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寶堂老師

崔寶堂，字石山，号金竹園主人，漢族，1956年12月出生于青銅器之鄉寶雞市。供職于中國人民銀行西安分行。高級經濟師，國家一級美術師。師從當代篆書大師劉自犢先生。

現任中國書法家協會刻字研究會委員兼刻字評審委員，國際刻字聯盟副秘書長，陝西省文史研究館研究員，中國金融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人民銀行書法協會副主席，陝西省書法院副院長。

草篆是篆書的發展方向

文|崔寶堂

戰國是漢字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也是古文字書寫變化的重要時期。以秦國為代表、秦文化為基礎的北方漢字向着字體規範化和書寫規則化，莊重、敦厚、堅實方向發展；而以楚國為代表、楚文化為基礎的南方漢字向着實用、快捷、靈動、秀美方向發展。所以，這個時期的楚篆既具有商周金文大篆向秦漢隸書轉折期的風格，更具有“草篆”的特性。較有代表性的楚簡包括信陽楚簡、郭店楚簡、包山楚簡等，對于古篆到隸書的發展過渡起了重要的作用。

“草篆”和篆書最大的區别就是去掉了很多圓轉運筆而改為方筆，變弧線為直線，使書寫速度明顯加快。于是秦始皇統一文字，就是順應時代快節奏發展的趨勢，并統一使用偏旁部首，形成規範化結體和快節奏書寫。而且當漢字進入毛筆書寫階段以後，草篆寫法與規範化的篆書寫法相比，又出現兩個新特點：一是從結構上看，打破了中心對稱和中軸對稱的規矩，筆畫結構比較自由，任意發揮的随意性較大；二是從線條質量上看，中鋒運筆、逆入平出的行筆規則被颠覆，從而造成結構渙散、線條不勻、運筆徐遲變化大的感覺。正如趙宦光在《寒山帚談》中所說：“字須結束，不可渙散；須自然，不可勉然。各自成像而結束者，自然也；曲直避讓而結束者，勉然也。若夫交錯紛拿而結束者，妖邪野狐，無足道也（《帚談·格調》）”。從這裡可以看出，雖然趙宦光創立了“草篆”的概念并予以實踐，但他對草篆的“勉然”之處還是持否定态度的。換言之，他認為從藝術規律上看，從美學角度看，即使草篆寫成了，也會美中不足的。

到目前為止，書法界乃至文字考古界鮮有關于草篆的準确的定性和完整的書論，亦缺少系統的大幅的公認一緻的草篆作品，主要原因有三點：1、絕大多數篆字本體是以中心對稱和中軸對稱的基本原理和思維理念而構成的，而古代書寫者書寫時又是中規中矩，将寫字看作嚴肅神聖之事；2、從大篆字體形成到以小篆形式統一文字的千餘年間，文字進化并不是很快，書寫手段也不多，雖然我們不知道古人如何書寫，但從出土文物留下來的鑄造镌刻文字，就反映了這種速度和趨勢；3、即使我們視《散氏盤》之類為草篆，也隻是我們以現代人的眼光判定，而并無當時如此界定的文獻，所以，在篆字時代無草篆稱謂就合情合理。

那麼，即使遍尋周秦以降文獻典籍，有關草篆的論述也是雞零狗碎，鳳毛麟角，因此，我們隻能認為“草篆”是在手寫過程中無意間“制造”出來的，而這種篆文因實用之需，書寫時運筆較快，不少筆畫出于“草率”，往往在起筆或收勢時帶出了無意識的拖筆痕迹，也因此，我們隻能從曆代賢人論著中去搜尋相關的一鱗半爪──

之一，東漢書法家蔡邕從刷牆工匠用掃白粉的帚寫字得到啟發，創造了“飛白書”，這種書體筆畫中絲絲露白，似用枯筆寫成，“妙有絕倫，動合神功”，被後人牽強附會稱為“草篆”。但蔡邕本人卻仍然對此未作定論：“何草篆之足冥，而斯文之未宣”。

