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來的人流，讓一些大理本地人崩潰了。“救救我，我一個本地人搶不到早飯。”“打車打不到，買奶茶買不到，我都不敢出去吃飯，生怕排不到，那天去大理古城，差點給我擠溝裡。”

文 | 徐晴 曾詩雅

編輯 | 金匝

運營 | 繪螢

一成驚訝地發現，一座城市，竟然可以在短短一周内，從極度冷清變得極度熱鬧。

7月中旬，為了躲避酷暑，他從杭州來大理休年假。初到大理時，遊客不算多，他走在大理街頭，能看到一些餐廳還關着門，有民宿門上貼着“轉讓”兩個大字，還有一些幹脆不做了，用1000塊錢一個月的價格長租出去。

隻是一周後，情形就完全颠倒了。那天早晨，他剛從酒店走上大理街頭，烏泱泱的人群就把他吓了一跳——獨行的遊客，挽着手的情侶，帶着老人、小孩一起出遊的家庭，連舉着小旗、吹着哨子、浩浩蕩蕩的旅行團都久違地出現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這些人是怎麼在一夜之間冒出來的。走到哪兒，哪兒就在排隊，剛踏進餐館，他被直接告知：“已經排滿了，不用等了。”古城的路擁擠得像杭州早高峰的地鐵，“誰能想到，過個馬路，我能擠出一身汗？”

到了夜裡，熱鬧還沒有散開，大理知名景點三月街放起煙花，照亮了密密匝匝的人群。年輕人詹達站在街頭，掏出手機對着煙花拍了一會兒，又拉到人群：“全是人！”他忍不住抱怨道。這是他待在大理的第三年，7月23日這天，三月街火把節，他第一次在大理見到了洶湧的人潮。

有人調侃，這個夏天，全中國幾乎一半的人去了雲南，這其中幾乎一半的人去了大理，以至于木木最終選擇“逃離”大理，錯開高峰。她是一名網文作者，為了采風，在6月中旬來這裡旅居一個月。她見證了遊客湧向大理的時間，“應該是7月”，暑假和人潮一起到來。

▲ 夜晚的古城，人頭攢動。圖 / 受訪者提供

感受最明顯的是交通：剛來大理時，木木打車還不需要排隊，兩分鐘内一定會有司機接單；到了7月初，變成了排隊幾十人；7月15日，已經離開大理的她，收到一位留在大理的朋友的吐槽：“今天打車，排隊的有一百多人。”也是在那一天，木木住的那間民宿的老闆高興地宣布，所有的房間全部被訂完了。

面對湧來的人潮，丹妮喜憂參半。她之前是一名酒店行業從業者，在2020年和愛人一起來大理，也開了一家民宿，自此就是一段長久的沉寂期。現在，熱鬧回來了，“從沒有在大理看到過這麼多人”，但整座城市并沒有做足準備。民宿的一位客人，因為打不到車，在民宿裡待了快一整天，下午四點才步行去附近逛了逛。還有的客人出去玩回不來，實在沒辦法，丹妮隻能讓愛人開車幫忙接回來。她還眼看着周圍的民宿價格飛漲，幾十元的漲到幾百元，400元的漲到1600元，1000元的漲到4000多元。

江蘇人朱哲2021年來大理“抄底”民宿，簽了12年的合同，前三年的年租金都是7萬元，這個價格，是疫情前的一半。就在這個月，他突然陷入忙碌，14間客房全部被訂滿，“幹洗公司來收毛巾，完全收不過來，打掃房間的阿姨檔期也排滿了，老闆們撸起袖子開始自己幹”。客人太多了，他加了一個客棧老闆的微信群，直到夜裡12點，還有人在群裡幫客人找住的地方。

5月份，大理最冷清的時候，丹妮的愛人曾經勸另一位朋友“抄底”，來大理投資民宿，朋友磨蹭了兩個月，沒有買，現在“腸子都悔青了”。還有一家民宿5月份裝修，本來可以7月裝完，也是步調慢了一些，現在還沒有開業，那位老闆感慨，有些錢就不該自己去賺。

