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轲刺秦，想以一己之力力挽狂瀾拯救燕國，奈何秦王也不是等閑之人，荊轲在最後一步失敗讓人歎息，但荊轲的勇氣讓人佩服，特别那種是視死如歸不屈的精神，可謂是傳統文化中的“義士精神”，但荊轲并不是曆史上第一個義士，曆史上的“士”從何而來？

義士精神給我們留下了震撼和感動，但身有“義士精神”之人，難道就是士？

司馬遷的《史記．伯夷列傳》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商朝的孤竹國君有兩個兒子，分别是兄長伯夷和弟弟叔齊。自古以來曆史都是立長子，但是國君卻喜歡小兒子，于是就立叔齊當了繼承人。

孤竹國君死後叔齊不肯坐國君之位，希望自己的哥哥讓位。但是他的哥哥伯夷說這是父命，于是選擇逃走。叔齊覺得自己做君主有失大義，于是也跟着哥哥逃走了。

這兩兄弟逃出孤竹國以後，聽說西伯姬昌是一位賢君，于是決定到西岐生活。但是他們到了西岐的周部落，周文王姬昌已經去世。

此時周武王繼承了父親的王位，準備發兵讨伐商纣王，他們得知這個消息後，趕快上前進谏，對周武王說：“您的父親才去世不久，就立刻起兵打仗，這是孝道嗎？您是商朝的臣子，卻起兵攻打纣王，這是仁義之道嗎？”

周武王身邊的士兵聽到以後非常生氣，沖上去要殺了兄弟二人，姜太公阻止了周圍的士兵，然後說：“他們都是義士！”兩人聽了揚長而去。後來周武王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他們覺得吃周朝的糧食是一種恥辱，于是就在洛陽的首陽山尋找野菜吃，不久後雙雙餓死。

這是在《史記》中記載有關“士”的最早記錄，如果我們将故事進行剖析，會發現義和士之間的關系。

他們感歎以暴制暴的悲哀，喜歡清新淡雅的祥和，這也造成儒家非常推崇伯夷和叔齊，孔子在《論語》中多次提到這兄弟二人，說他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伯夷叔齊互相讓國是仁的行為，其實這裡隐隐體現了孔子的一種政治理想，孔子深知世襲君主的缺陷，兒子的能力可能遠遠低于父親，那麼像堯、舜一樣的禅讓制，不失為一種完美的權力轉移模式。隻是孔子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自我道德的修行上，對政治制度的設計顯得很淡漠。

從奴隸制到封建制度，隻有一種禅讓制的參考模式，沒有給孔子提供其他擴大想象力的素材。因此“讓國”除了在個人行為上是仁的表現外，在政治上的仁更是孔子所贊譽的。

不食周粟以至于餓死首陽山是義的表現，這是一種不屈的人格，無論面對什麼樣的環境，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低眉折腰地以求生存，這是義土的行為，同時也是孔子贊歎的。

這種人生價值觀成為後來知識分子的内在要求，陶淵明的“不為五鬥米折腰”，更是打造了一個獨特的精神家園。孔子曾給士下了定義:“士志于道”，也就是有理想有大義者才被稱為“士”。

春秋戰國是義士縱橫天下的黃金時代，很多義士都在各君國中做門客，齊國的孟嘗君、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是門下士者最多的四位人物。他們動辄收養數千人，而且這些人都不是為了滿足口足之欲當門客，更多的是人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

縱觀曆史當中，在這個時期湧現出衆多能人志士，知識和能力有了一定的地位，士者幫助國君解決問題，而士者獲得尊重和地位，這是最早的“知識”置換，在此情形下，很多國君為了能夠得到士者的幫助，甚至免去了君臣之禮。

如秦王對範唯，“敬執賓主之禮”；梁王對鄒更是在城門外迎接，“适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魏公子信陵君屈身拜請侯赢、毛公、薛公也是人所熟知的禮賢下土的典型。

在謀略和知識面前，君臣的關系降到次要地位，士者的地位不斷提高，在此之下出現了“士”者變得高傲起來，這是這段曆史士者必然經曆的過程。

不屈，仁義，高傲，這是“士”在曆史初期最為直觀的表現，當曆史不斷發展，在秦始皇一統天下後，士者的地位又發生了變化。

郡縣制和中央集權的建立，徹底改變了士的作用，君主不再注重于外部的鬥争，而是拼命加強一家一姓的政權鞏固，士不再具有施展才能的空間。

從帝王角度的立場上考慮，有才能的士為我所用尚可，一旦不能為我所用就變成了對政權的威脅，這種隻能為帝王服務的狹隘空間，極大的限制了士的發展。因此從秦漢開始，士的内涵發生了變化，這個時期主要活動的是名士和方士，名士注重内心道德的修養，方士則把希望寄托在成仙上。

到了魏晉時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影響，士的稱謂被一些家族所把持，成為進身之階，漸漸形成士族勢力，士的含義已經完全扭曲。

“士”的出現推動了曆史的進步，正是因為在諸多“士”的影響下，秦國才能夠一統六國，從單個人為“士”到後來的“士族”，也是曆史改變了士的表象，但士的内在還是寄希望于實現自我價值，“士”在曆史上所發揮的作用不可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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