗的人可能體會不到。書法還很重視筆觸，這是一種毛筆和紙張接觸、産生摩擦時的特殊感覺，如果各方面合，則會産生神來之筆。學生應該有意識地去寫字，寫得好壞另說，但不能不懂。廣州美術學院準備開設書法理論專業，一年級就是理論和實踐不分家。

楊簡茹：20世紀80年代至今，書法的學科建制開始成熟，專業細化了。

祁小春：從分科上看，大一統是不科學的，但是從中國文藝觀上看，則是科學的。通過甲知道乙，然後知道丙和丁，對甲的理解就會更深刻。但科學上恰恰講究分工，比如汽車制造業，我隻把螺絲做精，最後組裝起來就可以了。再如有的日本學者隻研究唐詩的紀年，這方面他确實是專家，但問題在于他不一定知道哪首詩的藝術性更好。文藝層面保持東方的大一統觀會更透徹，這就是為什麼沙孟海曾主張學書法之外還要有其他的專業。在日本搞創作的人可能不知道米芾和王铎是什麼朝代，他們把理論和實踐分得很開，這就是分科的結果。

楊簡茹：現代的學科設置，書法被置于西方美術學體系之下的視覺藝術門類。

祁小春：現在的學書者往往把對書法技法的追求作為終極目标，而無視其他。然而，書法藝術具有強烈的附着物特性及文化内涵。從東方美學上看，中國詩詞歌賦、哲學、曆史學、書法、國畫、古琴等所謂的學科都是一種“整體觀”，它們雖然在具體治學方法、研究樣式上有各自的特點和方法，但往往有同一思想的追求。因此中國古代的文化學者，通常兼通各個領域，即使某一方面的技藝有所短闆，卻毫不影響他們的審美表達和交流。最近我在題為“東方美學視野下藝術學理論的學科發展戰略”的講座中，專門談到東方藝術理論體系的問題：進入近代，日本的藝術學理論也存在過類似的構建需求，于是他們廣泛吸收和借鑒西方藝術理論，經過折衷演繹，逐漸發展成以本土文化為中心的具有現代性的藝術學理論體系。這一方面他們的研究曆史長、經驗多，或許可以為中國藝術學理論構建所借鑒。應該說，中日的藝術學理論所具有的共性才稱得上東方性元素，做書法史研究需要這種東方視野。

路在何方：書法史研究的未來走向

楊簡茹：雖然現在學科分類細緻，但涉及到具體的學術研究則是以跨學科、跨文化的思路為主流，這勢必影響書法史研究越來越走向多元，在圍繞書人、書迹、書論的傳統意義的研究領域之外，應該怎樣做進一步的深化研究？

祁小春：書人、作品、書論是中國書法史的三個重要研究領域，最理想的研究方法是将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豐富研究内涵。進一步深化還可以結合其他相關研究領域，做複合式研究。比如：書法與文學；書法與繪畫（如書畫融合、書畫同源、書畫題跋諸問題）；書法與音樂（如書法與交響樂、标題音樂的近似性問題）；書法與建築（如壁書、匾額、楹聯、屏風以及制作收藏鑒賞的場所建築等）；書法與政治、制度（書體統一、九品中正制、書博士、科舉、身言書判、書畫學博士等）；書法與經濟（書法作品的買賣、潤格等）；書法與學校教育（學校與私塾、鴻都門學、弘文館、書學、書學博士等）；書法與印刷文化（木版活字印刷的發明普及、古籍版刻書法、印刷字體以及照相印刷技術的普及和影響等）；書法的收藏與鑒定（如題跋、鑒賞印、展覽會）；書法與社交（即席揮毫、合作、應酬、題跋等）；書法與設計；書法與文具（文房清玩）；書法與裱裝，等等。

楊簡茹：您說的這些複合式研究就是将書法史置于文化史的大環境中考察。

祁小春：書法史周邊的文化現象勢必要涉及對相關聯的文化問題的考察。然而與書法有關的文化史研究成果并不多，有許多領域還需要書法研究者自行開拓。比如，做明代以後的研究，由于很多資料沒收集完，就有“撿漏”的可能，有很多空間可以發揮。但是做古代研究，資料都是前人見過的，難度在于能不能做出新意。我認為最大的難度就是找前人的錯誤。其實書者名頭越大，機會越多。比如趙孟頫，做翻案文章其實很容易，還原曆史的真實很重要。新出土或新發現的資料可供研究的餘地很廣，甚至借助于新資料還可以構築新的書法史。比如出土的大量竹簡呈現出漢代人的日常書寫，研究漢代曆史的所有要素都具備，研究漢簡，對隸書世界産生了颠覆作用。

有些東西雖是假的，對書法史和後世的影響卻是真的，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是中國書法史的特點。比如孫過庭說王羲之：“寫《樂毅》則情多佛郁；書《畫贊》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怿虛無；《太史箴》又縱橫争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志慘。”這些說法接近于套話，也許是他出于文學修辭表述的需要，至于他是否真的見過王羲之那些作品，人們已不關心，重要的是他的表述已被後世廣泛接受，這才是事實。說到這裡又讓人想起《蘭亭序》的真僞問題。不管是真迹還是僞作，其對後世的影響并不會因此而削弱，這是研究書法接受史的一種獨特角度。中國書法史研究中有不少“假作真時”的研究。有事實才有真實性可言，而書法史研究的目的，就是為了還原書法曆史的真實。

此外，要注重基礎研究。我們甯願去作一些枯燥無味的基礎性整理和考訂工作，也不要急于去發表沒有資料支撐、隻是演繹或闡釋個人感想的文章。我主張以資料為依據，有一分資料說一分話。因為隻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抑制主觀因素的産生，一般慎下結論，以隐存啟示性結論為論文特色。重視資料首先需要占有資料，在研究時應盡量做到竭澤而漁。在研究過程中也應遵循從資料中來、到資料中去的原則，不預設結論；在闡述觀點時，應盡量體現“讓資料說話”的論證過程，因為越讓資料說話，論證就越具備客觀性。（本文由錄音整理，經祁小春審閱）

（本文原載《美術觀察》2021年第8期）

,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