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總人口數連續11年下降。

4月15日，日本政府公布數據顯示，2021年10月日本總人口數（包括在日外國人）下降64.4萬人，為有記錄以來下降最多的一次。其中，老齡化人口占比創下新高，年輕人口則刷新最低紀錄。

這些數據再次為日本社會的老齡化和少子化問題敲響警鐘。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胡澎曾撰文指出，少子化與老齡化相互拖累，惡性循環，其帶來的危害已成為日本國家發展道路上的最大阻礙，以至于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将少子老齡化稱為“國難”。

日本的少子老齡化危機

今年27歲、居住于東京的光田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稱，他非常珍視獨處的時間，且結婚生子耗費過多，因此他不願意結婚。

光田的回答也印證了日本财團2018年針對年輕人婚戀觀的民調結果。根據該調查，日本年輕人不願意結婚的原因首位為“一個人生活比較輕松、沒有約束”，而位列第二的則是“想把時間和金錢花在自己身上”，而不願意談戀愛的原因前兩個為“比起談戀愛，興趣愛好更加重要”和“喜歡一個人待着”。

在經濟問題的影響下，也有不少日本年輕人并非不想結婚，而是不能結婚。

今年33歲、居住于京都的單身男性山下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說道，他很多30歲至40歲年齡段的朋友至今單身，其實他們也想結婚，但因為種種原因都最終沒能結婚。山下本人也有結婚的意願，但是他對生活的焦慮不安和經濟問題使他一直都沒有成婚。

山下面臨的情形并非特例，對未來經濟不穩定的焦慮，是日本年輕人想要結婚而不得的一個重要的“絆腳石”。

而年輕人結婚意願的降低是日本人口減少的重要原因。

根據日本總務省數據，2021年日本人口減少64.4萬人，死亡人數比出生人數多60.9萬人，且遷離日本的人數比遷入人數多3.5萬人，日本首次出現人口外流現象，居住在日本的外國人數也減少2.5萬人。總體而言，日本人口下降的數量比去年增加10萬人。

日本2010年10月至2021年10月人口數目。 日本總務省官網截圖

地域上，除了沖繩縣外，日本各地人口均呈下降趨勢，大阪跌幅最大，東京人口數量則在26年來首次下降，其他近年來人口穩步上漲的地區（包括千葉、福岡、埼玉和神奈川）也面臨相似情形。

日本《住民基本台賬》統計顯示，2021年，遷入東京人口數比遷出人數少，即東京出現人口外流現象。《日本時報》援引專家的話稱，在新冠疫情下，遠程工作人數增加，搬進首都的人數越來越少，人口從東京都向其他地區流動。

日本國内各年齡段群體的數目統計都刷新了紀錄，少子老齡化問題再次浮出水面。2021年，日本15歲-64歲的人群占比創曆史新低，僅有59.4%，而65歲以上人群占比則刷新最高紀錄，為28.9%，14歲及以下的人群刷新最低紀錄，僅為11.8%。

目前，日本政府還沒有公布與少子化息息相關的另一重要指标——總和生育率（總和生育率通過出生人口數量與育齡婦女數量之比計算得出，即平均每對夫婦生育的子女數）。但2020年，日本總和出生率已經跌至1.34，《日本經濟新聞》報道也推測稱，2021年日本總和生育率會進一步下降。

據新華社報道，國際上通常認為，總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條“高度敏感警戒線”，一旦降至1.5以下，就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

而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數據，自1995年日本總和生育率跌至1.5後，26年來該數據一直維持在1.5以下。

日本自第二次嬰兒潮後，總和生育率不斷降低，1989年跌至1.57 ，接近人口失衡的警戒線，給日本帶來了極大的沖擊。1990年，“1.57沖擊”占據了幾乎所有日本新聞媒體的頭條。1990年後，日本總和生育率仍不斷下降。

都是疫情惹的禍？

實際上，日本的少子化危機由來已久。

少子化意為新生人口數量減少、幼年人口比例持續減少的現象，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1992年的日本《國民生活白皮書》中，用以警惕日本社會。如今整整30年過去了，日本在少子老齡化困境面前仍然進退維谷。

