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低顱和闊面相結合為主要特色的北亞（西伯利亞）蒙古人種因素，在匈奴、鮮卑和契丹這3個古代遊牧民族的種族成分中，占據了很大的比例。但是，在不同的民族中，該體質因素出現的時間、分布的地域以及具體的表現方式，又有所不同。

在匈奴族中，低顱、闊面類型的居民主要分布在其北部人群之中，或許我們可以将其視做北匈奴及其祖先的基本種族性狀。這種類型居民的存在， 在外貝加爾地區應該說是源遠流長的，因為，該地區的新石器時代居民就已經具有相應的體質特征了。盡管前蘇聯的人類學家傑别茨和高赫曼等曾經推斷外貝加爾地區的匈奴，并非該地區前一階段居民的直接後裔，從而認為他們是外來的移民, 但我們覺得外貝加爾匈奴的祖源大概仍然應該在貝加爾湖沿岸及其鄰近地區去尋覓。

在匈奴族的南部人群及其先世的人種構成中體現出一種東亞與北亞蒙古人種相混合的性狀，他們一般具有較高的顱型和略窄的面寬，這可能是由于他們在人種地理分布上長期以來與東亞類型的其他族群相鄰所緻。目前在我國境内已發現的時代最早的1例低顱類型頭骨，出土于東周時期的崞縣窯子墓地（Ml), 或許可以看做是南北匈奴先設之間曾經存在過某種基因交流的證據。

拓跋鮮卑的祖先類型并非低顱性質的居民。假如完工墓地和平洋墓葬的居民确實可以作為早期拓跋部及其先世的代表，那麼，他們所具有的較高而偏長的顱型以及高而闊的面形，主要與東北亞（北極）蒙古人種接近。實際上，這種高顱與闊面相結合的特點，在我國東北地區的古代居民中倒是并不鮮見的，至少在分布于第二松花江流域吉林、長春地區的西團山、騷達溝、邢家店和關馬山等遺址的青銅時代與早期鐵器時代居民中，均可觀察到類似的特征。拓跋鮮卑中的低顱現象隻是在紮赉諾爾、南楊家營子等東漢時期墓葬中才明顯出現，這就不能不使人考慮到匈奴人的影響，當然更為确切地說，應該主要是來自于北匈奴的影響。

根據現有的人種學資料考察，遼代契丹人中的低顱性質與紮贲諾爾、南楊家營子等處的鮮卑人相比有所減弱。這種情況的産生，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遼代契丹人與其他高顱類型的東亞或東北亞蒙古人種居民發生了更多的血緣融合所緻。《遼史•太宗紀》中記載遼太宗耶律德光于會同三年（940年）曾“诏契丹人授漢書者皆從漢儀，聽與漢人婚姻”，在法律上對兩族之間同化、融合的事實予以承認，由此可見，遼代民族間通婚、混雜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另一方面，遼代契丹人中低顱性質較弱的原因，也不能完全排除由于他們在種系淵源上與拓跋鮮卑有别所緻的可能性。目前在有關契丹族源問題上，學術界較有代表性的一種意見是認為：她與庫莫奚同為鮮卑宇文部的一支，而宇文鮮卑的主體部分卻來自于匈奴。據《北史•匈奴宇文莫槐傳》記載，“匈奴宇文莫槐，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為東部大人，其語言與鮮卑頗異”。如上述史料記載尚且可信，則源出自宇文鮮卑的契丹人與匈奴族，尤其是與南匈奴人，可能存在着某種程度上的種族遺傳學聯系，而南匈奴人及其祖先恰恰如本文前面所叙述的那樣，是一個顱型偏高的人群。

為了更直觀地使讀者了解到本文對匈奴、鮮卑、契丹3族之間人種成分的異同及種系淵源方面所做的分析，筆者根據各有關顱骨組測定數據中顴寬（zy—zy)和煩長高指數（ba-b/g—op)兩項平均值,繪制了圖一作為參考。顴寬值的大小反映了人群面形的寬窄；顱長高指數值的大小反映了人群顱 型的高低。在圖一中，各古代顱骨組大體上可以聚合成4個組群。必須指出的是，該4個組群隻是一種以個别主要體質特征為依據劃分的類别，不能夠絕對地與種族或民族的概念等同看待。

組群Ⅰ反映了一種高顱與闊面相結合的性狀，與以完工、平洋等組為代表的拓跋鮮卑祖先類型的體質特征基本一緻，可能含有較多東北亞蒙古人種的血統。

組群Ⅱ是一個低顱、闊面的集團，主要代表了北匈奴及其先世的種系特點，紮赉諾爾A組和南楊家營子組等含有北匈奴人體質因素的拓跋鮮卑人群，亦納入其中，其主要種系成分應為北亞蒙古人種。

組群Ⅲ的顯著特征是高顱與窄面的結合，以東亞蒙古人種為主體成分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居民是該組群的典型代表，毛慶溝、飲牛溝合并A組亦應歸屬這一組群。

組群Ⅳ是介于上述3個組群之間過渡地位的另一個類群，表現出更為複雜的混血性質，以大通匈奴組和崞縣窯子組為代表的南匈奴人及其先世中的一部分群體，可能屬于該類型的居民。此外，山嘴子組所代表的遼代契丹人亦可劃歸這一組群，這一分類結果與文獻史料中有關契丹族源的記載大抵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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