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北京市文聯成立70周年之際，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張莉精心編選，北京文學研究集大成之作，《京味浮沉與北京文學的發展：北京文學研究資料彙編》已于近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隆重推出。該書是北京老舍文學院文學研究書庫系列，涵蓋了京味及北京文學研究的重要學者，也收錄了京味代表作家們關于北京文化的随筆，收錄了不同時期研究者們關于七十年來北京文學發展的重要論文，呈現了京味文學及北京文學的發展樣貌，是迄今為止較為完善的一部北京文學研究資料集。

《京味浮沉與北京文學的發展：北京文學研究資料彙編》，張莉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8月版。

趙園在總結京味小說風格特點時提出，京味小說區别于其他文學流派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是：味。但“味”又是捉摸不定的，它和精神氣質、情感認同息息相關。六朝古都的北京，豐富的人文底蘊塑造了北京這座城市的品格和精神，仰賴一批具有反思意識的作家寫作，才讓“京味文學”浮出水面。

新世紀以來，學者們逐漸意識到需要從不同的維度重新理解京味文學，認識到京味文學應該是開放的概念，發展京味文學對北京文學極為重要。本書主編張莉教授在與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孫郁在《關于北京文學70年的對談》中談到：“我們對京味文學的認識本身也需要拓展，隻把北京話或北京風情當作京味文學的特征顯然是不夠的，那隻是淺表的相近，優秀的京味文學作品一定是深刻拓展了我們對北京精神、北京氣質的理解的，一如當年老舍先生所做的開拓性工作。”

近二十年來，新的京味作家不斷出現，邱華棟、徐則臣等外省青年進入北京，他們的書寫題材多是外省青年在北京的迷惘、奮鬥故事，豐富了京味文學和北京文學的概念和範圍，甯肯、馮唐、石一楓等北京作家也不斷調整對京味文學及北京文學的認識，其作品豐富了京味文學及北京文學的内涵與範圍。

正如張莉在其序言中所指出的，京味文學是事關“聲音優先”的文學，近二十年來，京味文學及北京文學創作都出現了“新聲”與“新變”，而潛藏在“新聲”與“新變”之後的問題是：一位作家如何改造一種深具傳統的地方性語言以适應自我的表達；面對一座“日新月異”的城市，寫作如何貼近一座城市的内在精神。

下文是主編張莉為該書撰寫的序言《“京味”的新聲與新變》，為我們闡釋了想象北京文學的多種方法。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授權刊發。

張莉，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緻力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女性文學與文化研究。著有《浮出曆史地表之前：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姐妹鏡像：21世紀以來的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持微火者》《衆聲獨語》《遠行人必有故事》及随筆集《來自陌生人的美意》等。中國作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委員，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茅盾文學獎評委。

原文作者 | 張莉

摘編 | 嚴步耕

研究者們總結京味文學的特征時，通常将其歸納為：北京話、北京人、北京事，北京城。在這裡，北京話是重要的存在——它既是語言載體，也是所要表達的内容本身。事實上，當我們想到老舍先生，很難不想到他的北京話。在許多人心中，京味文學首先是“聲音優先”的文學流派。

近20年來，京味文學及北京文學創作都出現了“新聲”與“新變”。在這裡，新聲指的是京味文學創作中北京話所發生的變化；新變則指的是，近20年來與北京城市巨變相伴随的文學寫作樣态的複雜與多樣。而潛藏在“新聲”與“新變”之後的問題是：一位作家如何改造一種深具傳統的地方性語言以适應自我的表達；面對一座“日新月異”的城市，寫作如何貼近一座城市的内在精神。

《茶館》《四世同堂》《駱駝祥子》《月牙兒》發掘了北平話的内在神韻

今天，老舍這個名字早已和北京話以及深具審美風格的《駱駝祥子》《月牙兒》《四世同堂》《茶館》等作品聯接在一起了。老舍以他的耳熟能詳的作品為北京話建造了文學的城堡，這裡的北京話洪亮、清脆、好聽，有迷人的節奏感，同時也有強烈的平民特征和民間氣。某種意義上，新文學史上的老舍和他所使用的語言達成了水乳交融的關系，他建立起了自己獨特的語言地标。

但是，老舍使用北京話，并非自然的選擇，其間經過了搏鬥、挑選和改造。老舍回憶說，在英國時期，他甚至忘記了自己的“北平話”。但是，學習英語和拉丁語的過程，促使他重新發現母語，使他逐漸認識到“北平話”才是“我的話”。這是對北京話的重新認識，同時也意味着對自我的重新理解。發現北平話的過程，是新的創作實踐的開始：“因此，我自己的筆也逐漸的、日深一日的，去沾那活的、自然的、北平話的血汁，不想借用别人的文法來裝飾自己了。我不知道這合理與否，我隻覺得這個作法給我不少的欣喜，使我領略到一點創作的樂趣。看，這是我自己的想象，也是我自己的語言哪！”