人們不禁要問：日本人為什麼不願意結婚生子？

當地時間2019年11月7日，日本新人舉行婚禮。 圖/IC photo

在日媒分析日本人口減少的文章中，不少都将矛頭指向新冠疫情。除了新冠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數外，其帶來的經濟焦慮和人際交往障礙也減少了新生人口數量。

胡澎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也持相似觀點。她表示，新冠疫情下，日本經濟（特别是第三産業）受挫。第三産業内女性勞動者占比較高，收入的減少直接影響到女性的生育意願。另外，在疫情防控緊急狀态以及避免密閉、密集和密切接觸的“三密”政策下，人與人之間的近距離接觸減少，這對年輕異性之間的交往也産生一定負面影響。

不過，日本《東洋經濟周刊》刊文指出，即便新冠疫情有所緩和，民衆生活恢複正常，日本人口仍然不會恢複至穩步增長的狀态。

該文章分析道，新冠疫情緩和後，經濟活動的生産和消費或将恢複到原來的水平，但是，日本現總和生育率持續降低，處于适合生育年齡段的婦女人數減少，少子化現象加重，總人口數不會恢複到原來的水平。因此，“新冠疫情下人口減少無法避免”這種想法過于樂觀且短視。

胡澎表示，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預測分析，日本的少子老齡化現狀還将在一定時期持續，很難從根本上扭轉，即便新冠疫情緩和，日本年輕人的婚姻觀、生育觀似乎很難發生改變，日本人口減少态勢或許不會有太大起色。

“不想婚”與“不能婚”的年輕人

如何打破少子與老齡化的惡性循環？鼓勵生育是其中一個重要環節。然而，這并不容易。

據《東洋經濟周刊》報道，自1990年的“1.57沖擊”以來，日本政府一直采取措施應對總和生育率不斷降低的現狀，30多年來一直以支持育兒一代的政策為核心，但是，這些政策“為時已晚”，狀況仍然沒有好轉。

日本1947年至2016年總和生育率與新生兒數目（圖中合計特殊出生率即為總和生育率）。 圖/日本厚生勞動省

胡澎分析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日本年輕人婚姻觀、人生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轉變。

日本年輕人中向往結婚的人并不多，婚姻觀相對消極。今年年初，以17歲到19歲之間的青年為對象，日本财團對日本、美國、英國等6個國家進行了名為“18歲意識調查”的民調，隻有46.2%的日本青年認為“在本國，人們普遍期待結婚生子”，在6國中比例最低。

同時，在現代化的大背景下，日本社會生活方式更加多元化，其帶來的改變或加劇少子化。

胡澎指出，在日本走向現代化進程中，家庭功能逐漸縮小，不少年輕人認同生活方式的多樣化，不認同戀愛結婚組建家庭是人生必由之路。一部分年輕人生活得比較自我，也比較“宅”，他們覺得結婚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甯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不願與外界産生關聯。

這種生活方式與年輕人的婚姻、人生價值觀互相影響。今年27歲、居住于東京的光田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稱，他非常珍視獨處的時間，且結婚生子耗費過多，因此他不願意結婚。

此外，日本社會存在“寄生單身族”現象。胡澎解釋道，日本社會學家如山田昌弘非常關注不結婚、不找工作、與父母同住的一批年輕人，這一群體被命名為“寄生單身族”。當他們年輕的時候，可能生活得比較輕松自由，與父母同住節省下來的開支用于自己的愛好等，但當這一群體進入中年，而他們的父母進入老年後，便成為了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

日本社會的一些價值觀取向或也導緻年輕人結婚率低。日本社會盛行“閱讀空氣”的說法，即社交場合日本人需要審時度勢，根據“空氣”做出合适的反應，這種社交觀念也影響了男女之間的交往。胡澎稱，在她的觀察中，日本人十分在意别人對自己的看法，為人處事比較謹慎，人與人之間交往比較淡，這也導緻他們在和異性相處時往往不太直白表露情感，也不是很大膽地追求異性。

低婚育率的背後是不景氣的經濟

除了觀念的改變之外，年輕人結婚生育的意願還與日本的經濟發展息息相關。年輕人收入低，部分女性會因為找不到擁有理想收入的伴侶而不願意結婚，而想要結婚的部分日本男性也會因為自身的經濟條件而感到焦慮，想結婚而不能結婚。