除去古城一帶的民宿，大理人最多的地方，就是蒼山洱海，而蒼山洱海，最近也變成了“人山人海”。

一成聽在蒼山景區做志願者的朋友說起，景區會統計遊客數量，最近，遊客從每天一百人飙升到了一萬人，索道外面排起好幾百米的長隊，上山排隊兩小時，下山排隊一小時。丹妮的愛人有一天路過蒼山，發現“兩年都沒見過的馬被牽出來了”，面對數量龐大的遊人，它們生疏并疲憊，景區裡遍布新鮮的馬糞，不遠處，長長的隊伍忍着臭味，仍然在排隊。

7月下旬，全職攝影師蔓蔓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洱海的龍龛碼頭，一到附近，眼前全是提着白婚紗的新人，從清晨到晚上，總有人在這裡取景拍照，早上拍日出，天黑了放煙花，碼頭沒有閑着的時候。

洱海邊上還有一個著名的打卡地，大家稱之為“S彎”，彎道左邊是洱海，右邊有一座白色的房子，遊客站過去拍照，有一種小清新、日系的氛圍。這些天，彎道上永遠站滿了人，蔓蔓吐槽：“全是人，找不到彎在哪兒。”在社交平台上搜索“S彎”，點贊最高的帖子是：如何把彎道背景上的其他遊客摳掉。

突如其來的人流，也讓一些大理本地人也崩潰了。“救救我，我一個本地人搶不到早飯。”“打車打不到，買奶茶買不到，我都不敢出去吃飯，生怕排不到，那天去大理古城，差點給我擠溝裡”。為了防止擁堵，本地人甚至主動放棄了開車和打車，改騎電動車出門。

▲ 突然爆滿的大理。圖 / 受訪者提供

一成來大理，是為了尋找一種抽離日常的生活。

他在一家以卷著稱的互聯網公司工作，在公司待得久了，走路會變快，語速會變快，對時間的利用也會到“極緻”，晚上11點，他還得拉着大家開一天中的最後一個組會。

但大理不一樣，在一成心中，它代表着一種“慢”。在大理，沒有人會問“幾點了”，也沒有人做計劃，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規劃。他喜歡洱海，帶一杯咖啡坐在洱海邊，看着藍色的天映着藍色的水，蓬松的白雲在天上飄，時間就好像在這一刻靜止了。

▲ 壯麗的蒼山洱海。圖 / 視覺中國

這裡幾乎算得上是他的精神家園，從2007年到現在的15年裡，他已經來過大理二十多次，但他最想念的，還是疫情前的大理。他覺得那時的大理，處于一種“想熱鬧可以去熱鬧的地方，想冷清也可以去冷清的地方”的狀态，從各個地方湧來的人們，讓他體會到了一種烏托邦式的社區氛圍。

相比其他旅遊城市，大理自有一種獨特——景區與生活區并沒有完全隔離開，本地人跟遊客可以在同一個空間裡相遇，古城的街道附近散布着民居，也散布着民宿、餐廳、酒吧、咖啡館、烘焙店，這些有人流就能運轉的産業，能滿足遊客的消費需求，也能支撐起文藝青年們成本并不高的生活。丹妮說，大理的很多景區和民宿會招募志願者來工作，為他們提供食宿，不少人剛來大理，也會選擇去古城擺攤，或是到咖啡館打工來維持生計。

但在疫情發生後的這些日子裡，大理的熱鬧與冷清都非常極端，烏托邦式的氛圍也逐漸沉寂。

最先受損的，是那些開了店的老闆。詹達在2019年10月來大理常住，熱鬧的記憶隻持續了兩個多月，之後的兩年裡，盡是無可奈何的荒誕。

一位開民宿的朋友，曾經把大床房的價格壓到二十多元一晚，依然沒有人住。開酒吧的朋友眼瞅着客人太少，請來“群演”湊熱鬧，參演的人，正是那些沒有生意的民宿老闆們。“群演”的工資在50-100元不等，但大家覺得，“蒼蠅腿也是肉”。除了做“群演”，民宿老闆們被“分流”，有的去擺地攤，有的去開網約車，詹達還記得，一位朋友去租車，車行的人一眼就看穿：“很多民宿老闆都過來跑滴滴了。”