老舍

當然，重新發現北京話也伴随着他對“冗長的翻譯腔的舍棄而選擇口語的表達”，這最終形成了他創作的基調：使用口語的、民間的語言，表現最廣大市民的生活。要通俗，要簡潔，要自然。正如老舍在《我的“話”》中所說：“我寫作小說也就更求與口語相合，把修辭看成怎樣能從最通俗的淺近的詞彙去描寫，而不是找些漂亮文雅的字來漆飾。用字如此，句子也力求自然，在自然中求其悅耳生動。我願在紙上寫的和從口中說的差不多。”

尤其在創作話劇的時候，他慢慢體會到語言選擇與人物形象塑造的關系：“我可是直覺的感到，我用字很少，因為在寫劇的時節，我可以充分地去想象：某個人在某時某地須說什麼話，而這些話必定要立竿見影的發生某種效果；用不着轉文，也用不着多加修飾，言語是心之聲，發出心聲，則一呼一嗽都能感人。在這裡，我留神語言的自然流露，遠過于文法的完整；留神音調的美妙，遠過于修辭的選擇。劇中人口裡的一個‘哪’或‘嗎’，安排得當，比完整而無力的一大句話，要收更多的效果。在這裡，才真實的不是作文，而是講話。話語的本來的文法，在此萬不能移動；話語的音節腔調之美，在此須充分的發揚。劇中人所講的是生命與生活中的話語，不是在背誦文章。”

這是拓荒性的認識與創作實踐。在老舍認取他的北平話時，他強調北平話不是官話，他看重的是這一語言的地方性色彩，這也在強調他所使用語言的非主流地位。而這種認知表明，他所使用的語言和所表現的生活并非位居中心和高高在上的，他更願意站在民間視角，寫出三教九流的聲音、引車賣漿者的喜怒哀樂。

為什麼《茶館》盛演不衰，為什麼《四世同堂》《駱駝祥子》《月牙兒》擁有廣泛讀者？因為它表現了平民的内在精神，發掘了北平話的内在神韻。當我們想到北京話，我們會想到老舍，想到他筆下的祥子、虎妞、小福子、祁老人等現代文學長廊裡的人物，我們會想到獨屬于他們的聲音和腔調。換言之，老舍及其京味作品的魅力在于，他發掘一種百姓語言并使之與廣闊的平民生活緊密相随，互為表裡；他使北京話深具文學意義與文學光澤。

《茶館》劇照

王朔舍棄了老舍筆下老北京人的文雅和“禮”

一種文學語言的範式建立之後，需要傳承，更需要變革或拓展。王朔語言中有與老舍一脈相承之處，即對民間話語的拾取，但是，也有極強的反叛性——王朔舍棄了老舍筆下老北京人的文雅和“禮”，而對特殊時代所遺留的粗鄙、色厲内荏的東西進行了形象生動的傳達。

與老舍的北京話相比，王朔的北京話發生了徹底裂變，他的人物所使用的語言帶有另一種市井氣息。作為20世紀90年代的寫作者，王朔提取了一種粗糙、粗鄙的，同時也是叛逆的、不入主流的聲音，其中包含着調侃、渾不吝，以及不馴順，這是作家對北京話内在精神的重新挖掘，也為中國當代文學史帶來了關于北京文化、北京人的重新認識。而正如研究者們所分析的，之所以有這樣的語言方式，與王朔的大院子弟身份及他的青春經曆有關，換言之，這是獨屬于王朔的、内化為其血液的表達。不過，在王朔的叙述也包含了微妙态度，即叙述人之于叙述對象的間離感，某種質疑和嘲弄。

劉恒《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寫的是北京四合院裡最普通的百姓生活，樂活，自在，知足，也因此，那些四合院、胡同的消失在這裡變成了一種幸福生活的到來。劉恒挖掘出北京人生活中的“貧”。劉恒加快了北京話的速度，重現了一種“貧”，張大民簡直是“貧”得讓人忍俊不禁，但同時又有一種質樸、誠懇和實在勁兒，而正是在通篇的“耍貧”中，張大民和他的家人們戰勝生活中的一個個困難而不斷向前奔。由此開始，劉恒成為廣受關注的深具代表性的京味兒作家——一方面他繼承了老舍語言中的平實、質樸、樂觀，另一方面也為這種語言提了速，從而更突顯了北京人生命中的韌性和達觀。“貧嘴”是張大民的生活方式，也是他的生活态度，他以“貧嘴”為樂，也以“貧嘴”表達愛恨，更以“貧嘴”的方式稀釋劫難，度過人生困苦。《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之所以成為當代文學史中重要的中篇代表作，在于劉恒由“貧嘴”入手，挖掘出了張大民身上獨有的屬于民間百姓的精氣神兒。