目前，日本經濟的發展前景仍然不樂觀。《朝日新聞》報道指出，新冠疫情打擊下，日本經濟仍未恢複。而俄烏沖突下，石油等資源及其他物品的價格上漲，因此受苦的家庭和企業也不少。3月日本央行也曾表示，目前日本經濟雖然仍在複蘇軌道，但其勢頭出現了減弱的現象。

經濟不穩定，年輕人收入低，想要結婚的人口也會減少。胡澎分析道，自日本深陷“泡沫經濟”以來，大量企業會雇傭臨時工和派遣工，這些人居無定所，随時會被遣派到需要勞動力的地方工作數月或數年，這直接影響他們與異性的交往。此外，這些非正規的雇傭勞動者收入低，工作時間長，且沒有獎金，也缺乏上升的空間，因此很難成為女性的結婚對象。

女性的擇偶觀也有所改變，胡澎補充道，在當今女性的發展得到一定程度解放的情況下，不少女性更願意尋找與自己文化或收入水平相當或更高的男性，不想因結婚而降低自己的生活水準。但在經濟發展不景氣的情況下，能滿足其擇偶标準的男性并不多，這也會導緻結婚率低。

人口外流的機遇與挑戰

新冠疫情除了導緻人口減少，還産生了一個重要的影響——人口外流。在2021年的日本人口統計數據中，東京都乃至日本全國人口都出現外流現象。

在新冠疫情下，更多的日本人得以選擇遠程辦公，東京人口也開始向其他地區分流。

此外，受到新冠疫情影響，日本曾至少兩次禁止外國人入境。2021年1月13日，日本前首相菅義偉宣布全面暫停外國人入境。同年11月30日，出于對奧密克戎在日迅速蔓延的擔憂，日本新當選首相岸田文雄禁止所有外國人新入境。除此之外，新冠疫情下日本就業機會減少，也讓更多的外國人選擇離開日本。

當地時間2022年3月14日，日本東京街頭。 圖/IC photo

東京人口減少帶來的更多是積極影響。日媒評論指出，日本的少子化問題主要集中于東京等大城市，所以應當鼓勵東京人口外流發散。

胡澎分析稱，二戰結束後，日本社會的人口流動特征十分明顯，呈現從農村到城市，從小城市到大城市的趨勢，所以日本的經濟圈，如東京都圈、大阪圈集中了許多年輕勞動力，造成大城市人口過于集中，也帶來了大都市病。

長期以來，日本一些地方城市為了吸引年輕人才回流付出了不少努力。有地方城市在車站旁邊建立設備齊全的公寓、托兒設施等。此次在新冠疫情下遠程辦公模式的興起，一些人才選擇離開東京搬家到附近郊縣或交通便利、生活設施齊全的地方城市生活，因此，有地方出現了人口回流迹象，也有些地區出生率有所回升。

但是，胡澎也指出，疫情下東京一些年輕人選擇到外地居住能否成為一個潮流，帶動地方社會的振興，并由此改變東京等大城市人口過分集中現象，仍有待觀察。

另一方面，日本全國的人口外流和居住在日本的外國人口降低給日本社會帶來消極影響。胡澎表示，少子老齡化的一個直接影響便是日本勞動力明顯不足，因此，日本要保證其經濟發展，引進外國勞動力或許是一條出路。

新冠疫情有所緩和後，日本人口外流或能有所緩解，但《東洋經濟周刊》報道也指出，後續引進外國勞動力也需要日本國民對國家現狀的理解和共識，才能穩步推進。

少子老齡化将是日本和世界上很多國家都要面臨的長期趨勢。胡澎表示，針對老齡化，日本提出了很多政策和措施，如長期護理保險、多元化的養老模式、嵌入社區的小規模多功能養老機構等。

而針對少子化，日本政府和民間在解決育兒家庭困難、獎勵生育、對托育提供支持等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和嘗試。日本民間組織開展的各種“相親活動”，也為年輕人的交往創造了機會。胡澎認為，這些措施都值得我們借鑒。

新京報記者 侯吳婷

編輯 張磊 校對 李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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