丹妮對今年的五一印象深刻，大家都以為，小長假大理會迎來一波遊客，她認識的一個手握3個院子、十幾個房間的民宿老闆，為此一下招了4個管家，但最後，管家們都沒咋派上用場，上個月再問，4個管家就剩一位了。她記得，五一那天，大理降溫了，體感溫度隻有17度左右，還下了雨，走在古城的路上，一個人都看不到，“心比天還冷”。很多人倒在黎明之前最黑暗的時刻，民宿的裝修費和購置的物品都不要了，直接把房子還給房東。

本地人的生活也沒有好到哪裡去，木木記得大理古城的6月，不是暴曬就是暴雨，“街上編辮子的阿婆比遊客都多”。有一回，三個阿婆圍着她和朋友說：“我們三個可以一起幫你們編辮子。”她們砍價到20元，阿婆們面露難色地請求：“能不能多給我們一塊錢，不然我們三個人不好分。”

那些工作相對靈活的人同樣受到了沖擊。導遊小王一度轉行，他在旅遊公司沒有底薪，帶了遊客才有收入，有好幾個月，他的收入是零。同事們都離開了大理，去做銷售、中介，他也買了個小推車，到古城賣地方特色小飾品，收入微薄。他跟女朋友本來打算結婚，考慮到籌備婚禮、買婚房都要花錢，婚期遲遲定不下來。

因為有山有水，大理曾是最熱門的婚紗照拍攝地之一，有至少30家高端定制婚禮的企業、70家婚紗攝影工作室開在這裡。疫情之前，洱海生态廊道附近每天有近600對情侶在拍婚紗照。但在今年3月，攝影師蔓蔓一個月隻能接到零星的單子，一個月工作不到十天，她問了曾經工作過的婚紗攝影店鋪，單量跟她一樣少。

日子總還要過下去。整個上半年，詹達生活的常态是，跟無所事事的人們聚在一起，一起玩桌遊、露營、組隊采菌子，騎電瓶車環遊洱海。但無論白天笑得多麼開懷，深夜打開他們的朋友圈，看到的全是失落和苦悶。堅持不下去的人太多了，這兩年多，詹達目睹了很多人離開大理，有民宿老闆、導遊、攝影師，以及文藝青年們。

在小紅書上，一位年輕的攝影師說自己在2016年6月定居大理，又在2020年6月離開，“就像讀了個本科”。她覺得，在大理生活，最大的難題是如何賺錢，在一個重度依賴旅遊業的城市，能做的生意，都與遊客相關，比如客棧、旅拍、餐飲，競争之大超乎想象，疫情又給這個行業增加了極大的不确定性。她一度覺得，大理不适合長久居住，得先去大城市賺錢，賺夠了再回來。

▲ 6月時，空蕩蕩、沒有遊客的大理古城。圖 / 受訪者提供

時間回到這個夏天，詹達發現，最近已經很難見到那些開民宿的朋友們了。大家都“忙到飛起”，從前他們的朋友圈多是表達emo的心情，現在全換成攬客的話術，并附上溫馨提示：“要提前訂房哦，晚了就沒了。”

大理和雲南都在複蘇：整個7月，大理預計将接待超600萬遊客；2022年上半年，雲南共接待遊客3.59億人，達到了2019年同期的89.8%。

這份熱鬧與雲南防疫政策變得寬松有直接的關系。自從工信部6月29日公布行程碼“摘星”，來雲南的遊客不需要隔離7天，也沒有了複雜的報備手續，3天做2次核酸就可以了。從7月19日起，大理還提供免費核酸，38個免費核酸檢測點遍布在城市的不同角落。