《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劇照

近20年來對京味語言進行過拓展的作家中，葉廣芩是另一位深具代表性的作家。葉廣芩的父親出身于葉赫那拉家族，母親則出身草根胡同，這注定了她的語言中會有強烈的混雜性。那些皇宮裡的太監、宮女、大廚，那些失勢的八旗子弟們來到她的筆下。人物的語言及行為方式與人物此間的際遇，形成巨大的張力和落差。一如太監張安達，即使時過境遷，他依然懂“禮”，每逢過節都要帶着禮品到“我”家，要給每個人請安，包括孩子、廚子和保安。而在這樣的行為背後，則是普通人在時代陰影裡的命運巨變。這些人物的語言中包含着話語的變異，他們所使用的語言是雅的、文绉绉的，但因為失勢和亂離，這語言又伴随着低微。有命運感的語言拓展了以往的“京味”，它多樣複雜，飽含人情冷暖，世态炎涼。

研究者們注意到，在一系列與京劇曲牌有關的作品裡，葉廣芩将戲裡故事與人物際遇互相鑲嵌、互為鏡像，使久遠的京劇來到了當下和此刻，京白、京韻與京腔由此在這一系列作品中得到了卓有意味的複活。那些民間的、胡同的和大雜院的生活與久遠的皇族故事、屬于故宮和紫禁城的傳說混搭、糅雜在葉廣芩的文本裡。這獨特的、既宮廷又民間的京味，恰合了21世紀以來我們對北京的想象。當諸多研究者慨歎21世紀京味文學後繼乏人時，葉廣芩和她持續不斷的寫作令人印象鮮明，念念難忘。

作家如何書寫北京之變？

北京在發生變化，幾乎是一刻不停的。這變化如何進入作家文本，作家如何書寫北京之變？這是有意思的問題，也是多年來研究者們所讨論的熱點。

甯肯在《城與年》中談到過有人不喜歡北京的新建築，覺得“鳥巢”“巨蛋”“大褲衩”太怪。但這位作家有自己的理解：“其實也沒什麼了不起的，我甚至莫如說喜歡。我說過我喜歡巨大的事物，喜歡超現實的東西，故宮在‘巨大’這一點上在全世界也是超一流的，超想象的。”當這位作家不把北京隻視為地方性存在時，他打開了認識北京的方法。換言之，當他看到，北京不僅是首都、同時也是被全球化席卷的大都市時，他正視了這種巨變并表示了接納，由此他有了關于與衆不同的北京想象，從而創作出《城與年》《中關村筆記》等作品。

馮唐則是以“歸去來”的方式想象北京，作為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去美多年後再回到北京，那些京腔京韻已然消失。1999—2007年的八年時間裡，馮唐他出版了關于北京的三部作品，《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萬物生長》《北京北京》。“三部小說共有一個場景，主人公秋水和他的朋友在燕雀樓門口的人行道上喝啤酒。喝醉，罵人，憶往，鋪着塑料布的桌上杯盤狼藉，秋水開始回憶他的往日。

在這些關于北京的小說中，總有兩個岔道，一條通往少年時代/荒唐歲月，這裡有美好的青春愛情；另一端則是成年以後的北京城，朋友暴死，初戀嫁為他人婦，主人公成為跨國公司經理。正是在兩條時光隧道裡，嵌着兩個北京的面向：一個浩浩蕩蕩充滿着大大的拆字，有甜汽水防空洞自行車胡同；而另一個則高樓林立車聲鼎沸。”馮唐書寫北京的路徑與其它作家有何不同？作為沒有沉重曆史記憶的人，他以一種巨變書寫另一種巨變，一種感懷書寫另一種感懷。

馮唐

書寫北京，書寫一個人與世界的關系

京味文學的固定概念，常常使人拘囿于北京人寫北京的認知。其實，以外地人視角書寫北京，會為北京文學帶來意想不到的活力，以及生氣勃勃的氣息。作為從青年時代進入北京的寫作者，邱華棟視北京為夢想的發源地。在他眼裡，北京是“夢想的培養基”，它“适合各種夢想像植物和細菌那樣的東西，在這樣的培養基上茂盛地生長”。因此，北京在他的筆下是敞開懷抱的，是接納與包容的，是令人驚訝的和令人興奮的，而絕不是陳舊的、封閉的。

