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精神和物質上可以尋找一個去處，在那裡躲避、閑坐，在那裡守住自我。

　　“清寂”是王維詩境的顯著标識。此為内容，更為風格和神韻，三者缺一不可。當然并非所有作品全是如此，我們通常隻論其代表作、成熟期的主要作品。也許這種“清寂”的風格氣質在早期作品中較淡，但實際上那個時候已經開始展露。在他積極進取的青春時節，傳統儒家少年青年的形象中，仍然有不同于他人的元素。比如他出使河西，沿途寫下許多以雄健著稱的邊塞詩，與盛唐李颀、王昌齡、王之渙、高适、岑參等邊塞詩人的作品即大異其趣。“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使至塞上》）安靜寂寥壯美，如東坡所說“詩中有畫”。這種雄渾感受不是源于主觀沖蕩之氣，而更多是極冷靜的客觀描摹。創造主體的那種能量，大緻是隐藏起來的。有人說他“詩亦太澹”（清·黃培芳《唐賢三昧集箋注》。所以看他早期或後來某些區别于清寂之作時，需要做細緻的分析。

　　王維許多具體或強烈地展現社會内容的詩作，也大抵有這種客觀冷靜的性質，這與李白、杜甫、韓愈、杜牧等人區别很大。這種風格源于生命品質，也有信仰影響導緻的因素。在王維這裡，外在之物，無論是風物還是生活細節，比一般視角要獨立和超然許多。這種特征發展到後來，就更加走到了極端。到了辋川時期，已經表現出不可逆轉的大勢。“檀栾映空曲，青翠漾漣漪。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辋川集·斤竹嶺》）“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立，相見語依依。即此羨閑逸，怅然歌《式微》。”（《渭川田家》）

　　詩人在詩文中将自己、将個體減弱到最小，殊為不易。由此可見“平淡”需要一種極端之力，有時候可以是深入和博大之後的簡約，也可以是其他。淺淺一層為表，如果要反映根本之簡約，卻需要質的改變，這才是最難的。王維的詩有一部分傑作，确為深入之後的“淺淡”。“淺淡”隻是一種表象，而不是内質，其中蘊含了無數消化：消化了激越，消化了不平。可以說，這是消化了複雜的社會和人生内容之後的一種距離感與壓縮性。其淺淡的表面，一經撫摸就會感知内在的不安的律動，按撫之下，似乎有“突突”的跳動，這是難以掩飾的。這種無意掩飾中所體現出來的生命深層的驚懼不安和沖動，這種激越的韻律，才是最終打動我們的原因。比如他的“紅豆生南國”，他的“此物最相思”，這種冷靜述說不令人怦然心動嗎？沒有激烈呼叫，沒有纏綿傾訴，隻是言說“紅豆”，指認和比賦，卻讓人感覺到愛的濃縮，那樣一種省略之後的生命厚度。有記憶而不言、有故事而不述的節制與安詳，的确非同凡響。

　　王維詩作距離物質較遠，是站在一旁的打量和欣賞，也就有了“清寂”之“清”。原來這是清心寡欲之境，是入禅之境。有時候他也打破這個距離，暫時陷入景物之中，但卻仍舊是一種忘我無我之境。如《辛夷塢》一詩，狀描木蘭花于幽谷深澗之中獨自綻放與凋謝，“我”之情感澹然靜寂，不參與，無熱度。讀者和作者一起冷靜地觀賞品味，在無聲的落英缤紛中似有所悟，這就叫“清寂”。而陶淵明對于物質、對于風景，享用之時的品咂之聲似可聽聞，他離不開這種生活的溫度，離不開這種黏稠。

　　生活包含了各種東西，“熱情”不是一味讓人快慰，有時還是煩惱和痛苦，是變形變相變異的“熱情”，是包圍人生的一種氣氛。人離開了這種氣氛，忘掉外物，獨有自我，将自己隔離于生活之外，無論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這一點，都是極難的。就像煉丹需要火候，而火候極難掌控。生活是一個大丹爐，它煉出萬事萬物，煉出了人，煉出了人性。有人恐懼這種冶煉，也有人熱衷于這種冶煉，它們或者是不自覺中發生的。人在精神和物質上可以尋找一個去處，在那裡躲避、閑坐，在那裡守住自我，這需要一種特别強大的意志力。而這種意志力的實現則需要許多條件，滿足了這些條件才可以抵達這種境界。

　　王維以個體生命的全部能力來構成這些條件，他似乎做到了。（張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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