另一個原因，是大理的火把節。之前兩年因為疫情，大理并沒有舉辦火把節，一年一度的節日變成了三年一度，也顯得格外珍貴。詹達已經感受到人們慶祝節日的熱情。7月22日晚上，位于野豬林的一家農莊舉辦了小火把節活動，成群的遊客被吸引過來，因為人太多，進村的馬路被車輛與人群堵死。組織方沒辦法，告訴詹達他們，上一撥人離開後，下一撥才能進入。

▲ 熱鬧的火把節。圖 / 視覺中國

在這個可能是史上最熱的夏天，人們能去的地方是有限的，涼爽且防疫政策寬松的，隻有那麼幾個，以至于“全國一半的人去了新疆，一半的人跑到雲南”。一成來之前，杭州熱得像個巨型桑拿房，有人買了生雞蛋，拿回家已經變成了半凝固的“溫泉蛋”。但大理氣候宜人，全年平均氣溫在11-22℃之間。來了大理，他才發現，有許多和他口音相似的江浙滬人來避暑，其次是帶着保姆出遊的家庭，當然，還有孩子來參加各類夏令營。

除了這些原因，去大理的理由本就是數不盡的。比如高性價比，相比新疆，來這裡的旅程更短、更便利，相比海南，這裡的物價又更低廉；又比如詩意的風景，下關的風，上關的花，蒼山的雪和洱海的月。

萦繞在大理空氣裡的閑适、靜谧，足以讓來到這裡的人們有一場心靈的休憩。幾乎每個夜晚，木木都要爬到民宿的屋頂，看頭頂上漫天的星空，牛郎星、織女星，還有小熊星座都異常清晰，“我甚至可以看見牛郎星、織女星中間隔的那一道銀河”。

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大理還寬容地接納了那些被工作、分手、疫情或是裁員傷透了心的人們，“安撫”他們的靈魂。

一成在大理時的鄰居經曆了北京教培行業的震蕩，拿到一筆裁員賠償之後，來大理休整身心。大理一個月1000塊的房租、每個月不到3000元的生活成本在最大程度上撫慰了他，他每天跑步，閑逛，焦慮成了一個陌生詞彙。

去洱海之前，家住嘉興的木木經曆了一段長時間的居家隔離生活，日常就是對着牆壁、手機和電腦。她陷在一個信息繭房裡，每天充斥着各類消息，讓她惶恐不安，但這些情緒在她爬上大理的那個屋頂後都消散了。在大理的那一個月，木木在一家咖啡店給自己辦了卡，她時常抱着電腦找到一張舒适的椅子，等思路開闊，就把鍵盤敲得像驟雨打在橫梁木上。

除了短暫駐足的遊客，願意落腳大理的年輕人也回來了。

前紀錄片行業從業者唐雪丹，将大理稱為“大理福尼亞”，因為“與四季充滿陽光、愛和鮮花的加州一樣，都是熱愛自由與流浪的嬉皮士的聖地”。這是不少文藝青年心之所向的地方，“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人在大理落腳紮根，開客棧的、搞音樂的、做藝術的、旅行的、寫書的，或者什麼也不幹隻是随便晃蕩的”。

被“大理福尼亞”的氣息吸引，總有新鮮的年輕面孔出現在大理，一茬接着一茬。蔓蔓說，上一波文藝青年走了，以留學生為代表的“數字遊民”來了。前幾個月，一走進咖啡館，聊天時往外蹦英文的人變多了，經常聽到有人說“我之前在德國讀書的時候”“之前在美國的時候”，另一個人接話：“哦，我也去過。”

還有那些财務自由、來大理“候鳥式養老”的人。木木住的民宿老闆的媽媽，是一位退休的女教師，一年拍了四百多個短視頻，記錄自己學畫畫、學紮染、學吉他的日常。丹妮也是如此，她把北京的房子租出去，舉家搬到了大理，計劃在這裡以民宿為依托，度過後半生。

蔓蔓還曾看到一群人，在寺廟附近流浪，白天吃寺廟的免費齋飯，晚上就睡在帳篷裡，天氣好的時候，他們拿着毛筆蘸水在地上寫字，等字迹幹透，再寫一遍——同樣地，大理又重新托起了他們的“無用”。

▲ 圖 / 受訪者提供

文章為每日人物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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