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偉大取決于《三吏》《三别》嗎？

有一種論調，大意是杜甫的偉大取決于《三吏》《三别》，因為它們寫出了底層人民在安史之亂中的悲慘。這大約是受以前初高中教科書的荼毒，是文藝為政治服務的一個潛藏的表達。好像隻有寫人民悲慘的詩篇，才是偉大的詩篇。這種審美觀的本質便是：為人的文學高于為己的文學，表衆情的文學高于表個體的文學。這種思想的源頭由來已久，是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代表述。

按照杜甫的偉大取決于《三吏》《三别》的邏輯，那麼中國第一詩人的桂冠，不會落到杜甫頭上。第一詩人會是白居易。因為白居易的此類詩篇，明顯比杜甫多，也未必差。

白居易《與元九書》“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于貫穿古今，覙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尚如此，況不迨杜者乎？”

按照白居易的“主題決定藝術論”，杜甫社會性的詩篇，都嫌棄太少，隻知道驚天動地求仙喝酒的李白，就更不足道了。在白居易這裡，文章的社會性壓倒了個人性，時事性壓倒了永恒性，功用性壓倒無用性，道德性壓倒了美學性。在審美水平上，白居易和“争奈微之識珷玞”的元稹是差不多的。

一般人知道現實中重集體輕個人的危害，但是卻對文藝上的重集體輕個人觀，卻大加贊揚，以為是心懷天下，沉醉在刻奇的美學中。對于着重個體表達的詩人，則嘲諷為隻會風花雪月。

《三吏》《三别》，在杜甫集中實屬一般。有人認為比《秋興八首》還要好，此等審美，隻能讓人噴飯了。在五古中，自然無法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抗衡。在篇幅相似的詩篇中，也不如《羌村三首》。

為什麼？因為《三吏》《三别》，作者不是親曆者，隻是見證者。一個人縱使再仁心，也無法完全深刻體味别人的悲哀。每個人都被鎖在自己的身體孤島之中，即使是老杜。《三吏》《三别》更接近新聞報道，史學價值高于文學價值，現實價值高于審美價值。《新安吏》中出現“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這種很官僚主義的表述，不是沒有土壤的。當時的唐政府軍就真那麼好嗎？郭子儀對待士兵真的如父兄嗎？夠年齡的話，杜甫會不會讓自己的兒子也去當兵？

《羌村三首》《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則不同，杜甫是真正在寫自己滴血的靈魂，是真正的靈魂與時事打成一片，是悲慘的曆史下的悲慘的靈魂。《三吏》《三别》更多的隻是在寫時事，是悲慘的曆史下悲慘的事件。悲慘的事件，不等于悲慘的靈魂，也不等于悲劇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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