之二，以秦代文字為例，商鞅變法時所造“商鞅方升”上的銘文十分工整，繼承了西周以來的傳統篆字，而同時期的“大良造鞅鐓”（見附圖）上的刻款卻很草率，我們權且将此歸于“草篆”，但這種“草篆”卻是“草率而為”的結果。

之三，湖北省江陵縣鳳凰山秦墓出土的秦昭王時期的兩枚玉印，印文均為“泠賢”二字，其中一枚為小篆，一枚則為草篆，近于隸書，“泠”字偏旁不從篆字“水”而作“三點水”。

之四，朱謀垔（yin）《續史書會要》稱“宦光笃意倉、史之學，創作草篆，蓋原《天玺碑》而小變焉”。該書寫改變了依筆勢作婉轉的篆書筆法，不僅圓轉處改以方折，且運筆真率出鋒，點畫有草意故曰“草篆”。

之五，趙宦光在《寒山帚談》之《帚談•學力》中說：“餘不能真草而能古篆，即方丈一筆，自顧得意，至若以飛白作篆體，即上古不可得，後代不可知，自秦斯下，居然不可讓人，試為拈按，知餘言之不妄”。實際上從他的言語中不難看出，他對自己作為“草篆”創始人的地位是沾沾自喜、自鳴得意的。

之六，趙宦光之子趙均在《金石林•緒論》裡更具體而客觀地給草篆下了這樣的定義：草篆“一曰飛白，篆貌隸骨，雜古今之法，勉作草篆，為器所使，自我作之，不得不然也”。就是說，草篆從造型而言，既有篆書之面貌和氣質，又有隸書之構架和風骨，運筆節奏又快；篆書和隸書夾雜使用，楷法和草法并行，這種古篆字的書寫方法（或者隻是一種用筆和運筆技法），是寫作者自己的一種寫作習慣，是不得已而為之，終構不成一種書體。

之七，清代學者黃子高《再續三十五舉》中說：“古無草篆之名，有之，自趙寒山（宦光）始”。他認為草篆就是解散正統的篆書結體，讓其自由粗率地變化，僅具有草書的意趣而已。

之八，清代文學家劉熙載在《藝概》中說：“漢《祀三公山碑》中‘屢’字，下半帶行草之勢”。這個“屢”字我們或可稱之為草篆。

有本（金融）系統藝友喜好草書，欲對篆書可否草寫作些探究，又以為餘數十年研習古篆，或可詳解其中要義，孰不知餘多年研探方向，是遵從先師遲齋遺訓，潛心于古篆文字的深度解構，緻力于古篆書法的美化造型，以及傾情于大篆為基、小篆為用的技法創作。對于草篆或者說篆字草書化問題并未作專門研究，所以僅就自己認識所及，歸理思緒，草成此文，并得出一家之言如下：

（一）古篆書所存在和使用的千餘年間，并無草篆之稱謂，系後人在認知和實踐基礎上所創造，且未完全形成所謂“草篆體”。真正可以認可的創立“草篆”的人物是明代趙宦光，也隻有他對“草篆”有過系統論述即《寒山帚談》，同時在實踐方面做過探讨（見附圖），雖不是開宗立派，卻也是有意而為之。其他之前或之後出現的所謂“草篆”，是名副其實的“草率而為”。

（二）書法是藝術，藝術有規律，篆書藝術亦然。既然古篆藝術已經由于書寫速度和書寫材質的原因，導緻篆書草寫或者向着草書化方向發展，并在明清以來有了趨同的意見，那麼我們以為，“草篆”一說将會被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和實踐者所認識認知，這也是認識論的勝利。

摘自力邦藝術港

（三）藝術以當随時代，認識應與時俱進。既然古代物質進化論者能創造出驢馬結合之于騾子，當今獅子與老虎結合出了獅虎獸，更有借助高科技産生了“太空生物”，培育出了“轉基因食品”，那麼，古篆藝術在現代藝術家們的豐富想象和大膽實踐後，創造出全新的、又不失古篆本體特征的草篆書體也未嘗不可。隻是要借此提醒有意者諸君，在符合法度和規範的前提下當然可以“法無定法”；如果偏離甚或背離藝術規律，搞離經叛道、标新立異式的“藝術創新”，可能會走火入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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