事實上，這位作家賦予北京以新鮮與新異之氣。也于是，在《環境戲劇人》《哭泣遊戲》《時裝人》等作品中，邱華棟為讀者書寫了一個極有活力和生機的北京，也塑造了一系列“拉斯蒂涅”式的外省青年形象。在這裡，無數青年渴望夢想成真，許多商業大佬淘取第一桶金并寫下傳奇；在這裡，有各種各樣的文藝愛好者，林林總總的新北京人；他筆下也許并沒有那麼多關于老北京的風土人情，但卻是切切實實、熱氣騰騰的北京生活。當然，這個北京，這既是帶給人發展機會的北京，也是帶給人巨大生存壓力和精神焦慮的所在。

同樣作為外地人的書寫者，北京對于徐則臣恐怕首先意味着速度，“在北京都得小跑着生活，慢了就要受指針的罪，那家夥比刀鋒利，攔腰撞上咔嚓一下人就廢了”。在《跑步穿過中關村》中，徐則臣也以“跑步穿過”寫出了奔波感，那是陌生的北京，那是低微的、外來的、讨生活者眼中的北京。在《重構人與城的文學想象》一文中我曾經寫過，對于北京城裡特殊人群的關注使徐則臣的北京書寫“脫穎而出”：“他的中短篇小說序列揭示着這個時代社會文化中被我們秘而不宣的那部分特質。——那是關于過上好日子而努力向上的生活狀态、是關于底層向上層流動的執着的探求。經由這樣的人物系列，他的筆下顯現出了與老舍那京腔京韻完全迥異、與王朔式京城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學想象。那是作為美好願景的北京，那是作為攀比對象的北京，是作為奮鬥目标的北京，是作為各種欲望攪拌器和巨大陰影存在的北京……關于北京的想象、傳說，與許多在黑暗中奔跑着的族群一道，構建了徐則臣關于人與城的陌生想象。”

在徐則臣這裡，書寫北京，不是書寫與故鄉的關系，而是書寫一個人與世界的關系。

徐則臣

“京味”不能隻是作為一種腔調存在

初登文壇，石一楓小說被視為有濃郁的“京味”，其作品也一度被研究者拿來與王朔作品相比較。但随後，他的寫作發生了改變。在與青年讀者交流中，石一楓提到他的寫作之轉變在于，“在新文學傳統上多想一步”，并講述了他對北京話的認知，“北京話我覺得問題就在形象有餘，思辨不足”。石一楓抛開了北京話，而認識到老舍之所以是老舍，不僅僅在于他書寫了北京人與北京生活。“再說回到那些京味文學的經典作品中去，我們也應該意識到老舍之所以是老舍，并非僅僅因為他寫了小羊圈胡同和一群形态各異的老市民，更是因為他所觸及的往往是一個時代最主要、最無法回避的社會曆史問題：階級分化、民族救亡、舊時代的消失與新時代的來臨。”

思考與寫作往往是同步的，在《世間已無陳金芳》《地球之眼》《心靈外史》《特别能戰鬥》中，北京城及北京氣息不再是石一楓作品中着重挖掘和面對的，而變動之下的巨型城市裡，人及其精神世界的變化才是他的興趣所在，由此，他的寫作氣象一新。在這位作家那裡，北京話固然有吸引力，如何寫出人與時代命運的休戚感則更為重要，“作為一個特殊的城市，這裡的人和故事天生與時代的走向息息相關并且可以成為一個國家命運最典型的代表，也許這才是北京對于作家而言最重要的資源。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京味’如果隻是作為一種腔調存在，其意義也就不那麼重要了，而足夠寬廣、深邃和具有總體性的視野和眼界，才是這個地方文學風貌的價值所在”。

石一楓的這些看法讓人再次想到本文最初談到的老舍對北平話的思考，老舍說他所使用的其實是稍稍矯正過的北平話。在其他語言映照之下，他發現了北平話的缺陷，“特别是在腔調上，有些太飄浮的地方”。某種意義上，老舍對北京話的清醒認知以及他對北京話的努力改造應該被視為京味文學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北京文學的發展而言，如何書寫北京是一個挑戰，而如何尋找到與作家理解更匹配的表達方式也同等重要。北京文學20年來的新聲與新變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在文學世界裡，語言是重要而微妙的存在。真正的寫作從不隻是某種語言的收錄機——當語言被書寫，它必然要帶着作家本人的體溫、骨血、内分泌，以及認識世界的角度和方法。推翻、認取、淘洗、改造，不屈不撓地與陳詞濫調搏鬥，使漢語永遠葆有某種生機與活力，是一位優秀作家的真正職責所在。

本文節選自《“京味”的新聲與新變》，小标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 | 張莉

摘編 | 嚴步耕編輯 | 安也、王青

校對 | 陳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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