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這套書，是我1959年9月6日從天祥書店，以八毛錢的低價買到的。該書為書套為瓦藍色布面，楷體“文心雕龍”題字，印有：上海文瑞樓印行，共四冊，扉頁正中“文心雕龍”書名，右上方印有：梁劉舍人先生著；左下吳興家魯題，反面豎寫：上海、文瑞、樓印。

次戊年秋九月，北平黃叔琳題寫序言稱：“文心雕龍——— 書蓋藝苑之秘寶”，“包羅群籍，多所折衷”，“文章利病，抉擇靡遺”，又說明版本沿襲過程，以及校勘者的經曆與遺憾。特别列出“刊印六條”。并附錄《南史》：《劉勰傳》說，“勰早孤，笃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雲，于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随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欤，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欲取定于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于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幾案”，“勰為文長于佛理”雲雲。

由此可知，劉勰的《文心雕龍》寫作，一是與他的身世經曆有關，二是與時代名家推崇有關，其三，還與他深研佛典，不無關涉。書卷裡，特别标出元代多位參與校勘學者的名單，專列于書前，如楊慎、朱謀煒、王一言等34人，清代大學士紀昀，還對該書給以點評，做了大量眉批與校正，紀昀不但是大編輯家，更是一位大作家。他對劉勰的創作理論能悉心領悟，所以能作出切實、準當的評價，這是我今天閱讀此書深以為然的一點發現。

在《原道第一篇》開首，紀昀寫道：“自漢以來，論文者罕能及此，彥和以此發端，所見在六朝文士之上。文以載道明其當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識其本，乃不遂其末。首揭文體之尊，所以截斷衆流”。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評價。“罕能及此”，領袖“六朝文士”，不能再高。然他的理論，道理分明，依然肩起“文以載道”的大旗，誰也不好颠覆，不好抗違。至此，也就“截斷衆流”，力挽了狂瀾。

然而，劉勰的“制高點”隻是六朝以往，所以，局限性自在，這都被紀曉岚抓住。因此，他就不斷借題發揮，找些瑕疵，勉不了賣弄一下“學問”。

比如，《徴聖第二》在書眉立批，說：“此篇卻是裝點門面，推倒究極仍是宗經”，一語道破，接着又說“這一篇”，寫與不寫，“無關緊要”，但無大礙。《總術第四十四》批曰：“此篇文有訛，誤，語多難解”。

又如，《史傳第十六》眉批曰：“彥和妙解文理而史事非其當行，此篇文句特煩，而約略依稀無甚高論，特敷衍以足數行，學者欲析源流，有劉子元書在”，基本沒給面子，這便是大學士的一貫風度。再如《諸子第十七》紀昀也不認同劉勰的看法，他批語：“此亦泛述成篇，不見發明”，發明者，發現也，這點說對了，劉對諸子的評價過于平淡，新意是少了一點，紀昀說得好：“蓋子書之文又各自一家”，才是事實。風格各異，不僅在内容，還在形式上。

關于創作規律的研究，劉自有獨到處。如《隐秀第四十》，于此，紀昀也深贊同，激賞。他批曰：“純任自然，彥和之宗旨，即千古之定論”；又《神思第二十六》劉勰對創作的整個過程，都有精彩描述，對此，紀昀批道：“甘苦之言，虛靜二字，妙入微茫”，接着又說：“詞人所心苦而不能言者，被君直指其所以然；意在遊心，虛靜則勝理自解，興象自生所謂自然之文也，而無務苦慮不必勞情”。紀昀之感觸和劉勰一緻。對《麗詞第十三》紀昀認為“精論不磨”，特别在齊梁，尤是中的之論，“千古不能廢”。還有，他對《體性篇》、《定勢篇》、《情采篇》，《镕裁篇》都一一評點，不肯放過，贊賞有加。由此可知，他深得創作甘苦，能設身處地，悉心領會：“觀時序篇此書蓋成于齊末，彥和入梁乃仕，故郁郁乃爾。”

說到《文心雕龍》，近代對于它的研究，不能不提到詹鍈先生。他是我讀書時的古典文學老師，唐詩之外特别為我們開過《文心雕龍》專題課，後來他曾到美國的耶魯、哈佛做訪問學者，為高年級作《文心雕龍》專題講授。在此基礎上寫成《劉勰與》，由中華書局出版。他在給我們講《隐秀》篇時，已對《文心雕龍》的風格學作過深入究索，即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不久寫成中國第一部研究《文心雕龍》風格學的專著———《的風格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出版。這是用西方現代美學觀點研究《文心雕龍》，并建構起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開創了文心雕龍研究的新領域。如果說，這部書隻是先生研究上的局部突破，那麼，他晚年畢其功于一役、傾注大量心血結出的巨大碩果———《文心雕龍義證》，煌煌130萬言，則完全是用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研究的非凡成就。學術界已有崇高評價。可以肯定，先生對《文心雕龍》研究的貢獻與影響，已載入史冊，鮮有人比肩。（楊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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